从共青团到中共地下工作
1926年，黄慕兰24岁的黄慕兰毅然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成为这一代先进青年中的一员。当时的黄慕兰家境优渥，有谁能想到，她会弃绝安稳生活，投身到那个充满未知和险恶的革命洪流之中？也许正是因为青年时期广泛接触进步思想，接连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黄慕兰才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征程。
进入党组织后，黄慕兰的才华与干练迅速显露出来。她勤勉地参与党组织的宣传工作，既负责物资流转，也承担对党员进行理论教育的任务。不久后，黄慕兰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党内领导的关注，特别是《民国日报》的主编宛希俨对这位聪慧独立的女子颇有深刻印象。
1927年，这位意气风发的女共产党员迎来了人生重要的一天。“三八节”当天，黄慕兰和宛希俨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在婚后的短暂和平时光中，他们的感情快速加深，但紧接着，国共两党的分裂却将这对年轻夫妇迅速推向了风暴的中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共产党员陷入血腥屠杀之中，黄慕兰与宛希俨也不得不从公开身份转换为彻底的地下工作者。
1927年底，黄慕兰与宛希俨一同被调往江西，开始更直接的地下工作。他们接到的任务是协助江西省委组织工作与革新情报系统。黄慕兰的职责明确而实际——成为江西省委秘书兼机要交通员。这个职位意味着她需要比其他人更晚入睡、更早起床，协助省委书记陈潭秋处理要务，同时承担与各地党组织信息传递的关键角色。
面对新的岗位，黄慕兰开始接受陈潭秋的指导。在他的帮助下，黄慕兰学会了如何显得不动声色地完成机密任务。为了防止文件被搜查发现，他们用米汤在圣经上密写信息，普通人难以察觉的信件内容却成为地下党联络的关键手段；与接头人会面时，则需学会辨识暗号和细节，比如对方扣了几下门，或者有什么不经意的动作。
此时的黄慕兰，肚子已经悄然隆起，但她对外掩饰得极为得体，外人很难发觉这是一位即将分娩的女性。1928年初，她的孩子顺利出生。仅仅三天后，还未从生产的疲惫中恢复的她，就必须告别新生的孩子和自己短暂的“家庭时光”，因为宛希俨接到了被调往赣西南的命令，准备前去指导一线的土地革命事务。四个月后，厄运不期而至，宛希俨在激烈的斗争中不幸牺牲，留下年仅24岁的黄慕兰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
面对丧夫之痛，黄慕兰没有崩溃，甚至没有时间去痛哭失声。她必须挺住，为未出生的孩子，也为了牺牲的丈夫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继续担任江西省委的机要秘书和交通员，她日夜处理文件，装扮成普通妇女出入大街小巷搜集和送递情报。
中央特科的重要一员
1928年12月，随着党组织的一纸调令，黄慕兰的革命旅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她被派往上海，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所在地，也是全国地下党斗争的中枢。
到达上海后，黄慕兰接到了新的任命：担任中央委员会的机要秘书，同时还兼任机要交通员，正式加入中央特科。这是一个极端重要、也极为敏感的部门，肩负着党的高层情报传递、安全保障和地下工作网络的建设。在中央特科，黄慕兰遇到了许多重量级的革命人物，如周恩来、李强等。在他们的带领下，黄慕兰逐步适应了全新的工作形态，
黄慕兰作为机要秘书，她需要负责将党中央的重要文件送达到各级党组织，并确保每一份情报的绝对安全；作为机要交通员，她频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地下交通员接头，工作往往涉及与敌人眼皮底下周旋。
1929年，在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工作中，黄慕兰迎来了一段短暂的幸福。这一年，经周恩来批准，她嫁给了中共中央委员贺昌。贺昌比她年长6岁，是一位经验丰富、有理想信念的优秀共产党员，也是黄慕兰工作中的伙伴和精神上的依靠。很快，随着中共斗争形势的加剧，贺昌主动申请前往苏区参与武装斗争。
1935年，贺昌在游击战争中牺牲，时年仅29岁。当噩耗传来，黄慕兰内心的痛楚无从言说。她并没有因个人的悲恸而停下革命的脚步。在上海的情报战线上，她继续以一颗坚定的心和敏锐的头脑默默奋斗。
顾顺章叛变
1931年春天，原本已经极其紧张的中共地下工作因为顾顺章的叛变而陷入了空前危机。这位曾经深受信任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变节后，迅速将大量秘密情报出卖给国民党特务机关。一夜之间，中共北平多处地下联络点被破获，许多党员和情报网络遭受重创，形势极为险峻。
更令人担忧的是，顾顺章是直接向周恩来汇报的下属，对周恩来及其负责的高层党务了如指掌。如果他进一步将相关细节泄露给国民党特务部门，周恩来的身份与藏身地点将不再安全。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迅速做出应对，带着部分留在上海的中央人员紧急撤离，但当时特务机关的搜捕网络已经全面铺开，形势依旧危机四伏。
与周恩来同时承受压力的，还有冒险留下的黄慕兰。为了帮助中共中央渡过难关，她选择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承担了极大的风险。黄慕兰知道，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党组织的行动空间大幅缩小，但她还是决定以公开身份掩护地下工作员的救援工作。
事发后不久，黄慕兰接到指示前往上海法租界，联系法界律师陈志皋。陈志皋是她此前从敌人手中营救关向应和曹炳生时的关键人物，这位身处租界的律师与国民党内部一些高层保持着密切关系，熟知敌方的某些内部动向，同时也是一个在各方势力间游走的人物。黄慕兰的任务是通过他打探并确认当前特务机关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希望能从蛛丝马迹中找到拯救中共领导人的关键信息。
会面结束后，她并未立即离开法租界，而是转向了另一个目的地。在救出关向应与曹炳生之前，她曾与他们多次在秘密场所接触并提供后续协助，此刻她正打算再次见到两人。
黄慕兰递情报，救周恩来脱险
在谈话中，黄慕兰询问了他们从被捕到获救的细节，尽力从中寻找可能的漏洞或敌方的行动规律。这时，曹炳生突然提到了一件诡异的事情：“那天夜里，我记得他们抓来一个人，是个国民党。个子很高，大概50多岁，听他的口音像湖北人。”曹炳生声音压得很低，但眼神中流露出那晚的场景让他印象深刻。“他看起来受到了特别的保护，和我们这些普通犯人不太一样，还一直被单独带走。”
不久后，黄慕兰结束了会谈，回到住所后第一时间拨通了潘汉年的电话。她快速地将曹炳生的描述详细告知了他，并叮嘱潘汉年立刻转告给周恩来。潘汉年接到电话后立即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不敢有任何耽误。他飞快地跑向周恩来的住所，不顾疲惫地敲开门，将黄慕兰暗中获取的情报告知了周恩来。
周恩来接到这份情报后，迅速派出中共地下特科的人员进行秘密核查，尤其对这个“高个子湖北人”的身份展开了深入调查。结果很快被证实，中共中央特科的一名高层干部，曾任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向忠发，已经变节投敌。
在得知向忠发出卖中共后，周恩来立即制定了撤离计划，当国民党特务冲进住所时，屋内早已空无一人，等待他们的只有一片宁静的室内摆设。
新中国成立后，黄慕兰继续为党工作，积累了更多为人民服务的成果。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政治风云变幻，不曾放过这位身经百战的革命者。1955年，因卷入潘汉年案，她被错误地指认为“反党分子”，并被捕入狱。没有确凿的证据，也没有公正的程序，她被关押长达17年。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政治氛围开始逐渐转向，冤案大多得到了重新审视。毛主席亲自签署特赦令，黄慕兰终于迎来了久违的自由。在漫长的苦难之后，她未曾发出一句怨言，而是继续以恬静的姿态接受新的生活。1980年，黄慕兰的冤案终于正式昭雪，她那份忠贞与坚强也得到了正义的承认。这一年，她被任命为上海市政府参事，为党的事业继续贡献智慧。
参考资料：[1]朱殷.《上海妇女》杂志封面:见证巾帼英雄黄慕兰的奔走足迹[J].湘潮,2024(8):41-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