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曾在无锡西仓镇鸿西小学任教的一个教书先生,名叫徐枕亚,热衷于旧体爱情诗的写作,那个时期,他刚好新近丧偶,天天在教书之余,没有太多的事情,就忧郁之中写出连载小说《玉梨魂》,后与友人及胞兄在上海一家叫《民权报》任编辑,就将撰此小说,每天一段,刊布于该报文艺副刊,没有想到的是,此小说一经刊登,一鸣惊人报纸的销量也噌噌往上涨。
徐枕亚
该小说一连载完,已经在上海、北京等一些大城市引发轰动,尤其是大量的女性读者,读得津津有味。在晚清民国时期,没有电视、更没有网络,闺阁中妇女大都只读《红楼梦》、《西厢记》,后来有了报纸,恰好他的这小说是现代色彩的爱情小说,有写西装革履,旗袍洋车,偷情私奔之类,反正老瓶装新酒,但一些城市的闺阁女郎看了之后,写得十分哀艳动人,情节也曲折多变。
当时,看完徐枕亚《玉梨魂》小说反应最强烈的一个人,便有清朝末代状元刘春霖的女儿刘沅颖,她寓居北京,在深闺中读得《玉梨魂》,看了一遍又一遍,深深为小说中的情节所打动。
因为在那个年代,徐枕亚的老家常熟地处上海、苏州、无锡商业兼享乐城市的三角中心,田园的风光与软性的文化受到市民阶层所欢迎。所谓天地灵秀之气独钟于香闺佳话,所谓贤媛淑女名妓才人美丽温柔风流倜傥,种种令小市民饭后闲话齿颊留芳的新旧故事,构成鸳鸯蝴蝶派小说形式的框架。
这刘沅颖小姐当时年方年过20,待字闺中。从小喜爱翰墨,自视甚高,及笄之年,一般豪门子弟托媒提亲,都不在沅颖的眼里。
虽然这时刘春霖这个末代状元已经过时,但中国的传统崇尚状元,包括现在也是如此,他写得一手好书法,就以卖字为生。当时社会上有一个风尚,以得到状元、榜眼、探花和传胪的墨宝,组成四屏条,作为一种荣耀。状元公的书法是四屏条之首,求者纷纷,以至应接不暇,生活倒是相当的宽裕。
民国成立,刘春霖一度作过总统府内史秘书,后来退而家居,绝意仕途,刘春霖自称“第一人中最后人”,没有显赫官位的刘家,早已门前冷落车马稀,可是刘春霖依然自恃门第,讲究个门当户对,所以,他的女儿就这样高不就低不配的,一直没能嫁人。
刘沅颖自从喜欢《玉梨魂》,没多久,她又读到了徐枕亚的《悼亡词》,凄婉动人,典雅流畅,沅颖小姐顿生爱慕之心。她想能够写出如此绝妙好辞的作者,一定是位千古少有的风流才子,有朝一日与他共语于一室,互诉衷肠,这一生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朝思暮想,沅颖终于萌发了与枕亚鱼雁传情的大胆行动。
她由醉心作品而钦慕作者,由与作者通信到恹恹成病。想到要嫁给他还是不可能,便一度得了想思病,这时,刘春霖发觉女儿有些蹊跷,就问为什么。刘沅颖遂在枕边取出《玉梨魂》给父亲看。状元郎从没读过这类书本子,只翻了几页就拍案叫绝说:“不图世间还有如此才子!”于是托人替女儿做媒,不久徐枕亚就入赘刘府,只有20多岁的刘沅颖和年龄相差十多岁的他成就一段姻缘。
徐枕亚没有想到,自己写个小说得到了状元公女儿的青睐,真喜得是一蹦三尺高,一时之间,当年京、沪两地的报纸上以“状元小姐下嫁记”为题,争相报道,传为佳话。
徐枕亚做了状元公的女婿后,伉俪情深,红袖添香,创作情思喷涌不绝,既创办清华书局,又编《小说丛报》,还用同一题材,写成《玉梨魂》的续本《雪鸿泪史》,销路竟然不亚于前书。但好景不长,徐枕亚的母亲是个古板凶暴的封建女人,经常虐待状元女儿刘氏,再加上徐枕亚又常年在上海工作,家中婆媳关系无法调和,刘氏不久就郁郁病死。
从此,徐枕亚借酒浇愁,不再有写作兴趣了。1934年,上海民兴舞台排演《玉梨魂》,徐枕亚观后作了《情天劫后诗六首》,含泪咽悲,至为情深:“不是著书空造孽,误人误己自疑猜,忽然再见如花影,泪眼双枯不敢开。我生常戴奈何天,死别悠悠已四年,毕竟殉情浑说谎,只今无以慰重泉。今朝都到眼前来,不会泉台会舞台。人世凄凉犹有我,可怜玉骨早成灰!一番惨剧又开场,痛忆当年合断肠,如听马嵬坡下鬼,一声声骂李三郎。电光一瞥可怜春,雾鬓风鬟幻似真,仔细认来犹仿佛,不知身是剧中人。旧境当前若可寻,层层节节痛余心,梦圆一幕能如愿,我愧偷生直到今。”
1937年11月,日本鬼子攻占常熟后,徐枕亚抱病逃难至常熟杨园乡下,当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