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春，本名王汝仁，乳名仁娃子。1884年生于四川平昌（原巴州江口镇）长垭一户农民家中。父亲早亡，母亲杨氏是个跛子。王三春自幼读书，记忆力很强，一年读完“四书”还念了很多小本书籍。父亲死后，他无力再读，便跟着母亲种地操持家务。王三春从小性情倔强好胜，母亲身残又管教无方；又处在疮痍满目、世俗糜烂、奸掠抄杀、民不聊生的乱世，使其个性更加怪癖。
1904年，王三春20岁时成了家，妻杨氏系农家妇女，老实本分。王三春此时还无他想，仅仅是为吃饱饭而筹谋。但当时世道，弱肉强食，虎狼当道，哪里有他们这样的孤儿寡母生存的余地。不久，他因争田地和山林树木与族长王宗林斗殴。王宗林能文能武，口蜜腹剑，为一族之长，又恶霸一方，敲诈勒索，霸田霸产，无人敢说半个不字，王三春偏不吃这一套，挺起胸膛，公开与王宗林骂嘴打架、提刀动武。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官府控告！”王三春说：“在这个世道，与其求官，不如求我自己下个狠心。”事过不久，他和蓑衣匠王汝友一起走了。走之前他把王宗林的一间茅草房放火烧了，边烧边鼓起一双铜铃大的红眼睛，说道：“这是放火，老子十年后回来还要杀人呢！”说罢上了巴山，进了老林。
王三春上巴山，一路赌钱吃烟，交朋结友，聚集了不少伙计，于是商量决定弄枪造反，当草头王。他和王汝友等数十个伙计们，为了获得枪支，经常埋伏在密林中观察行人，以便相机行事。有一天忽遇土匪罗玉成的几个兄弟迎面走来，王三春等看清以后，每个人拿根棒子，乘其不备，一拥而上，把几个零散土匪打倒在地，然后劫枪而走。
但几支枪是成不了大气候的。他们东奔西走，又得知土兴场的民团有枪50多支，于是采取深夜“以大火炮为枪”的疑兵之计，在这个小村的两头接连放了几颗大炮之后，王三春站在街头，几声口哨一吹，然后大声吼道：“兄弟们，不要先动武，我先去与团总交涉再说。”这话是说给团总听的。团总原先以为自己势力强大，可一听火炮声，也惊恐万分。当听说有人来“交涉”，真是求之不得，立即出面，愿意和平解决，便全部交枪，以图保全性命。于是王三春兵不血刃，获得50多支枪。
1914年起，王三春就在大小通河及大巴山一带山区，坐青山，把坳口，掌红吃黑，坐地拉肥。这时他还主张“打富济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抢富不抢贫，抢远不抢近”。他常说：“饿死的老虎不吃子；兔子不吃窝边草。”
王三春在大巴山流落几年，发现通江小河的朱、陈二坝盛产银耳，遂想把通江银耳全部吞噬口中，数次与巴中军阀郑启和争利，但终因力量单薄不得不转移到陕南镇巴一带。1929年，王三春来到陕南镇巴渔渡坝，抢了镇巴南区区长王应钦的几十支枪。至此，他已有200多支枪，五六百人，并和势力相当的土匪陈德三互相勾结。
1929年，四川军阀刘存厚垂涎陕南，派其部下廖雨辰到镇巴争抢防地。王三春见廖势力强大，主动让开。1930年，廖雨辰被冯玉祥、王志远等部队打垮后，已接受陕军招安的土匪陈德三回到镇巴驻守。不久，王三春聚集千余人马，将陈赶走，从此他就坐镇镇巴，收罗旧部，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设税局统一税收，自收自支不上交；设铜元局、制币厂，实行财政独立；并设立军械处，修造枪支弹药。据老年人回忆，王三春印的票子是布质石印的，印得很好。他造的铜元比一般铜元小，边上印有“陕西省镇巴县”等字样，中间有圆圈，里面有个五角星，当时流通很广。
王三春稳定镇巴后，一面招兵买马，一面认真操练，大有蓄积力量，坐地称王之势。《西北文化日报》1932年4月19日三版报道：“镇巴王三春前用计诱捕之匪首罗玉成，被赵寿山司令以罗匪恶贯满盈，民众切齿为由，派员提押来汉，日后可将明正典型。”赵寿山时任三十八军旅长兼西乡警备司令。不久，王三春即接受三十八军招安，并被委任为陕边游击司令，驻防镇巴。此时，王三春势力发展到鼎盛时期，有4个团的编制，5000余人。
王三春接受陕军收编之时，正是红四方面军入川前夕。1933年9月下旬，红军与王三春相遇于黑虎山等地，王不敢交战退走。10月，红军向东推进，迅速拿下宣汉、达县等城市。刘存厚的三路司令廖雨辰深感大势已去，于10月17日逃出万源县境，使万源县城成为空城。王三春闻讯，于18日从平乐、延厂等地出发，一夜之间进兵万源，意图据为己有。红军闻讯，21日派兵入城。发动群众，发布安民告示。王三春见势，未敢轻举妄动，一夜之间，又急奔大竹河。当时红军主力已经东进，对付刘湘、王陵基的六路围攻，没有对王采取行动。王在大竹河稍事停留，即派人到城口逼走刘存厚委任的邓占荣知事兼司令。10月31日将人马辎重全部移驻城口和大竹河等地，并极力避免与红军作战。红军亦未穷追猛击。彼此相安无事，先后将近半年。
有一天，王三春警卫连长王普益打的旗子忽然倒了，按土匪规定，倒旗就要杀人。于是王三春命令部下，在村里抓来一个老乡杀了，然后才把旗子升起来。
又有一次，王三春与王普益一起饮酒取乐，王三春说：“有猜拳饮酒，吃菜饮酒，你见过杀人饮酒么？”王普益说：“没见过。”王三春说：“我叫你见见。”于是命令左右杀一个人，然后哈哈大笑地饮酒。
有一年，王三春把宁强县陈百万的女儿抓来了，要陈百万办500条枪、3000银元、1500套军服来赎取女儿。等陈百万办齐来取人时，陈的女儿已被埋在官山很久了。
还有一次，他抓着了刘财东的女儿，要她陪睡。一月之后，刘女开玩笑说：“你们这些‘棒老二’硬是不讲道理哟！”王听到这话，一刀将刘杀了。
他坐镇镇巴时，对于其他土匪是毫不容情的。他想出了一个惩治土匪的刑罚，叫“坐桩”。就是把一根端正的小树腰折后，把树桩削得尖尖的，然后把土匪剥光衣服，把尖桩对准肛门，用力插进人的五脏六腑。人们当时无不害怕此种非刑。
王三春住城口时，共有4个团。一团团长苟伯当，二团团长王和清，三团团长辜伦章，四团团长邓芝芳。邓芝芳是他第三房妻子，很能作战，会使双枪。二团团长王和清经常在外打仗，疲惫不堪，有天晚上回家入睡后，突遇炊事员把煤油桶打倒在地而且着了火。王的妻子惊醒，三次叫王和清起床逃跑，但王沉睡不起，反而大发脾气说：“再来打扰，我枪毙你。”是时火已封门，王的妻子痛哭不已，不忍独自一个逃走，转身又倒卧床上，搂抱着王和清，同时让火烧死。
苟伯当团的战斗力很强，军队的纪律也较好。他在城口时，常给老百姓打招呼：“你们的姑娘、大姐少出来为好，我们的部队有些人不讲理，出了事情不好办。”驻高头坝的一个连长，因为强奸民女被告发了，苟伯当下令在城口河坝枪决了那个连长。
苟伯当与地下党的陈仁三相处很好，据王三春女儿王金兰回忆说：“王三春在城口，成都刘湘通知他去领枪支弹药，他派了600人到成都，由苟团长带队。苟在返回途中和红军联络上了，然后给王三春写信，劝他与红军合作。后因暴露机密，被刘湘知道了，就派兵打王三春。王三春只得从城口退到湖北，转而又到陕西。”
1933年冬，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对红四方面军所在的川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
1934年1月22日，刘湘、王陵基委任陈厚坤为四川“剿总”；委任王三春为第一纵队队长，意欲笼络人心。2月1日，陈厚坤调王三春部同行，从城口经万源东部固军坝方向，向万源县城进攻。5月4日，陈、王等配合万源地方反动民团曾一度攻下万源县城，向望星关、关坝方向推进，骚扰红军后方。
红军出于通江方面战事紧急，以调虎离山计，摆出越巫溪、过万县与贺龙部会合的架势。7月中旬，王三春、王会文等为了保全城口，迂回返回，与红三十三军激战于冉家坝。正激战中，王三春背后忽然开来刘湘部范华聪旅和佟、杨二团，正好把王三春夹在红军与范军中间。
此时王三春发觉刘湘借刀杀人，想借红军之手消灭他的实力，以收“渔人之利”。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从各方面获得情报，立即指示红三十三军政治部做王三春的工作，争取王三春不战不和，就地驻守持中立态度。红三十三军政治部得令，派政工人员魏传统与王三春代表进行密谈，后来达成协议，彼此互通有无，红军给王三春菜油、草帽等物，王三春送来了一些驳壳枪和子弹。
此后一段时间，红军在城口方面战事基本停止，未发生过大的战斗，但王三春等匪性难改，不愿投向革命营垒中来，终于被国民党消灭了。
王三春和红军的关系，很快被刘湘知道了。1934年10月下旬，刘湘在“六路围攻”遭到惨败后，就下令川陕军团围剿王三春。11月10日，王从城口向陕西方向撤退，到大界岭又被陕军击败。12月11日撤回城口，又向巫溪前进。在此期间，王三春以3000之众，在巫溪与刘湘军队和民团激战20余日。
1934年12月17日《新蜀报》以“王三春在巫溪与军团激战”为题报道：王三春到巫溪后，与刘焕章、齐明德、方海全等土匪合股。驻万刘湘部队于9月到达，进行分剿。1934年12月31日《新蜀报》又以“巫溪匪肃清，刘焕章投降，王三春残部溃退陕鄂”为题报道：“目前汤家坝股匪刘焕章、王三春等遭痛剿后，刘有人枪千余，听候招编，王部七八百人，分散行动，现又窜鄂陕境内，溃不成军。”
此时王三春的主力团长苟伯当，接受了刘湘收编，脱离了王。王三春逃到湖北竹溪县向坝场后，将两个女儿寄养在竹溪一个姓范的保长家里，又收罗残部，带领妻妾向陕南转移。1935年3月20日《新蜀报》报道：王三春匪部退三元坝，此时犹有700余人，400条枪。19日已抵长田坝。
三元坝和长田坝等地，均在陕西镇巴之南。王回老巢，四处进行活动，又养成羽翼。1936年3月，他返回镇巴攻打县城。时镇巴县城有保安队，人枪各四五百，由杨均率领。县长马志昆命令群众守城，并宣誓：“决心与城共存亡。”王三春人仅1000，枪约300支。但他虚张声势，号称3000人马，给城里人写信道：“我们把马志昆、同瑜生二人之妻和黄一甲母子捉住，开城则放，否则攻城杀人。”此信本来是虚张声势的，王三春找人送去，随即打算退兵。哪知马志昆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胆小如鼠，接到王三春的信，生怕别人暗算，带起两个中队人马悄悄走了。王三春正要退兵，但又发现马志昆逃跑了，于是马上折身转回，拼命攻城。将城攻下后，怒气大发，一把火把县城烧个精光。
蒋介石得此消息后，急派十九路军李纪南部将王赶走。王在川陕边境，人地两熟，时东时西。1937年春节，王派部下数十人伪装乞丐，在靠近镇巴的四川万源县城侦察情况。1月12日，数百名匪徒从四面八方拥进县城，抢枪100多支。
王三春重回镇巴后，奸掠烧杀故态复萌，群众恨之入骨，王见失去民心，不得已率部东下安康。到安康后，国民党命令已经接受收编的苟伯当团从四川去招编王的队伍，王仍坚持“受调不受编”的原则，不愿投降。王三春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他既不愿投降，受编于国民党集团，又不愿意投身到革命阵营，企图逃离其间，保持自己的独立王国，但这种如意打算是不可能成立的。
正在这个关口，王三春的小老婆周云秀与其指挥官田希贞早已勾搭成奸，拼命想摆脱王三春的控制。苟来招编不久，这对露水夫妻立即带领数百人接受了苟的招编，这对王三春是一个沉重打击。他恨不得将周云秀与田希贞活剐，用最残酷的刑罚对他们进行处罚，但已是鞭长莫及，徒叹奈何。在这种不利形势下，王三春被迫从安康渡过汉江，到宁陕、佛坪及秦岭山一带进行活动。不久即遭到国民党一个师的围攻，王匪陷入困境。
1939年上半年，王三春匪部的粮食供给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王三春召集匪徒商议下一步的行动，大家一致认为在当前形势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化整为零，进行分散活动，以图东山再起，王三春也只好同意。
4月上旬的一天，天气已开始变暖，绵绵的春雨也一直下个不停。王三春和他的妻子邓芝芳一商量，决定藏在附近一户姓周的老百姓家里。这户姓周的人家的儿子曾被王三春的部下绑票，因无钱去赎，被杀死在一个山涧里，媳妇被十二名匪徒轮奸，折磨致死。因此，这户人家和王三春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在假意答应王三春夫妇的躲藏要求后，迅速通知了官府。在官府搜查中，王三春令邓芝芳乔装外逃，但她嘴里镶的金牙暴露了她的身份，在1939年4月4日这一天，王三春、邓芝芳双双被捕获。经过半年多的审讯，当年的12月31日经蒋介石批准，王三春被枪决于天水行营。天资聪明、生性倔强，又极其狡猾、残酷的王三春最终没能看到1940年的阳光，这个流窜川陕边境二十余年的恶匪也终于走完了他的生命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