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最初杨秀清是很注意这个“度”的：打洪秀全屁股后两天，他就以杨秀清“臣”的身份登朝谢罪，大谈了一番“君君臣臣”之道，缓和了与洪秀全的关系；该请“旨准”的事，他也礼数周全，不厌其烦地走这个繁文缛节的过场。

但随着军事形势越来越好，自己权势越来越大，他对这个“度”，开始有意无意地忽视甚至藐视，这不免让本已对凭空多出个“天爹”郁闷不已的洪秀全，开始担心自己若不先下手为强，恐怕连“虚君”也快做不成了。

洪秀全熟读的《周礼》中说，天子的八项最重要权柄，是爵、禄、废、置、生、杀、予、夺，按照今天的话说，就是用人权、提拔权、赏赐权、赦免权，以及与之对应的废黜权、 降职权、没收权、处死权，别的权都可以放，这八样必须由决策者牢牢掌握。而如今这八项大权，几乎都旁落东殿，洪秀全自然会感到如芒在背。

太平天国毕竟不是只有洪、杨两个人，身为副军师、主将的韦昌辉、石达开，以及地位仅次于他们的几位-秦日纲、胡以晄、陈承镕等，在权力格局中也是举足轻重的，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和洪、杨分庭抗礼，但他们的向背，却足以影响洪、杨博弈的结果。

韦昌辉地位仅次于杨，在朝中、军中势力深厚，且城府很深，凡事不动声色。

杨秀清曾因为各种缘故责骂甚至杖责韦昌辉，如果说，甲寅四年（1854年）二月，韦昌辉部下张子朋激变水营，险些闯下大祸，杨秀清处罚负有连带责任的韦昌辉尚属公道，那么丙辰六年（1856年）三月初五，“天父”因为韦昌辉迎接“下凡”不敲锣，打了其40大板，就显得蛮不讲理。虽然老辣的韦昌辉表面上满不在乎，甚至对杨秀清“益恭”，心里却是既恐且恨。

相对而言，石达开和杨秀清的关系，似乎要好得多。《贼情汇纂》里说，杨秀清“喜其诚悫”，经常委以重任，相对于地位更高的韦昌辉，石达开手握重兵、独当一面的机会更多，时间也更长，安徽、湖北、江西的军政大权，都曾交到他一人之手。

但本身“不甚附会邪教俚说”的石达开，对喜怒无常、动辄下凡的 “天父”，自然巴不得敬而远之。时人记载，他每逢听说“天父下凡”，就吓得浑身冷汗。

至于秦日纲、陈承镕，两人都曾在“同庚叔事件”中蒙冤受屈。

秦日纲府中牧马人见到杨秀清同庚叔父未起立致敬，被同庚叔父抽了200鞭后送负责刑审的石达开岳父、卫国侯黄玉琨处惩办，黄认为抽200鞭本就过当，不肯追加处罚，同庚叔大闹公堂后向杨秀清告状，杨秀清袒护亲戚，勒令石达开严惩黄玉琨，黄玉琨和为之打抱不平的秦日纲、陈承镕都辞职抗议，杨秀清大怒，重责秦日纲100鞭、陈承镕200鞭，黄玉琨差点投水自尽了。

秦日纲更一度“革职为奴”，陈承镕作为朝官领袖屡受屈辱，两人对杨秀清同样既有怨恨，也有恐惧。

以上三人是朝中地位仅次于杨的最高级别官员（胡以晄于天京事变前病逝），尚且如此畏惧，比他们地位更低的，则对杨秀清和“天父”的喜怒无常、刑赏莫测战战兢兢，唯恐一不小心触了霉头。

他们之所以如此恐惧，是因为“天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洞人隐私，无所不中”，这当然不是真的靠“神力”，而更多仰赖其发达的耳目。正因为这些耳目无孔不入，各级官员才对这位东王畏若神明。正因如此，他们很难对这位半人半神的“天父”，发自肺腑地亲近。

同病相怜加上君臣名分，这些人很容易在洪、杨之争中倒向洪秀全，这就注定了天京事变的结局。

不论对于太平天国还是杨秀清而言，1856年-或者说咸丰六年、太平天国丙辰六年，都是充满了戏剧性和转折点的一年，是盛极而衰、大喜大悲的一年。这年开始的时候，太平天国还与清军呈胶着的战局，双方都难以在任何一个战场集中足以彻底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兵力，不得不在每个战场不死不活地对耗。相对于清方，基本处于内线作战状态的太平军更被动，因为后者显然更难聚拢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机动部队，投入到最关键的战场，从而打破力量平衡。

《金陵续记》称，是韦昌辉亲自指挥了突袭东王府的行动，当场被杀者包括东王父子、家丁27口、“伪王娘54口”以及“掳禁服侍被奸有孕”的其他侍女，随后的记载虽然众说纷纭，一些绘声绘色的描写，如“苦肉计”“鸿门宴”和东殿-北殿内战等，都未必属实，但太平天国骨干、重臣成批死于此役是确信无疑的。

《金陵省难纪略》称整个天京事变为韦昌辉等杀死的太平天国骨干超过两万，可能夸大。而《金陵续记》称，有大批东殿出征将官被调回处死，但从史料中可知，不但东殿承宣黄文金、胡鼎文等关系较疏远的东殿部属安然无恙，和杨秀清关系密切的李寿晖、李寿春兄弟，甚至“民愤很大”的林锡保，都同样幸免于难。

然而在京的大批东殿属官、朝臣及其家属遇害，随即韦昌辉杀死石达开全家、洪秀全重施故技暗算韦昌辉、在石达开“靖难”压力下处死秦日纲和陈承镕等一系列后续事件接连发生，太平天国的全盛期就这么刚刚开始便戛然而止，刚到达个人成功巅峰的杨秀清，也就这样死于非命。

洪秀全是打着“天父次子”“天生真主”的旗号起家的，杨秀清这个“天父代言人”是他一切光环的基础，不论出于何等原因，亲手打碎这一光环的后果只能是“江山打不通”，从此丧失神秘感和号召力，沦为孤家寡人。

自炫精明的杨秀清，明知“天父”是假的，却沉醉于这种百试百灵的廉价政治幻术，既不愿还政于洪秀全、分权于诸王和大

臣，又不愿索性抹下脸皮篡位，在这种不进不退的尴尬局面中又“性情高傲”，最终令上至洪秀全、下至普通朝臣人人自危，耳目众多、神通广大的太平天国第一人，最终竟死于暗算偷袭而不自知，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他是个奢侈铺张的人，据说连洗脸盆都是金的，出门时总带着如耍龙灯般的超级仪仗队，坐轿和睡床据说是玻璃做的，可以蓄水养金鱼。至于“东王好色”，也是丝毫不假，从他被害时有如此数量的“王娘”和编外王娘殉葬，和郑重其事到处贴布告寻访眼科大夫可知，他因为纵欲过度导致眼疾复发、一目失明的传闻，是有很大可信度的。

不过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奢侈或好色都不算最大的错误，身为一国军政的主心骨，却始终不能建立起符合时代水平的、稳定的政治法律制度，刑赏任意，文武不分，正常的城市商业制度被打破，甚至城市家庭生活也一度被强行中断。与此同时，洪、杨等几个“神人”却可以广拥妻妾，坐享富贵。这样一个政权无论如何都是畸形的、非常态的，即使得势于一时，也终究难以持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