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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社会动乱给人带来不平凡的遭际，文艺思想在这样的时代注入新的活力。
人物品评之风、玄学思想兴起、佛教思想的注入，共同催生了魏晋书艺文化的繁盛。
汉代以来，书体已经由繁至简，中国书法艺术自我意识已经苏醒。若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艺流变过程，那么秦汉两朝打下的基础则不容跳过。
西周以来至秦汉，华夏民族已经将民族意识、哲学思想、社会道德、文化艺术等融入了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
秦汉时代正是构建成体系书艺系统的时期，许多文化艺术也在此时初具规模。
秦汉时期，文化艺术教育发展起来，识字和书写教学紧紧捆绑在一起，统治者更是将汉字的统一和识写作为“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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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灭六国之后，统一了文字，共同推进了文字和统一文化、习俗的发展，文字之学被定名为“小学”。
汉代更加重视文字教育，“太学”“郡学”“私学”“家学”凡此种种已经具备了从上至下的教育体系，拓宽了文字教育和书法教育的受众。
也正是在这时，由于汉字本身的象形因素，使得书写技巧逐渐艺术化。
汉字书写水平日益提高，形式也多种多样，实用性和艺术性产生高度结合。
统治阶级对汉字的书写艺术格外重视，它成为官员选拔中较为重视的方面。这种重视激发了人们对文字、书艺的热情，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字学家和书法家。
书法成了世家大族格外重视的一项技能，修习书艺形成了累世家风。像是崔氏、蔡氏等大族皆已开始私设书法课程，一门相传。开启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王谢崔卢等大族的书法门风。
其中，书法大家们普遍认为，线条是书艺创作的基础，也是书艺的生命力，秦汉以来，书艺产生了“篆变隶”和“隶变楷、草、行”两个过程。
从某种意义讲，“变隶”和“隶变”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最为巨大的解放，书体和文字都得到了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这为日后的书艺发展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书艺能量遂得到巨大释放。
看似是字形结构上的形式变化，实则是真正的内容是在笔法和笔势上。笔法上提按顿挫，起笔止笔，波势明显，“蚕头雁尾”。结构上疏密有致，呼应完整，千变万化。
这些创新变化构成了汉字新的部件，新的部件约定俗成之后又构成了新的造字原则和新的书体，这些条件构成了魏晋书法艺术取得前所未有成就的保障。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一直是“百艺”之一，且地位较高。
该时期的书艺作品更是在士人文人们的推助下广泛流传。大量的“勾摹”和“仿书”流传于世。
比如梁国陶弘景向皇帝求取过的书法摹本，还有后世“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的临摹手迹。
这些技艺高超的书艺作品成为后世追捧效仿的对象，更是书法艺术在“百艺”之中地位尊崇的原因。
王羲之《追寻贴》
书法艺术得以如此发展，都要归根于魏晋南北朝时局动荡、玄学大兴的土壤。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乱成为人们清谈隐居的契机，而种种政治倾轧也从未波及到那些“隐居士人”的身上。
除了对“竹林七贤”的打击是为了司马代魏的政治换血之外，其余的时间里隐居的士人大多是不受外交无端干扰的。
在司马家族掌权后，政治日趋腐败，儒学礼教废弛，之前的仁义道德在文人们的思想里挣扎却得不到疏解，因此他们只能选择以崇尚名节、率直旷达作为慰藉自己的精神补偿。
这样的心理正使得书法绘画这样与之相似的心理艺术得到蓬勃发展。
在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人的努力之下，他们将秦汉以来已经革新的变体汉字不断创新，楷书、草书、行书破土而出，在魏晋时期发展至完全成熟。
书法作品作为艺术品被珍藏，文字学和书学被创设，批评类书论和技法类书论得到较大发展，在书法大家齐心努力下，魏晋时期的字体演进也得到了基本完善。
随之演进的还有书写材料，纸张的发明、改良和普及，他们为书艺家们提供了较前朝更为新奇不同的书写体验，书艺有了更为艺术性的展示空间。
这对于书艺来说是一场大革命，它使书法在魏晋摆脱了实用主义的限制，转为一种独立的造型艺术。
魏晋时期的时局和意识形态以及书写材料的改变，都成为魏晋书法艺术成为艺术发展高峰的主要因素。
魏晋时代的人们更加注重加强自身修养，更注重体现自身的风度和气质，利用有限的生命来表达不同于世俗的情怀、追求不同于世俗的境界。
“风骨”一词成为魏晋南北朝特有的风向标，“风骨”一词的审美意识也就自然而然被利用到书艺活动之中。
魏晋以来的书艺家族的作品风格各异，且呈现出南北方两极分化的势态。
北方的书法以创新为主，创新主体仍为世家大族。北方的魏碑体和王氏书法一直是北方书艺的主流，然则他们的书艺传承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继承。
西晋五胡乱华之时，汉人南渡，书艺家们将北方的书艺带入南方。
他们继承了钟繇的书法风格，王氏家族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因为战乱导致大量书法临习范本丢失，所以南渡的书艺家们在学习练习书法的时候有大量自由发挥的空间。
这便成为王氏书艺开创“新妍”书风的原因。
南渡的书艺家普遍在安逸的生活里存在久了，缺乏处理政务的经验和能力，再加上统治者此时更无心政事只顾享乐，这些有着官职的书艺家们便更有闲时学习书画。
他们频繁的交流活动、丰富的财资储备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保证了他们可以身体力行地参与书体革新。
此时，中原北方基本上已经被少数民族占据，他们急于“汉化”，学习汉民族文明成为他们维固政权的手段之一。他们曾经先后两次学习南方的书艺，原本盛行于北方的“碑文体”渐渐减少。
北方书艺也不再由世家大族掌控，他们创作主体开始下移成为民间常用的字体。其粗野率真、质朴简略的风格成为书艺家追捧的对象。
而南方则“禁碑”风气盛行，但是本来就是北方迁移过来的南渡官员不免带有北方书艺的习气。相互融合之下，南方书艺保留了楷书的规范，在适当自由的基础上进行“书体杂糅”。
如此一来，书法美学理论已经定型，这一时期书法艺术追求一种遒劲有力、端直强健，不讲究在规矩之中媚俗给人以骨气凌霜之感的书法风貌，孕育了中国书法“贵骨”意识。
很明显这是魏晋时人对郁结于心的沉闷的一种释放，遒劲有力的书艺和当时阴柔之风形成鲜明对比。
书法发展到王羲之时，已经完全实现了“贵骨”“重气势”的自我意识。
“汉魏以后法书，东晋为第一；就晋人论之，右军又为第一。”王羲之创新书风，在前人的基础上顺应时代的变化，既体现豪放旷达的魏晋风度，又不流于狂放无礼，基本符合中国一直以来强调的“文质彬彬”审美思想。
他将随处可见的自然意象和内心有待抒发的情智意趣结合在一起，把书法看做是表达自我的艺术。
“意”在前，“笔”在后，书法被他视作是一种需要长期练习而“有意为之”的艺术。这种艺术理论被大多数时人所认可，成为魏晋时期书艺家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
他们将自我感受与大自然合奏，再付诸笔端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特征，寄情于书、借书喻情，将性情作为创作的主体，这才有了魏晋书法艺术的井喷。
纵观魏晋南北朝书艺发展，对秦汉两朝书艺的继承和顺应动乱时局的变化，意识形态和书艺材料、审美思想、书艺理论综合作用下，书艺才得以在此期间大放异彩，各类书艺名家层出不穷且各有风格。
他们之间相同的是对于书法意在笔先认可和贯彻，这才有了书艺文化高峰的出现。
对于今人来说，形式上的临摹远远不够，只有把握魏晋书风的本质才可以更好弘扬书艺，传承文明瑰宝。无论如何，继承与革新才是艺术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
参考文献：
《中国书法》
《魏晋南北朝的艺术批评》
《中国书法简论》
《历代书法文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