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横跨五十个州的大规模抗议浪潮中，美国民众纷纷反对他推行的“2025计划”。“2025计划”全称《2025总统过渡计划》（2025 Presidential Transition Project），是由美国传统基金会耗资2200万美元支持的重点项目，该计划旨在扩大总统权力、减少立法监管以重塑联邦政府。
特朗普在上任后大举任命参与该计划起草的相关人员。而沃特作为“特朗普政府2.0”中的长老级人物，是“2025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现如今，沃特执掌着6.75万亿美元的联邦预算，正在逐步落实他野心勃勃的“激进宪政主义”的改革方案。
本文是沃特所撰写的总统行政办公室机构改革建议，文章指出国会权力的下放、专家 “独立性”、公务员问责难以及机构膨胀和 “武器化” 等因素正在威胁美国的自我治理。建议保守派总统利用行政办公室的权力，对现行规模臃肿、债务高企的联邦官僚机构进行大刀阔斧的精简改革。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译本文，供读者参考。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2025美国总统过渡计划之总统行政办公室机构改革建议
文｜Russ Vought翻译｜Amber来源｜美国传统基金会
1 总统行政办公室的重要性及挑战
美国《宪法》第二条开篇规定：“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这一庞大的权力并不归属其他行政机关、部门、机构、工作人员、非政府组织，或任何其他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团体和利益相关方，总统应为美国行政部门制定并执行计划。然而，总统就任后就会发现，联邦行政机构不仅体系庞杂且各行其是，都在按各自偏好推行政策计划。当代保守派总统的任务是代表美国人民限制、控制和管理行政部门。目前，这一任务面临重大挑战，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美国国会数十年来一直倾向于下放立法权给给机构官僚；二是专家“独立性”的观念深入人心，所谓的“专家”机构免受审查；三是对表现不佳的公务员缺乏有效问责机制；四是许多机构不仅规模大、权力大，还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对抗美国民众，甚至是对抗与经人民选举、经宪法授权治理国家的美国总统。
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第47篇中，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警告称：“立法、行政和司法权集中在同一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也无论这种权力是世袭的、自封的还是选举产生的，都可被定义为‘专制’。” 这句警示很大程度上描述了当今美国行政部门的现状。如今的行政部门，无论是由官僚机构还是总统掌控，都在制定联邦政策、执行政策的同时，裁决这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否得当。这种情形不仅有违宪法精神，且成本高昂、不具备可持续性，还可能危及美国自治，因此迫切需要整改。
因此，保守派总统必须积极使用行政权，将权力（包括目前行政部门掌握的权力）还给美国人民。具体而言，其应具备“大胆”和“克己”的品质——“大胆”地让行政机构服从总统意志；“克己”地利用行政机构，将权力从华盛顿归还给美国家庭、宗教团体和各州政府。美国总统可通过总统行政办公室（EOP）实现这一目标，进而让联邦行政机构为国家发展指明正确方向。但该策略的有效性基于一个前提，即各行政部门和机构应在宪法授予权力范围内，围绕总统议程（the President’s agenda）开展工作。本文将重点介绍总统行政办公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其关键特点，并提出改革建议。2 总统行政办公室的职能、问题与建议
（一）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协助总统执行其政策议程，并运用诸多法定和行政程序手段，确保行政机构在预算、监管和管理决策等方面保持“知行合一”。可以说，它是确保所有总统政策能够协同推进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既有权批准政策“起飞”，也能让偏离轨道的政策“停飞”。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主要职责包括：（1）制定并执行总统预算方案，落实为政府提供资金的拨款法案；（2）管理机构和人员绩效、采购政策、财务管理及信息技术；（3）制定总统监管议程，审查新的监管行动，审核联邦信息收集工作，制定并执行联邦信息政策；（4）协调并审批各机构与国会的沟通意见，包括国会听证和对立法草案的意见。为有效代表总统履职，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应深度参与白宫政策制定的方方面面，了解各机构的工作情况。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确保参与为服务总统而进行的政策制定程序。那些试图逃避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审查的人常说，在不涉及“资源”问题时，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参与可有可无。但这不仅忽视了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在所有政策后续执行中的重要作用，也忽视了白宫所拥有的这一强大法定工具，足以用来制衡行政机构的官僚作风。对内，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应全面、准确的理解和贯彻总统政策议程，并在现有法律权限和资源范围内，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如果主任只是作为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及广泛行政官僚机构的利益代表的“传声筒”，就无法充分履行这一职责。只有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成为“总统意图的执行者”时，才能最有效的实现目标。
对外，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应确保深入了解各机构决策的核心内容。为此，应在法律上确保政策官员（负责庞大的资源管理办公室的项目副主任）亲自签署“拨款分配”（apportionments）文件。1870年，美国国会通过《反超支法案》（Anti-Deficiency Act），以管控行政机构普遍存在的超支行为，避免国会被迫填补因人为原因造成的资金缺口。该法规定，所有资金都应按期分配或“拨出”。为有效管理纳税人资金，各行政机构应按期向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申请拨款；而后，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可依申请，代表总统决定所有拨款的金额、期限和用途，以防资金浪费、欺诈和滥用，并确保与总统政策议程和适用法律一致。
在特朗普政府之前，绝大多数拨款分配文件均由职业官员副助理主任（Deputy Associate Directors, DADs）签署。特朗普政府将这一职责转交给项目副主任（Program Associate Directors, PADs），从而开启该等事务由政策官员监督的新纪元。拜登政府随后推翻了这一决定。下任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应恢复由项目副主任亲自审查拨款分配决策的机制，代表总统积极使用这一政策工具，并抵御国会质疑。
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各项主要职能，都离不开其众多支持部门的协助，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预算审查司（BRD）和总法律顾问办公室（OGC）。办公室主任应与预算审查司司长（被视为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内的最高职业官员）建立直接有效的工作关系，并通过该司传达重要指令。预算审查司会将政策官员的指令传达给职业工作人员，其他部门通常会遵循该司指示并做出相应回应，因此，办公室主任应注意确保信息传达的准确无误。
此外，制定总统议程涉及许多关键考量，并且取决于现有的法律权限。主任应确保其任命的总法律顾问，备受尊敬、富有创造力且敢于挑战旨在维持现状的法律先例。这不仅能为总统决策提供充分的政策选项，还有助于应对那些为维护自身利益、仅以法律不允许为由（而无实际证据）阻止政策实施、以及无视国会明确法令的机构。
总之，主任应授权一位强有力的副主任，让其负责管理事务副主任、项目副主任以及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OIRA）的协调运行，以消除内部障碍，避免因部门间的权力之争或信息不畅，损害办公室的预算与监管职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应代表总统朝“一体化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方向努力，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贯彻这一理念。
1、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预算职能
美国政府当下面临着严重财政的财政赤字，负债已高达31万亿美元，且债务规模仍在持续增长。在预算编制初期，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应向总统提出财政目标，重点解决联邦政府财政问题，同时，在长达数月的预算编制过程中，力争使实际提案与该财政目标一致。
虽然有人错误地认为，总统预算只是例行公事，但实则不然，它是联邦机构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有力机制。预算部门（资源管理办公室）与预算审查司及其他部门共同协助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主任，制定并执行详细的机构支出计划。
资源管理办公室包含下述六大职能部门，各部门分别由一名项目副主任的政治任命人员和一名职业副助理主任领导：
（1）国家安全部门；（2）自然资源、能源和科学部门；（3）卫生部门；（4）教育、收入保障和劳工部门；（5）交通、司法和国土安全部门；（6）财政、商务和住房部门。由于资源管理办公室负责制定和监督的政策领域广泛，许多具体关键的政策决策实际由跨越不同政府任期的职业专业人员做出。为更全面指导和监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扩大资源管理办公室体系，将现行六大部门按领域进一步细分，同时相应增加项目副主任的数量，并为每个项目副主任配备一名助理。无论国会是否采纳总统的所有预算建议，总统都应重新引入行政现收现付制（administrative PAYGO）。这一简单的程序性要求，可使联邦机构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决策保持预算平衡，进而促使行政部门控制支出。虽然这一原则有时须让位于其他更重要的要求，如总统的监管预算（presidential regulatory budget），但不可否认的是，行政现收现付制在强化联邦各部门和机构的财政责任方面不可或缺。总统应利用一切可能手段，推动联邦政府严守财政纪律。
2、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管理职能
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管理部门（通常被称为“管理端”， “M-Side”）负责执行多项重要的机构监督职能（包含多项法定职责）。管理部门包括以下由总统任命并经参议院确认的办公室：（1）联邦采购政策办公室（OFPP）；（2）绩效与人事管理办公室（OPPM）；（3）联邦财务管理办公室（OFFM）；（4）联邦首席信息官办公室（OFCIO）；（5）美国制造办公室（MIAO）：由拜登政府增设且无需参议院确认。总统可利用上述办公室拥有的多项职责和权力，推动政府范围内的政策实施。在此过程中，应注意由办公室主任及其政治任命官员，而非职业官员来主导该等办公室的工作，因为职业官员易受政府内外其它利益群体的主导，难以实现总统的实际施政重点。许多办公室主任没有正确重视管理工作，将其交由管理事务副主任负责，但这种忽视会导致政府机构缺乏目标，阻碍总统政策议程的推行。（1）联邦采购政策办公室该办公室旨在领导制定有关联邦合同和采购的新政及法规，推进实施总统的政策议程。通过联邦采购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通常由联邦采购政策办公室的行政长官担任），该办公室协助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为所有与行政部门签订合同的主体制定政策。为更好推动总统政策实施，该办公室应尽早多参与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工作，包括提高与联邦政府签订合同并获取拨款企业的透明度，并利用政府合同抵制美国企业界的“觉醒政策”（woke policies）。（2）绩效与人事管理办公室
该办公室旨在协助联邦机构制定绩效目标和评估流程，并与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U.S. Of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OPM）合作，在整个联邦政府制定、管理并推行人事政策。主任应指示绩效与人事管理办公室应按总统政策议程，为各机构制定年度绩效目标和评估流程，并为联邦工作人员制定执行相应的人事政策。
（3）联邦财务管理办公室
该办公室通过 “拒绝支付计划”（Do Not Pay program），旨在消除联邦项目中的浪费、欺诈和滥用现象，以大量节省纳税人资金。
（4）联邦首席信息官办公室
该办公室指导联邦政府采用互联网技术，改善政府运作方式并节省纳税人资金，其在跨部门通用技术运用等领域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该办公室是总统为实现行政部门现代化、强化管理并制定技术政策的重要力量。
（5）美国制造办公室
基于此前特朗普政府的工作范式，拜登总统设立了此办公室，以集中开展并推进联邦政府“购买美国货”及其他美国制造产品相关的工作。下届总统上任后，应持续推进该领域工作。
3、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信息与监管事务职能
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下设的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旨在控制监管机构，确保法规有效保障重要权益，并尽可能减少纳税人负担。下届总统（译者注：即指特朗普，该文章发表于特朗普就职前）应维持第12866号行政命令，作为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审查监管行为的依据。与此同时，政府应维持将这些标准扩展至美国财政部监管行动的举措。正如法律顾问办公室此前认为的，应从法律上允许对历来“独立”的机构进行监管分析和审查。
如果本届政府继续推进计划，拟修改第12866号行政命令的部分内容或审查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第A-4号通告（基于成本效益分析的相关文件），下届总统应立即着手撤销这些改变，并制定基于严谨数据的方法，尽力减少监管负担。下届总统还应恢复第13891号行政命令，即重要指导文件也必须经过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的审查。
为减少监管负担、增加监管效益，更好地协调制定并实施监管政策，应改变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财政资金日益减少的现状，为其审查工作、雇佣足额的全职人员，组建监管预研团队等提供充足的资金预算。此举有助于各机构在制定法规之初就考虑成本效益分析，进而制定出更高质量的法规，加快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最终审查的速度。同时，为确保审查的公正性，在法规制定初期提供咨询的工作人员不应参与该法规最终审查。
下届总统还应恢复特朗普总统第一届任期内签署的多项行政命令，这些命令有助于实现监管过程的公正、高效和透明。具体而言，应恢复（必要时进行修改）第13771号、13777号、13891号、13892号、13893号、13924号第6项、13979号和13980号行政命令，强化关于联邦制的第13132号行政命令，确保对州的监管和财政运作不会因所谓的“合作联邦制项目”而被联邦政府掌控。此外，下届总统应签署修订更新版的第12630号行政命令，该命令此前由罗纳德・里根总统发布，事关联邦征用权（Federal Takings）。
下届总统应加强《信息质量法》（Information Quality Act）的执行力度，充分运用《文书工作缩减法》（Paperwork Reduction Act）赋予的权力，严格执行《隐私法》（Privacy Act），确保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顺利履行统计及其他信息政策职能。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还应与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其他部门合作，修订并应用统一的《赠款及协议指南》（Guidance for Grants and Agreements），确保联邦合同和赠款指南符合第12866号行政命令及其他相关集中标准，以推广良好的监管实践，改善美国及其盟友的市场环境。
除行政机构改革和系列行政举措外，下届总统还应与国会合作，通过立法改革监管政策及其流程，以管控控行政机构权力。此类立法典范有《监管问责法》（Regulatory Accountability Act）及《关于推进权利保护技术措施实施的版权法案》（SMART Act）等。
最后，下届总统应与国会合作，积极运用《国会审查法》（CRA）。该法允许国会加速撤销“午夜监管行动”（包括那些伪装成“指令”的行动）。国会和总统应通过颁布《午夜规则救济法》（Midnight Rules Relief Act），确保整合多项监管行动并同步进行投票。通过此举，总统能将法规制定资源集中在新的重大监管改革上，而无需花费数月甚至数年时间来撤销由拜登政府制定的法规。
4、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立法审批与协调职能
美国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应协调各行政部门，在立法提案、措辞、机构证词及其他与国会的沟通方面保持步调一致，确保政策执行的“知行合一”，推动行政部门高效参与立法过程。（二）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国家安全委员会系依法设立，旨在协调有关部门和机构、整合权力和资源以实现共同目标，同时客观评估既定目标的进展情况，以支持总统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由国家安全顾问领导，其成员需具备专业技术知识与经验，且与总统所宣布的国家安全政策重点保持一致，并为此规划明确的行动方案，以成功落实总统的国家安全目标。总统应赋予国家安全委员会强大职权，使其不仅有权启动政策制定流程，还被充分行使总统授权推动政府机构执行政策。为组建能更迅速响应并落实总统国家安全目标的工作团队，国家安全顾问（NSA）应立即评估并裁撤与总统议程不一致的部门，酌情设立新部门，以推动落实总统重要的国家安全优先事项。除根据总统优先事项重新调整工作团队架构外，国家安全顾问还应将具体政策倡议的执行任务，分配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各层级的资深官员。这些官员应与各机构协调制定并执行行动计划，以按时按量地完成既定目标。
国家安全委员会应与总统的国家安全目标对齐，为评估表现和整体进展，提供明确方向、行动授权和责任基准。其高级官员应为政治任命或少量职业借调人员，通过政治筛选并直接向政治工作人员汇报，成为跨部门协调和政策实施的主要管理者。此外，他们需提供政策分析，并确保及时响应总统决策。这些官员应在国家安全顾问指导下选定，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及相关机构均应予以支持。
国家安全委员会应与国家经济委员会及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协同工作，并利用后者的法定权限来指导行政机构，为实现总统目标共同努力。为有效达成国家目标，外交政策需充分运用经济工具，国家安全政策也必须包含资源的优先分配。若政策缺乏配套资源，将成为空谈，不仅削弱国家安全，还导致部门间各行其是。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应有权识别、招募和聘用符合总统国家安全优先事项的工作人员。在国家安全顾问指导下，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可精简需高级别安全许可的职位数量。此外，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具备足够的资源和授权，通过专责调查人员进行内部安全审查。
国家安全委员会应在起草和审查所有正式战略文件（如《国家安全战略》、《国家防御战略》等）中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要优先对《国家防御战略》进行审查。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应与国防部长合作，审查作战计划和全球部队规划（含关键政策和指导文件），确保其符合总统的优先事项。此外，还应严格审查将军级军官的晋升，优先考虑军事核心职责而非社会工程和非国防议题（如气候变化等政策），以免削弱军队实力并影响民众自愿参军的积极性。
整合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功能，纳入新近成立的国家网络总监办公室（Office of the National Cyber Director），并按区域和功能细分部门。国家安全委员会应配备足够的政策专家，国家安全顾问应优先为国家安全委员会部门配备政治任命官员和可信赖的职业官员，以与总统优先事项保持一致。例如，国家安全顾问应在上任第一天将非必要借调人员遣散回原机构，并尽快替换必要借调人员，确保新政府高效运作。国土安全委员会还需整合其疫情应对职能。
变革需要干预，应招募、配备和赋权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以实现总统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目标。此外，国家安全委员会应与其他白宫工作人员协同工作，充分利用总统顶级顾问的战略思维。
实践表明，缺乏监督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可能会偏离其法定角色，影响总统政策。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融入白宫的同时，应注意免受其他部门员工影响，比如应单独配备法律顾问为总统提供法律事项建议。
（三）国家经济委员会（NEC）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国内政策委员会（DPC）一样，是为总统服务的政策委员会之一。委员会主任担任总统在国内外经济政策方面的首席顾问，并向媒体传达总统的经济理念。副主任负责委员会的日常运作，包括主持副部长级别的经济政策协调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主要负责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一旦通过某项政策，相关机构应负责实施。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政策制定流程还用于决定总统是否支持或反对国会通过的立法。除领导层外，国家经济委员会设有政策专家（例如总统特别助理，简称SAPs），负责就特定问题制定协调政策，并为总统提供建议。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政策建议应反映美国当前最为紧迫的问题。如今，这些问题（除其他议题外）包括税收、能源与环境、技术、基础设施、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劳动力、农业、反垄断与竞争政策以及退休计划。为提高决策效率，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总统特别助理应了解政府如何通过规则制定程序实施政策。
国家经济委员会需要与总统行政办公室的其他部门密切合作，主持与总统行政办公室其他各部门负责人的定期会议，以促进私营部门创新，在刺激经济发展和削减联邦开支债务方面双管齐下。
国内政策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间一直就管辖范围存在纷争。下届政府在执政初期，应明确划分三者管辖的权力范围，以免不必要的权力纷争。此外，由于负责国际经济政策的首席副手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任命，这可能引发利益冲突。为此，建议国际经济政策由一方即国家经济委员会统筹协调。
国家经济委员会应与经济顾问委员会密切合作。向总统和白宫提供最新经济数据、预测及政策经济影响评估，并编写年度《总统经济报告》。尽管经济顾问委员会不是政策委员会，不负责政策流程（此职责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内政策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承担），但其在确保政策经过严格经济影响评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国家经济委员会与白宫通讯办公室和演讲撰稿办公室密切合作，确保有效对外传达总统的经济政策。
国家经济委员会为总统人事办公室提供关键经济职位（包括金融监管机构职位）的任命建议，在推动总统经济议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金融监管机构的部分公务员（含之前自由派政府中的政治任命者）可能抵制保守派政策，国家经济委员会应确保该等岗位，由与总统政策优先事项一致且能与经济团队良好合作的人担任。
要想制定清晰的经济政策议程，国家经济委员会应聚焦下述关键领域：一是推动创新，发掘经济增长机遇；二是税收改革，消除监管和程序障碍，营造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环境。
（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为总统提供必要的白宫内部资源，以制定和执行统一的贸易政策。总统应赋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权力，正如其他行政办公室的部门一样，代表总统组织并推动协调一致的政策议程。美国必须通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行动，重新平衡并聚焦国际贸易关系，以支持秉持市场经济自由、公平和开放贸易原则的民主国家。为成功实施贸易政策，需由总统明确政策方向，并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领导下协调运作。为应对挑战，保护美国工人利益，保障自由开放的市场，下届总统必须利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制度资源和力量，既不能推行由机构利益主导、自下而上发起的、分散的贸易政策，也不能仅为迎合政府内部及华盛顿利益集团的指示。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使命是重塑开放、公平和繁荣的全球贸易体系。为实现总统目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需被赋权在白宫制定贸易政策，配备充足资源（预算、人员、分析能力和专业知识等），代表总统切实参与内部及跨部门的政策审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应组织现有跨部门贸易委员会推动总统议程，解散服务特殊利益的前任顾问委员会，采取行动实施总统政策优先事项，评估议程进展，并确保各机构和官员对落实总统议程负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不仅要在联邦层面协调和执行总统议程，还需在内部制定并推行总统议程。
贸易政策和优先事项应由总统制定，并由美国贸易代表与其他经济和国家安全官员合作实施，而非由政府或非政府利益团体左右。一个资源充足、权力明确且获得跨机构支持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更有效地捍卫美国的全球市场利益。
（五）经济顾问委员会 (CEA)1946年，国会设立经济顾问委员会，为总统提供基于数据和研究的经济政策建议。作为白宫内历史最悠久的国会授权机构之一，经济顾问委员会在众多政策领域为政府提供经济相关的专业支持。经济顾问委员会拥有约40名工作人员，由一名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的主席领导，并配备两名总统任命、有专业互补技能的成员协助。法律上，经济顾问委员会是总统的主要经济顾问，但其作用正被白宫的其他经济政策机构削弱。下届保守派政府应将经济顾问委员会当作白宫内部的首席经济专家团队，类似于白宫法律顾问作为首席法律团队的角色。经济顾问委员会应凭借其经济专长，通过严谨的专业分析，合理引导政策走向。
实践中，经济顾问委员会不会像国内政策委员会或国家经济委员会那样，“协调”政策制定过程，但应深度参与总统行政办公室的政策制定过程。通过积极参与政策讨论、主动提出问题、提供决策咨询及分析指导，支持政策的合理制定与执行。白宫办公厅主任应确保经济顾问委员会在所有相关领域的决策制定中都有一席之地。
通常，高级经济学家的招聘不由总统人事办公室审核，而是按学年周期进行聘用。这样，即便新总统来自对立党派并已更换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政治任命官员，但在总统选举年夏季聘用的经济学家仍会留任至次年夏季。虽然此方式可一定程度保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但未经充分审查的经济学家及上届政府的留任者，可能引发信任危机，削弱该机构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未来政府应考虑按白宫日程安排（1月中旬）进行招聘，并纳入总统人事办公室流程。
（六）国家空间委员会（NSPC）国家空间委员会向总统提供太空政策与战略的咨询建议，采取全方位政府协作方式，涵盖民用、军事、情报、商业和外交等领域的太空事务。历史上，该委员会由副总统根据总统指示担任主席，成员为内阁及按总统第13803号行政命令指定的其他行政部门高级官员。其宗旨是落实总统太空优先事项，并解决各相关部门和机构间的空间政策冲突。太空项目风险高、难度大、成本高、耗时长，但商业航天创新正降低成本并加快进度。尽管财政纪律不容忽视，但长期政策的稳定性对投资者、创新者和企业至关重要。当政策与国家长远利益（而非特定团体或派别利益）一致时，政策稳定性更易实现。特朗普政府的关键太空政策，如成立美国太空军、实施阿尔忒弥斯登月计划（Artemis program）和支持商业航天等，都在拜登政府时期得以继续推行。
为适应快速发展的空间市场竞争，应积极应对实施和监管改革中的诸多挑战，包括：轨道碎片日益增加下，太空活动可持续性；新商业遥感能力的许可审批；将国际空间站向私营平台过渡的挑战；以及为应对中国等战略对手国，加快获取国家安全空间部署的能力等。
副总统应与国家安全顾问、白宫法律顾问达成共识，即其各自工作人员将在白宫内协作，明确跨领域的政策审查范围与主导权。同时，副总统还需与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内政策委员会以及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等其他政策委员会负责人达成类似共识。
在总统指导和副总统领导下，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国家空间委员会成功协调了多项空间政策审查、立法提案和监管改革，在白宫行政办公室内主导空间事务，同时其他白宫办公室也参与了部分太空议题，如：
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与其他成员合作，制定了国家空间天气战略、减轻轨道碎片影响的研发计划，以及避免天体受到生物污染的行星保护协议。
经济顾问委员会研究了空间产权的经济效益。
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信息与监管改革办公室更新并简化了商业发射许可和商业遥感卫星规则。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纯军事议题（如组建美国太空司令部），由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导。如果某项议题涉及军事、民用和商业多个领域（如太空网络安全问题），则由国家空间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牵头政策审查。
白宫内部相互信任、彼此合作，对成功制定、实施和监督太空政策至关重要。国家太空委员会尤其要与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建立信任合作关系，因为后者负责监督民用和国家安全太空支出。二者合作利于顺利制定预算需求，并通过调整不同优先级项目经费的方式共同推动总统目标。（七）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OSTP）该办公室依据1976年《国家科学技术政策、组织和优先事项法》（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rganization, and Priorities Act）设立。在此之前，在科学技术相关事务方面，总统只能依靠无法定权力的顾问或委员会获取建议。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是总统行政办公室中需参议院确认的少数职位之一，且可被赋予对行政部门的指令权。而总统行政办公室的其他政策官员，以及诸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等政府机构均仅具备咨询职能，具体指令由总统发布。该办公室的法定职能是向总统提供科学技术相关事项建议、评估联邦政府科技工作的成效，并全面领导和协调联邦研发计划。如果各机构为自身政治或经济利益操纵科学研究，总统应提升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的影响力，以提高其在政策制定中的地位，并相应制衡能源部、商务部、环保署等机构。此外，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还可以为管理与预算办公室提供科技专业知识，支持其监管工作。
该办公室应继续主导联邦研发计划的协调工作。随着近期《芯片与科学法案》等立法的出台，联邦政府在该等领域的政策范围和资金投入得以拓展。该领域也亟需更有力的领导，以提高效率并避免资源浪费。作为白宫机构，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应聚焦国家利益，而非局限于部门、机构或科学界等部分群体的局部关切。
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执政期间，两党均重视“未来产业”（IOTF）的研发资金投入。特朗普时期的优先领域包括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5G、先进制造和生物技术；拜登上任后新增了先进材料、机器人、电池技术、网络安全、绿色与清洁技术、植物遗传学、农业技术、纳米技术及半导体微电子技术。应重新评估和调整以上重点领域，以匹配下届政府的政策重点。
由于优先事项过多，跨机构协调与成效评估变得极为困难。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每年需共同确定资金申请的优先级，考虑国会额外增加的资金部分，同时还要担忧偏离目标的非科研资金支出。
总统应发布行政命令，对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USGCRP）及相关气候变化研究项目进行调整。因为该等研究（如《国家气候评估》）可能限制总统决策及机构规则制定的合法选择范围。此外，由于环境政策需经司法审查，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的行动可能会阻碍诉讼辩护，而这种情况不应受职业官员控制。评估过程应纳入多元观点，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需共同评估，承担大部分外包政府研究承包商的独立性。下任总统应对拜登政府时期的该等计划进行审慎分析，并视情况拒绝接受。
总统应恢复总统行政办公室相关研究部门的纯信息与咨询角色。依据1990年《全球变化研究法》，与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相关的总统行政办公室部门应局限于咨询职能，这些部门包括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环境委员会、美国全球变化研究计划的跨机构小组（如碳循环跨机构工作组）及联邦科学工程与技术协调委员会。新政府应将科学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分离，后者属于民选官员和公众的专属职责。
下届政府面临重大挑战，应积极应对：一要废除以科学之名推行的激进性别、种族和平权政策；二是纠正拜登政府在气候问题上的极端做法；三是撤销拜登政府利用联邦资源推广的所有“觉醒”政策；四要将科学卓越与创新应重新设为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的首要任务。（八）环境质量委员会（CEQ）环境质量委员会是总统行政办公室中负责执行《国家环境政策法》（NEPA）的主要部门，通过发布法规和解释性文件，监督各机构实施该法，并负责协调联邦政府的环境政策。首先，总统应指示环境质量委员会参照2020年的改革成果，重新制定实施《国家环境政策法》的相关法规，恢复其中的关键条款（如禁止使用累积影响分析）。应纳入新的研究与更激进的改革选项，以简化流程并遵循最高法院“对环境质量委员会对《国家环境政策法》的解释应给予充分尊重”的裁决原则。新法规应限制司法审查和救济范围，保障公众要求行政机构高效、及时执法的权益。
其次，由于环境质量委员会是联邦许可改进指导委员会（FPISC）的一部分，国会通过大量新增资金和对《FAST-41法案》的修订，赋予联邦许可改进指导委员会大量权力。总统应继续强化该委员会的权力，将其执行主任设为总统行政办公室任命的职位，并授予其代表总统对行政部门许可机构的指令权。下届总统应发布新的行政命令，为重大基建项目创建统一流程，并增加项目提议方对监管时限的管控权。
再次，总统应发布行政命令设立高级顾问职位，负责协调总统行政办公室内各机构在能源与环境政策上的制定与实施，并撤销现有的国内气候政策办公室。该高级顾问直接向白宫办公厅主任汇报工作，职责类似奥巴马政府时期布莱恩·迪斯（Brian Deese）和约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的角色，负责引领国内外能源与环境政策的推进。总统还应解散由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和经济顾问委员会共同牵头的碳社会成本跨机构工作组（SCC），并通过行政命令停止使用碳社会成本分析。
最后，总统应与国会合作，对所有部门和机构的许可制度进行全面现代化改革，减少诉讼风险，并授予各机构颁发规划许可、一般性许可和临时许可的权力。（九）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ONDCP）1988年，国会依据《反毒品滥用法》（Anti-Drug Abuse Act）设立国家毒品控制政策办公室（ONDCP），协助总统处理毒品政策事务。下届总统的首要毒品政策任务是应对“芬太尼危机”（fentanyl crisis），减少毒品滥用导致的死亡人数。2021年，该危机导致超10万美国人丧生。下届政府需重申预防毒品滥用、提供长期康复治疗及减少美国非法毒品供应的承诺。由于芬太尼等合成阿片类药物常被混入其他滥用药物中，当前贩毒环境比五年前更为复杂危险。贩毒组织极为灵活，能快速应对政府行动和用户行为变化。阻断毒品流入美国边境和社区，对挽救生命和加强公共卫生安全至关重要。因此，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主任应与联邦边境执法官员加强互联互通。
2022财年，国家毒品管制计划涉及的各机构总预算规模为410亿美元。传统上，预算监督职位由职业官员担任，但为确保与管理与预算办公室项目副主管的协同工作，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的预算人员应由政治任命官员担任。
多年来，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的拨款活动备受争议，尤其是保守派政府担忧白宫缺乏直接监管这些项目的专业能力。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目前管理两项拨款计划：无毒社区支持计划和高密度贩毒地区计划。虽然未来可考虑将这些计划分别移交司法部和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但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主任需确保在短期内，这些拨款用于支持总统的毒品管制优先事项，而非资助支持左翼议程的非营利组织。因此，总统应确保国家毒品管制政策办公室由支持本届政府议程的政治任命官员管理，而不能由上届政府的相关人员主导。（十）性别政策委员会（GPC）下届总统应立即撤销第14020号行政命令及与性别政策委员会相关的所有政策和指导文件。解散该委员会可终止对堕胎、全面性教育及针对未成年人的“性别确认护理”和“变性手术”等“觉醒”性别意识形态的推广。同时，应建立新机构和职位，在彰显促进生命和强化家庭优先地位的同时，提升美国政府内部的协调与一致性。具体而言，总统应任命一名不低于总统特别助理级别的联络人，与国内政策委员会合作，协调并推动总统在生命与家庭问题上的国内优先事项。该职位负责促进人员间沟通、协调政策，确保各机构支持相关政策的实施。（十一）副总统办公室（OVP）副总统是经美国选举产生、仅次于总统的职位，宪法规定其为候补总统，同时担任参议院主席，在参议院表决平局时投下关键票。近年来，副总统在西翼和艾森豪威尔办公楼拥有办公室。副总统办公室是总统执行议程的重要工具。副总统有其经济顾问、国内政策和国家安全团队，以及每日情报简报。副总统应挑选优秀的政策人才，以更好地协助总统完成议程。副总统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成员，也是史密森学会董事会成员。理论上，国会可赋予副总统更多法定职责。本文提及的所有委员会和办公室均具有政策制定与执行权，副总统办公室应全面参与政策制定流程。只有熟悉跨机构运作的副总统，才能为总统议程提供有效建议。鉴于此前多位副总统曾当选总统的先例，副总统可作为总统的培养接班人。
此前，副总统常负责特定事务，如迈克・彭斯（Mike Pence）负责协调应对新冠疫情工作、彭斯和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彭均曾担任国家空间委员会主席，副总统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和丹・奎尔（Dan Quayle）则在去监管化方面表现突出。副总统办公室的官员应从新政府初期就全面参与所有流程，而非临时受邀才加入会议或工作组，例如，在预算与监管的政策审查流程中，副总统办公室应全程参与。
以往，副总统常以美国“形象大使”的身份出访，代表白宫宣布政策重点并协调外国高层领导人。作为参议院主席，副总统可充当总统与参议院间的桥梁，在推动总统立法议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如果副总统愿意，还可直接参与政府政策制定，通过定期参加会议并全程参与跨机构和政策委员会，以提升其影响力。
*文章编译自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文中小标题为编者自拟。
Russ Vought作者：罗素·沃特现担任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其曾于第一任特朗普政府期间（2017年至2021年）担任该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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