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一号战犯管理所原先是一座庙宇，于清朝末年被改建成了一所监狱，新中国成立后，由公安部接管，用于关押、改造那些“顽固”的国民党战犯。

自1959年开始，我党开始特赦国民党战争罪犯，先后共实施了七次特赦。

在战犯管理所内，曾关押了八位黄埔军校一期生，最终除了一人被枪决外，其余七人均先后获得了特赦。

那么，这8位国民党战犯究竟是谁？为何在这八人之中，有一人会被处决呢？

关于李仙洲被俘，有着这样一个故事：1949年2月，莱芜战役后，战场上到处是战火的痕迹和众多国民党军队的俘虏。

当时，我党秉持着人道主义精神，对于身上有伤的士兵，会将其送回国民党军队。

而李仙洲却利用这一政策，伪装成普通士兵，再加之腿上有伤，就这样蒙混过去了。

这时，有个七八岁的小孩（李仙洲马夫的干儿子）眼见周围全是自己不认识的人，一下子慌了起来，不由得哭出了声。

一位路过的解放军战士见状，赶忙上前安抚，询问情况，正当战士准备带着他离开这里时，孩子无意间说的一句：

“你们怎么把李司令也给放了？”

孩子的这句无心之言，立刻引起了我军的高度重视，于是，我军迅速行动，派出骑兵连火速追赶，最终成功地将李仙洲堵截并俘虏。

在功德林关押的这些战犯中，李仙洲的年龄最大，但身体无恙，他以“三得”最为出名，那就是“吃得、拉得、睡得”。

那时，功德林平均每周放一次电影，李仙洲看完后总会写一份“观影”评论，成为了《文艺专栏》的“专家”，由此，李仙洲便又增加了个“德得”。

1960年，李仙洲位于第二批特赦人员的榜首，其实本来是没有他的名字的，是周总理亲笔批示的加上的。

1948年10月，解放军向锦州发起总攻，在历经了长达31小时的激战后，歼灭了十余万的敌军。

在这混乱之际，一位指挥官对身边的部下简短地交代了一句：“你留在这里，我去观察阵地......”之后便再没了踪迹。

16日上午，四名衣衫褴褛的“难民”踉跄地出现在了我军的视线中。

在盘查时，其中一位女人表示，他们四人是来沈阳做生意，只是没想到战乱四起，沈阳必然是待不下去了，只好回乡去。

面对我军工作人员要求出示证件并核实身份、籍贯的指令，这几人顿时变得支支吾吾，低头不语。

过了好一会儿，那个高个子男人才缓缓开口，解释由于战乱，几人走的太过匆忙，这才没能带上证件。

工作人员看着几人躲闪的眼神，自是不会轻易听信几人的话，并且发现，为首的男人始终极力压低自己的帽檐，生怕有人认出他来似的。

当工作人员继续盘问其余几人时，得到的回答更是漏洞百出，前言不搭后语，工作人员判定，几人绝对有猫腻。于是便果断地将这四人扣留，开始了“攻心战”。

在一轮又一轮的心理攻势和政治攻势下，为首的高个子男人终于坦白了自己的身份：“我就是范汉杰，你们枪毙我吧。”

在被押送至战犯管理所后，范汉杰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积极接受改造。实际上，范汉杰的名字是出现在首批特赦名单之中的。

不过据蔡廷锴、蒋光鼐等人表示，范汉杰在“福建事变”中“叛变”了他们，因此几人这才强烈反对。

因此，范汉杰的释放被推迟到了第二批特赦名单中。

黄维是这些人之中，最为顽固的“改造”将军，他坚决不服从管教，在他看来，自己不过是打了败仗，并没有罪。

并且在黄维看来，共产党的这种“宽大改造政策”是欺骗宣传，对于学习那是非常抵触，常常说些挑衅的话，黄维的改造之路真可谓是艰难无比。

黄维一直以来都是结核病，在1952年突然病情加重，好几种结核病一齐爆发，全身肿的下不来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在这患病的四年里，我党拼尽全力救治，又是从香港买药，又是派专人护理，硬是将黄维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黄维的思想这才慢慢开始转变，也开始劳动、参观学习，尤其是在国庆节，亲眼看到上百万群众的游行、集会，看到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时，黄维被深深地震撼了。

1975年，黄维被特赦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参观当年解放军的作战室，当看到仅仅是一间简陋无比的小“土屋”时，黄维不禁由衷地感叹：

“国民党该败！蒋介石当败啊！”

1949年，淮海战役后，那个曾发誓“要与共产党决一死战”的杜聿明被我军俘虏。

吃了败仗不说，还被解放军俘虏，杜聿明越想心里越不是个滋味，情绪失控之下，竟猛地抓起一旁的石头狠狠地朝自己的脑袋砸去。

解放军战士见状，迅速上前，制止了杜聿明的疯狂行为，并为其包扎伤口，杜聿明也被关押进了功德林监狱接受思想改造。

在被关押初期，杜聿明的情绪极度不稳定，他时常怒火冲天，对于自己的罪行拒不认罪。

被转移到功德林后，他更是心如死灰，满心以为自己的生命已走到了尽头，或许会被共产党秘密处决。

他觉得自己必死无疑，心想：与其被共产党秘密处死，不如自我了断。于是便在棉裤里藏了大量的安眠药，企图自杀。

渐渐地，杜聿明发现，自己在这非但没有受到歧视和虐待，反而处处受到人民政府的关怀，甚至就连跟随自己多年的顽疾也给治理好了。

在思想教育的感化下，杜聿明幡然醒悟，逐渐意识到自己曾经选择的道路是错误的，于是，便开始积极接受改造，杜聿明也成为了首批特赦的人员。

周振强是浙江诸暨人，18岁那年为寻出路，离乡丛军，早年间曾担任孙中山先生身边的卫士。

周振强自黄埔军校毕业后，便迅速成为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毕竟蒋介石用人向来偏爱老乡与嫡系，而周振强恰好两者兼备，自然得到了重用。

周振强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战役，与日军血战多日，看着身边一批批的战友一个个地倒下牺牲，周振强心如刀割，便退出了前线。

1939年，周振强负责调查“綦江惨案”，此案本就是军统搞的，周振强一查，必然抓到不少军统的人。

一来二去，周振强与军统少不了有矛盾，引得沈醉还曾想带人去找周振强的麻烦，但在戴笠的及时阻拦下，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1949年5月，周振强被解放军俘虏后，关押在功德林战犯所内，于1959年被特赦出狱。

曾扩情在考入黄埔军校时，比周总理还大了三岁，算得上是黄埔的“老大哥”了，因此大家都比较喜欢称他为“扩大哥”。

不过曾扩情的仕途却并不顺利，他的处事方式常常会惹得蒋介石大怒：

就比如在1933年时，曾扩情被蒋介石派往四川后，受到了四川军阀刘湘的热情接待，还特意派遣了范绍增作为向导好好招待曾扩情。

范绍增便带着他在四川四处吃喝玩乐，使得曾扩情乐不思宁（南京）。刘湘顺水推舟推荐曾扩情担任川军教导师师长一职，并趁机向蒋介石索取武器装备。

这一行为直接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曾扩情背叛了自己，还让自己丢了面子，于是，蒋介石火速召回曾扩情，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

曾扩情的仕途也瞬间“戛然而止”，甚至还每况愈下，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后，曾扩情的举动更是让蒋介石认为他是张学良的同党。

因此，蒋介石一回南京，便将曾扩情投入了监狱，不过他在国民党内部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在一种同僚、上下级的求情下，曾扩情这才被释放。

1949年，曾扩情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竟选择遁入空门，成为了一名和尚，当解放军战士前来逮捕他时，他口口声声宣称自己已脱离红尘，不再问世事。

这番言辞，让战士们忍俊不禁，便再不顾曾扩情的辩解，将其逮捕了起来。1959年，曾扩情被特赦出狱。

1934年，瞿秋白被叛徒出卖，不幸被俘，宋希濂得知自己的老师被俘后，迅速赶回了师部。

并传令下去，禁止使用刑具，并撤除了警卫，那时陈立夫曾派遣策反专家前来劝降，但瞿秋白不为所动。

蒋介石在战场的一再失利，十分恼火，于是便密电宋希濂，下达了将瞿秋白处决的密令，最终瞿秋白慷慨就义。

事后宋希濂，每次想到这件事，都无比后悔，他深知自己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这是他人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

在被解放军俘虏的那一刻，他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令他没想到是，共产党竟然对他展现出了宽广的胸襟，就连陈赓也曾对他说：

“两军相争，各为其主嘛，只要你愿意悔改认错，都可以得到宽大的处理。”

陈赓的这番话，让宋希濂不禁流下了眼泪。最终于1959年，宋希濂被特赦。

在这八位黄埔一期生中，只有邓子超没有被特赦，最终被执行了枪决。

邓子超曾是一名共产党员，但他却没有坚定自己的信仰，最终投靠了蒋介石，并扛起长枪，将枪口对准了曾经的同志。

邓子超被解放军俘虏后，仍不知悔意，坚守着对蒋介石的盲目忠诚，拒绝改造，甚至策划暴乱越狱。

我党历来秉持着对战俘的尊重与宽待，讲的是以理服人、以诚感人，但对于邓子超这种冥顽不灵的战犯，我党也不得不展现出铁腕的一面。

在多次尝试唤醒其良知未果后，最终邓子超被执行了枪决。

参考资料

建国后七次特赦，除了溥仪还有哪些名人？. 新京报

小孩无意说出一句话，国民党中将李仙洲沦为阶下囚. 齐鲁壹点

新中国首次特赦战犯的台前幕后. 档案天地

王恩收.战犯管理所里的黄埔老大哥. 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