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尘埃落定后，蒋介石重返南京，却忽然翻脸不认旧账。

他给张学良扣上了“劫持统帅”的重罪帽子，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并指派戴笠亲自监管。

1936年12月，张学良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生活。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的炮火惊醒了东北军驻守的北大营。

当时，东北军驻守东北的仅十余万人，可东北有许多兵工厂，能保障充足的军备供应。

输赢暂且不论，至少当时的东北军是有抵抗之力的。

然而坐镇指挥的张学良，却误判了日本的野心，还寄希望于用国际法来约束日本。

因此他听从蒋介石的指令，下达了不抵抗政策，使得日本轻而易举就夺得了东三省。

这一误判，不仅使百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更令三千多万东北父老身陷囹圄，饱受异族统治之苦。

东北军上下，皆愤怒不甘，誓要收复失地。

于是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毅然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之策力促蒋介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不顾众人反对，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而返回南京的蒋介石，却立刻给张学良扣上了“劫持统帅”的罪名。

1936年12月29日，张学良在南京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审判，最终被判处十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由军事委员会严格监管。

蒋介石利用这个机会，将张学良转移到自己家乡浙江奉化，切断了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

仅在大陆，张学良的囚禁之地就有11处。

1946年10月，他又被蒋介石一道密令送去了台湾。

蒋介石在日记中回忆，在张学良这段漫长的幽禁岁月里，其生活开支实在是一笔巨款。

鉴于其特殊身份与东北军的支持，蒋介石不敢妄动杀念。

因此即便是身陷囹圄，张学良身边依旧有一大批，精心安排人员来保护他的安全，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一个警卫连、一个特务连，加之家庭雇员如仆人、私人医生、司机及家族成员等，总数逾两百人，这一切都构成了庞大的经济负担。

试想，即便是寻常人的五十余载春秋，也要一笔不小的生活费用，更何况是张学良这样高标准的生活。

他的家具选材上乘，连抽水马桶都是普通人家难以企及的奢侈品；

餐桌上不乏珍馐美味，凡是他要求的，蒋介石无不尽力满足。

张学良对游泳情有独钟，蒋介石便命人特地挖掘了一座泳池；

他热爱网球运动，于是网球场随之落成。

蒋介石直言，供养张学良一年的开销，甚至可以维持一个团的经费。

因此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张学良虽然自由受限，但在饮食起居上的待遇并未受到丝毫克扣。

直至1990年重获自由，张学良选择移居美国，最终在那里安度晚年。

然而这也只是一面之词。

在被幽禁期间，张学良仍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

虽不能与外界有过多联系，但他一直和宋子文、宋美龄、陈诚、戴笠等人长期保持书信往来。

透过这些书信，以及宋子文、沈醉等人的回忆，似乎又能看到一个不太一样的“幽禁生活”。

浙江奉化市雪窦山，是张学良漫长囚禁生涯的起点。

尽管雪窦山风景旖旎，招待所条件相对优越，但失去自由的代价，让这位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帅，陷入了无尽的焦虑与苦闷之中。

幸运的是那段灰暗的日子，邵力子夫妇的陪伴短暂照亮了他的生活，给予了他精神上的慰藉。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10月的一场意外火灾，迫使张学良的幽禁地点转移至黄山。

随后又因安全考虑被频繁迁移，从萍乡的旅社到“绛园”，一个月后又到了湖南郴州。

在郴州苏仙岭，张学良被一位东北军旧部认了出来。

军统特务对此十分不安，于是又匆匆将张学良送往沅陵。

在沅陵凤凰山下的凤凰寺，张学良常到附近的河边去钓鱼。

钓鱼、养鱼，这是他消磨时光、自我慰藉的方式，也或许是他对当时处境感悟。

逃不脱也死不得的他，与这钩上的鱼儿也没什么两样。

在凤凰山居住期间，张学良体会到了民间疾苦。

他对参与防御工事修建的贫苦民众关怀备至，不仅确保他们得到应得的报酬，还经常请他们喝酒吃饭。

然而随着日军步步进逼，国家危难日益加重，张学良的幽禁之地也随之西移。

1938年末，他又被送到了贵州修文县的深山中。

在修文，遵从蒋介石的指引，张学良一直专心研读《明史》。

而在这段流徙的幽禁岁月里，张学良也并非孤身一人。

他的原配夫人于凤至与红颜知己赵四小姐始终伴其左右，给了张学良以莫大的精神安慰。

长期的辗转漂泊与幽禁生活，也使得于凤至健康受损，被确诊为乳腺癌。

张学良只好紧急求助宋子文、宋美龄，在他们的帮助下，于凤至去到了美国就医。

在贵州深山的幽禁岁月，也是张学良人生中一段艰难的时光。

这里的生活远非从前显赫所能比拟，甚至常常面临生活物资的短缺。

曾经威震一方的少帅，在现实的拮据面前，不得不放下身段，提笔向宋子文求助借钱。

信件内容直白而迫切，只求一解燃眉之急。

显然，当时的张学良与赵一荻的生活已至捉襟见肘的地步。

宋子文收到信后，立刻将钱送了过去，还在回信中关切询问。

贵州的湿热气候与频繁的迁徙，也确实影响了张学良的健康。

1941年，张学良患上阑尾炎，为方便治疗，他提出迁居贵阳。

然而，军统特务虽然已经严格限制他的活动范围，可其行踪依然引来了外界关注。

蒋介石对此颇为不满，迅速指示戴笠将张学良再次迁至更为隐蔽的地方。

1942年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迁入开阳县的一个偏远村落。

他们在房前开垦菜地，饲养家禽，过起了自给自足的朴素生活。

随后，张学良又被转送至息烽集中营。

彼时，挚友杨虎城及其家人也被关押在此处，遭受煎熬。

可当时的张学良对此全然不知，直到后来抵达台湾，才得知杨虎城惨死的消息。

集中营里的生活，物质条件不错，也有宋子文、莫德惠等人时常探访。

然而精神上的重压，却让张学良难以承受，常常摔打家具来宣泄内心的苦楚。

1944年，一小股日军逼近黔南，出于安全考虑，张学良被紧急转移到桐梓。

桐梓是战时陪都重庆的外围防线，戴笠精心挑选了环山抱水的“小西湖”，作为张学良的新囚禁点。

这里虽风光宜人，却也不过是他的另一处囚笼。

1945年，抗日战争的硝烟终于散去，全国上下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张学良的内心，却充满了焦躁与不安。

坊间传闻，在他被囚禁满十年之际，他特地将早年在瑞士购置的一块欧米茄百年纪念手表，赠予了蒋介石。

这份礼物寓含深意，仿佛在默默提醒，十年之约已至，期盼着蒋介石能信守承诺，恢复他的自由。

但蒋介石却没有理会，出于种种原因并未放松对其的管束，还是把他继续囚禁下去。

1946年的夏天，那是沈醉最后一次前往桐梓探望张学良。

从他口中听说了戴笠飞机失事的情况，张学良感慨万千。

周围的一切都在回归常态，就连兵工厂也在战后关闭。

而他依旧被幽禁着，前路未卜，归期无望。

他自责于抗战期间，身为军人却未能为国家抵御外侮贡献力量，深感羞愧。

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似乎已被时代遗忘。

这些通常不易启齿的心声，那日却意外地倾泻而出。

而蒋介石不仅没有打算释放他，反而还在秘密筹备新的囚禁之所。

曾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透露，蒋介石指示他在兴国县阳明洞修建房屋。

起初外界都以为，这是为蒋介石本人准备的休养之处。

待房屋落成，蒋介石亲自前往视察，这才知道这些房屋是为了长期囚禁张学良而建。

抗战胜利后张学良仍滞留桐梓，实则是因江西的居所尚未完工。

蒋介石选择兴国县阳明洞，一方面是因为该地偏远，便于监控；

更重要的是，他希望张学良能效仿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潜心学问，不问政治。

无论是先前在贵州修文的阳明洞，还是战后的兴国阳明洞，蒋介石的安排都是出于这个原因。

1946年年底，蒋介石下达指令，将张学良迁移到台湾新竹的井上温泉。

沈醉遵照毛人凤的命令，从南京火速赶往重庆，负责安排张学良的行程，包括协商专机飞往台湾的事宜。

在这个过程中，沈醉等人故意隐瞒了真实目的地，只告知张学良需先前往重庆等待下一步通知。

张学良满怀期待，他以为自己的囚禁就要结束了。

然而一切安排尘埃落定后，突如其来的转折让他措手不及——他将被送往台湾，而非返回南京。

闻此消息，张学良愤怒地拍了一下桌子，牙齿紧咬，压抑着愤怒。

长久以来，身边人习惯尊称他为“副座”，他也从未表示异议。

可那一次，负责看守他的刘乙光，习惯性地以“副座”相称。

张学良却断然打断：“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

短暂的沉默后，他接受了前往台湾的安排，并吩咐刘乙光回复毛人凤。

返回房间与赵一荻谈及此事时，他的声音仍因愤怒而颤抖。

在机场，张学良与赵一荻勉强挤出笑容，与众人握手告别。

而后满腹苦闷的他登上了前往台湾的飞机，背后是无法言说的无奈。

1947年2月，台北烟草专卖局的缉私警察，殴打一名贩卖私烟的女烟贩，激起民愤，引发动荡。

这场冲突，迅速升级为大规模抗议。

针对国民党政府和驻台军队的不满情绪如野火燎原，演变成后来的“二二八事件”。

为控制局势，蒋介石调动军队进行全岛范围的强力镇压。

与此同时，远在山中幽禁的张学良夫妇，因这场社会动乱彻底失去了外界供给，生活陷入极度困境。

多亏了高山族人的番薯，他们才没有被饿死。

实际上在这次事件爆发之初，蒋介石就叫毛人凤指示负责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如果有人要劫走张学良，务必全力阻止，并将张学良击毙。

当时的蒋介石甚至希望参与起义的民众，能到张学良的住处附近放几枪。

最好趁这个机会将张学良打死，这样他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为张学良的死寻得“合理”借口。

但幸运的是，由于当地的高山族社群，并未卷入该地区的冲突，张学良的生命也因此得以保全。

在井上温泉的那些年，张学良平日里种菜养禽，偶尔还得以享受垂钓之乐。

但这表面的宁静背后，实则隐藏着深深的孤寂与困顿。

1949年，李宗仁代理国民政府总统职务，提议释放张学良。

然而这一提议，却被军统特务以各种理由阻挠而未能实现。

尽管张学良被囚禁于台北井上温泉的事实，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为了所谓的“安全”考量，他还是被短暂移至高雄要塞。

直到外界的关注逐渐淡化，1950年才被送回新竹的井上温泉。

直到1957年10月，张学良的囚居地点才又从新竹，转移到了高雄市的西子湾。

外界诸多不明真相者，以为张学良在台湾的过得是桃花源一般的日子，是安逸舒适的田园生活。

然而，张学良的侄女张闾蘅，在她的回忆录中却给予了直接驳斥。

她提到张学良夫妇所处之地偏远，交通不便，物资采购困难重重，日常生活完全依赖自给自足。

长达十年的山中幽禁，严重损害了张学良的身心健康，他的听力与视力衰退，精神饱受折磨。

外界甚至长时间无从知晓他的生死，他一直处于一种彻底的与世隔绝状态。

1990年6月1日，张学良九十大寿，在台北圆山大饭店，由国民党资深元老张群主持举办了寿典。

这是张学良在历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后，首次正式公开亮相。

随着蒋介石和蒋经国的相继去世，张学良终于重获自由。

五年后的1995年，张学良与伴侣赵一荻选择离开台湾，前往美国夏威夷定居，享受着平静的晚年生活。

参考文献

张敏《张学良为什么长期不能获得自由——张学良软禁生涯解读》

刘志清、訾喜升《囚禁张学良的十一个秘密地点》

刘盛甲《张学良囚禁台湾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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