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邓小平经历了第二次起落风波， 下放江西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劳动锻炼。在临行之前，毛主席曾经转告邓小平，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直接向汪东兴寻求帮助。
很少向中央提出帮助的邓小平，在被下放江西之后，多次向汪东兴等中央同志写信寻求帮助，其中有一次他写信告诉汪东兴，自己需要将一个人带到身边，这个人的身份究竟是谁？
其实，这个时候让邓小平如此牵挂的人，也只有自己的子女，原本，邓小平已经坦然接受了自己被下放的事实。
然而，他留在北京的大儿子邓朴方因父亲的问题被牵连，遭到了四人帮的针对，由于本人不堪迫害，最终选择了跳楼。虽然没有因此致命，但是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原本，邓小平夫人卓琳加上祖母夏伯根以及五个子女，完全可以照顾受伤致残的邓朴方。然而，卓琳和老祖母都已经陪同邓小平来到了江西，五个子女中，除了邓朴方在北京受伤致残之外，其余四人分散全国各地。
大女儿邓琳很早之前已经去了河北宣化的部队进行劳动锻炼，二女儿邓楠在陕西汉中，小女儿邓榕在延安插队，最小的儿子邓质芳则是被安排到了山西农村落户。
加上受伤致残的大儿子邓朴方，五个儿女成为了邓小平夫妇心中最大的牵挂。毕竟，邓小平对于自己的生活要求一贯不高，也只有儿女，才能让邓小平多次写信请求组织的照顾。
最开始，邓小平写信希望能够让儿子邓朴方在北京的301医院多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以便于更好恢复健康。另外，自己和夫人卓琳生活的江西拖拉机厂，生活环境不佳，不利于病人的恢复，经过组织研究讨论之后，同意让邓朴方留在了301医院。
然而好景不长，邓小平的弟弟邓先群很快写信给身在江西的哥哥，信中说道，邓朴方已经被人从301医院赶了出来，送到了北京市清河镇社会救助院，并且没有人照顾。
听闻此事的邓小平十分担忧，邓小平又一次写信给汪东兴，请求把儿子邓朴方接到自己身边，由他自己和夫人卓琳照顾。在信中邓小平延续了一贯的坦诚和直接，书信的第一句话就是：“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
当年6月份，邓朴方终于被送到了江西，分别多时的一家人终于再次见面。只可惜，邓朴方已经不能再像其他儿女一样活蹦乱跳，变成了下肢残疾。
此后的很长时间里，邓小平开始一边劳作一边照顾自己的儿子。他每天增加的工作包括：为儿子翻身子、擦洗身体。另外，他还找来收音机让儿子调试维修，以此学习维修电器的技能。正是在全方位的照料下，邓朴方的身体和心理状态都开始迅速好转。
之后的时间里，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江西开始了一段相对艰苦但是却比较安稳的生活。他从来没有对自己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条件或者待遇向组织提出过要求。
在江西期间，邓小平给中央的信件，几乎全部都是申请希望孩子们能够回家探亲，另外，中央还给邓小平的子女安排了在南昌附近的工作，方便一家人团圆，用小女儿邓榕的话来说：“他一生中除了为孩子以外，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多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邓小平被下放江西之前，他还带走了一个人，那便是他的继母夏伯根。
这位继母仅仅比邓小平大五岁，她曾经照顾邓小平同志的父亲直至病逝，最后又找到了身在重庆主持工作的小平同志。当时，邓小平立刻表示：“留下来，我们一起生活，夏妈妈！今后我们给你养老！”
然而，用小平同志自己的话来说，这位老祖并没有沾上他们的光，反而是照顾起了孩子们的生活。
所以，在最艰难的时期里，邓小平夫妇对待夏伯根老人依旧是尽心尽职，一家人互相支持相依为命，正是因为家庭和睦，夏伯根老人也十分长寿。2001年，老人才因病逝世，享年101岁。
邓小平同志去世后的2004年，作为邓家长子的邓朴方，回到了邓小平故居的陈列馆。就在这里，邓朴方看到了父亲当年写给中央汪东兴同志的几封书信。
信中涉及的内容堪称是高度一致，全部都是和自己有关，先是请求中央给予邓朴方合理的治疗，紧接着就是希望中央将自己送到江西，由父母照顾。
对于自己父亲的为人，邓朴方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很少求人办事，当初为了儿子邓朴方，却接连向中央求情，对于这些事情在很长时间里，邓朴方本人并不知晓。看着这些极具历史价值的信件，邓朴方顿时百感交集。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4年的时候，著名编剧王兴东曾经亲历江西、北京等地，实地探访邓小平同志生前的遗迹，在采集了大量素材之后，开始创作一部名为《父子》剧本。
这也是国内第一个全面讲诉当年邓小平同志在江西生产生活时的纪录影片。在这段为期三年零四个月的工厂劳动锻炼中，展现了邓小平忧国忧民的情怀。
在这段时期内，邓小平一边劳作，一边照顾自己的儿子，当地的工人群众为了方便他上下班，还特意修建了一条用锅炉渣铺成的小道。
通过这段时期的基层锻炼劳作，邓小平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百姓过上好日子才是根本”。这也为后来邓小平复出后的工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