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的时候，梁山西北西小吴村有个人叫毕先众，本来大字不识一个，却偏偏要装出读书人的斯文模样。

有一回，毕先众在村头大树下乘凉，拿着本书装起斯文模样来。正巧，从南边走过来一个人也想在大树下歇歇脚，见有一位先生在看书，那人凑过来和毕先众找话说:“先生，看的什么书呀？”毕先众也不知道是什么书，就随口应道:“是《三国》。”

偏巧，这个过路的是识字人，看了一眼毕先众手中的书说:“先生，这不是《三国》是皇历。”毕先众说:“我知道，我是给小孩看个日子好娶媳妇。”这个过路人一看又说:“先生，这是本旧皇历。”毕先众接口说:“就是哩，小孩娶媳妇好几年了，我查查到底是几年了。”这个过路人看出毕先众把书拿倒了，说: “先生，你把皇历拿倒啦。”毕先众有点不耐烦了，说:“我这不是给你看的吗？”说着把书朝过路人面前伸了伸，过路人心里觉得好笑，却佩服他善于应变的本领，笑着走开了。

还有一回，毕先众在县衙门前拿着本书，嘴里还不住的嘟哝“子日”、“诗云”等等。这时，迎面来了个告状的，这告状的刚请人写了状子，不知写得咋样，想请人给过过目，见了毕先众说:“先生，你给看看这个状子写得行不？”

毕先众接过状子， 装着看了一阵子说:“够你治的。”告状的人说:“先生，你再看看，我可是原告啊！”毕先众又装着看了看状子，慢条斯理地说:“够他治的。”告状人又说:“先生，你看看这状子写得行吗？”毕先众这回说了实话。“也够我治的。”告状人这才知道碰上了假斯文。从此落了个歇后语：毕先众看状子——够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