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李纯执政时期是唐朝最后一个中兴的机会，这十几年间唐朝国力恢复，出现了不少名臣名将，被誉为元和中兴。然而在这种被后世学者给予高度评价的时代，朝堂里也充满了政治斗争，引起了朝野关注的风波。说起在元和年间的政治斗争最激烈的，首先要数两位元和年间的名相，李绛和李吉甫。这两位宰相都是唐宪宗李纯非常倚重的大臣，都被认为是元和中兴的大功臣，而且都是来自于五姓七宗之一的赵郡李氏，可是他们在朝堂上却针锋相对，陷入了长期的内斗之中，也成为了后世历史爱好者们议论的焦点。
这两位同宗出身的唐朝宰相，为什么没有在朝廷里互相帮助，反而陷入了内斗之中呢？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众说纷纭，有的认为是唐宪宗李纯为了制衡宰相权力故意为之，也有的认为两人在利益上有所偏重，还有人放在君子小人的范畴里进行讨论。其实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两人矛盾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利益的争斗，也有政治理念的问题，并非单纯的私人恩怨。下面笔者就对元和年间的这段历史进行剖析，看看两人的政治观点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产生激烈的政治冲突，甚至陷入了党争的漩涡之中。
首先说说李绛，李绛在唐朝后期的宰相中名声很好，被誉为是名相的典范，但是从唐朝到现代的一千多年时间内，个人评价却出现了不断下滑的趋势。李绛出身与赵郡李氏东祖，与李吉甫同宗不同祖。他是唐德宗贞元年间的进士，从基层的校书郎和县尉开始，一直做到了宰相的高位。李绛在唐朝的名声很好，被认为是勤勉的大臣，而且敢于劝谏皇帝。他上书营救裴武、柳公绰、白居易等被排挤的大臣，所以在朝廷中声望很高。从个人评价上看，李绛被认为是中晚唐时期以君子风度著称的大臣之一，与唐德宗时期的宰相陆贽齐名。
这类大臣在治国理念上讲究君子治国，延续了儒家早起的治国方略，认为以道德为主选拔人才，将朝廷打造成满朝君子，就能解决唐朝面临的诸多政治危机。在对于唐宪宗李纯削藩的态度上，李绛表现趋于保守，不支持无理削除藩镇，而是提倡用分化瓦解的怀柔手段。在这方面李绛最大的功绩是通过怀柔手段解决了魏博节度使叛乱的问题，因此受到后人的追捧。但李绛在政绩上争议很多，被认为是实务能力很差的宰相，除了劝谏皇帝，也就只有魏博节度使问题算得上是政绩，所以他对中晚唐的政局变化产生较为消极的影响。
由于李绛的这个政治态度，他在唐朝之后的一千多年里评价直线下滑。在儒家文人士大夫的封建王朝时期，李绛的个人评论尚可，基本上是正面的，甚至被认为是王佐之才。从清朝中晚期到近现代，李绛被认为是虚有其表的宰相，其政绩不显的弊端使得评价掉得很厉害。到了现代李绛被认为是有可取之处的唐朝名相，但面对藩镇乱局的保守和主和派态度，遭到了现代学者的批判。总的说来李绛和李吉甫之间的矛盾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关于削藩的主战主和问题，第二个是关于宰相权力的分配问题，第三个是关于朝廷结党的问题。
李吉甫与李绛不同，虽然是同样出自赵郡李氏，但因为父亲是御史大夫李栖筠，所以是靠门荫入仕，一进官场就受到了很多的优待。他受到名相李泌的器重，官场之路非常顺利，可以说是平步青云。直到陆贽当了宰相后，李吉甫才受到第一个打击，被对方以朋党之罪贬到了明州。唐宪宗李纯继位后，李吉甫被召回朝廷，出任考功郎中、知制诰。不久之后他又调入翰林院，出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并赐予了紫衣的待遇。宰相杜黄裳年老罢相后，他被推荐出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在唐宪宗李纯时期最重要的削除藩镇的问题上，李吉甫与李绛针锋相对，有着强烈的政见冲突。与保守温和的李绛不同，李吉甫是积极要求武力削藩的。他在朝廷对西川节度使刘辟、镇海节度使李锜等藩镇的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这些战争最终都以朝廷方面的军队获胜而结束。因此作为唐宪宗李纯最大政绩之一的削藩，李吉甫也是最大功臣之一。即便是在存在诸多争议的魏博节度使问题上，李吉甫也提出了让薛平出任义成节度使，出兵收复魏博属地的战略。只是最终唐宪宗李纯采纳李绛的按兵不动，派人分化瓦解的方法。
如果说在削藩上，李绛和李吉甫只是手段不同，但在朝廷宰相事务和结党问题上两人就是敌我矛盾了。李吉甫是唐朝以结党出名的宰相，他在唐德宗年间就因结党问题被宰相陆贽降罪，而陆贽正好是李绛的座师。所以两人在这个上的矛盾不可调和，双方斗争了几十年。李绛继承了陆贽以君子治国的儒家学说，但李吉甫对此却不同意。李吉甫是集合了具有相同政治目的和理想的大臣，一起在朝中掌握大权，推动了国家的改革和复兴。这些人有着同样的政治目标和理念，政治上互相扶持，权力上也相互借用。
除了与朝廷大臣结为朋党外，李吉甫也不介意与军队方面的人来往。从史书上看，李吉甫是自杜黄裳之后，朝廷中与郭家来往最为密切的宰相。前文讲过，杜黄裳是郭子仪的副手出身，在朝廷中支持郭家是很正常的。李吉甫虽然并非郭子仪的旧部，但因为是杜黄裳推荐出任宰相的，所以也搭上了郭家的大船。因为郭子仪的缘故，郭家的势力遍布朝野，在藩镇中也占据三分之一的范围。如此庞大的势力，唐宪宗李纯是非常猜忌的，而李绛这样的大臣也很不满意。但处于削藩的考虑，李吉甫却与郭家在政治上相互呼应。
在唐朝的中晚期，中央禁军的势力并不强，除了神策军外，其他军队几乎不能打。所以李吉甫认为，要削除遍布天下的藩镇，必须有效的利用当时忠于朝廷的，郭子仪旧部掌握的藩镇军。由于和郭家的来往密切，这就成了宰相插手军队问题，必然会受到皇帝猜忌。因为李纯吸取了唐德宗李适的教训，不敢轻易触动郭家的权利，所以对于李吉甫的态度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作为君子著称的李绛，却强烈反对李吉甫的做法，更怕郭家在削藩中趁机掌握朝廷大权。所以李绛多次抨击李吉甫结党营私，这方面的政治斗争一度成为主旋律。
而对于宰相权责方面的考虑，李绛和李吉甫都支持中央集权，但权力的载体却不一样。李吉甫是以宰相之权统帅国家的理念，所以他在任的事后宰相权力极大，唐宪宗李纯也不得不妥协。而李绛对这方面却非常不满，因为这既不符合儒家君子不党的理念，也不符合忠君的理念，甚至被认为是叛逆之举。正是因为处于这种矛盾，李绛也被李纯用于制衡李吉甫的存在，让两个宰相互相冲突，以保证他在朝廷中的话语权。两人因为上述三个方面的矛盾频繁斗争，一度成为元和年间政治基调的主旋律，也引起了许多的政治风波。
结合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出，李绛是非常理想的文人，而李吉甫则更务实一些。李绛追求的是儒家的治国理想，是以君子治国为目标的模式。而李吉甫则更多的考虑了现实问题，从现实层面解决唐朝面临的各种危机。以魏博节度使案件为例，虽然李绛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平复了叛乱，但实际上并没有消除魏博节度使对朝廷的威胁，只是得到了面子上的投降而已。魏博节度使是安史之乱后设立的河北三大藩镇之首，因为是安史之乱降将，所以对朝廷听宣不听调。魏博节度使的传承也成了世袭，让其他藩镇也有样学样。
因为魏博节度使带了坏头，所以安史之乱后的叛乱多出于河北三镇，而河北的叛乱又多因魏博而起。对于当时的朝廷来说，平定魏博就能镇压河北三镇，进而最大程度的削弱河北叛乱的根源。李吉甫提议让薛平出任义成军节度使，目的就是隔开河北三镇和河南藩镇、山东藩镇的联系，避免他们连成一气。如果时机合适，薛平出兵魏博一举平定，关东乱局的根源就被打掉了。这并不是李吉甫异想天开，而是有先例可循的。安史之乱刚平定的事后，唐代宗李豫就用薛仁贵的孙子薛嵩出任昭义节度使，压得河北三镇和各地藩镇不敢乱动。
后来薛嵩去世，薛家内乱撤出昭义节度使地盘，这才给了魏博节度使机会。也因此魏博联合河北三镇叛乱，最终席卷到包括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在內整个北方，引发了四镇之乱和奉天之难，成为唐朝继安史之乱后最大规模的叛乱。李吉甫提出的建议是非常务实的，也是很有战略眼光的。李绛的平复魏博节度使的计划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魏博方面担心朝廷强行进军，所以才形式上服软。但这种做法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所以叛乱的根源还在。从后面的历史来看，魏博直到五代十国时期都是全国第一藩镇，也是祸乱之源。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李绛的战略眼光是非常短浅，也是空想而不务实的。他只图短期内暂时解决乱局，却对唐朝的未来没有任何规划。不论他的君子不党的儒家政治理想，还是和平解决藩镇问题的思路，都是不可行的，也是非常天真可笑的。他与李吉甫的矛盾，是典型的政治空想家和务实政治家之间的矛盾，也是两个群体之间的利益纠葛。从目标上看，李吉甫追求的是唐朝的复兴，而李绛追求的却是孔子的三代之治。实际上唐朝距离东周一千多年了，怎么可能还会出现所谓的三代之治？所以现代的学者对李绛的评价远低于李吉甫，他对中晚唐造成的负面影响，也给后来唐朝藩镇和宦官的失控带来了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