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回忆：1950年，我4岁，家住在上海兴国路的一座小楼。印象中，父亲很忙不太管我。我早上经常不起床，有时到中午吃饭都不起床。有一天，他不知道因为什么发脾气，吃中饭时又听说我还没起床呢，一下就急了。他冲上楼，说：“养这孩子有什么用啊？”抱起我，就要往楼下扔。当时不仅把秘书们都吓坏了，也真就把我睡懒觉的毛病治好了。后来我一直早起早睡，到现在都保持着这个习惯。

陈小鲁62岁的时候，还记得父母讲的关于自己出生时的故事。母亲在怀他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两个哥哥。父母一心希望生个女孩，结果他又是个男孩。原贵州省委书记周林的夫人，当时是军部负责家属工作的助理员，来探望刚生产完的母亲和他。看到他包着被单被放在屋门口，就问母亲：“这孩子怎么放门口啊?”母亲说：“这孩子我不要了，你们谁要谁抱走。”陈阿姨数落了母亲一通，把他抱回了屋里。

这个差点被母亲送人的孩子，却成了父母最疼爱的孩子。到他长成20多岁高高大大的男子汉，父母对他最经常的称呼还是“小羊”——因为他是吃羊奶长大的。

父亲给他起名叫陈小鲁，一个是取自孟子那句，“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另一个则蕴含着全取山东的雄心。陈毅当时是山东野战军司令员。

8岁时，陈小鲁跟着父母迁到北京。10岁时，他每天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下学。学生时代的他没戴过手表，总是穿着两个哥哥穿剩的旧衣裳，直到成了高中生也是如此。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966年，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高三学生。国家决定废除高考。老师在班里宣布这个消息，陈小鲁和同学一起欢呼，笑着跳着把课本扔上了房顶。40多年后，他为当年自己的这个举动笑了又笑。

文革初，陈小鲁曾任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因不同意血统论的对联，没有参加红卫兵。后为维护社会秩序，他倡议并组建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跨校际的红卫兵组织。

后来，有件事对他影响特别大，使他对文革的态度有了变化。

陈小鲁：北京市排斥外地学生来北京串联，规定外地学生不能进入北京的学校。外地学生来北京后，没地方住，没地方吃，北京的秩序一下就乱了。于是周总理召集了一个会，有铁道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政府的头头，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领袖参加。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等都参加了。总理讲，请红卫兵到北京来，是毛主席决定的。为什么没搞好呢？因为红卫兵和旅客混在一块儿，北京站很乱。红卫兵抢占了列车。旅客花钱买了票，走不了，意见很大。说到这儿，总理去接个紧急电话。

我当时不知深浅，就跟铁道部的领导说：这件事好办，北京有那么多火车站，专门指定一个车

站给红卫兵，把他们和旅客分流，不就行了嘛。铁道部的那个领导说，“这不行，你们不懂，很复杂的。”然后说了一大通技术上的事。我也就不说话了。

一会儿，总理回来说，“我早就说了，红卫兵和旅客分开嘛。这么多车站嘛，让旅客单独走一个车站。你们为什么就不做？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铁道部的领导态度立刻就变了，说：“是，是，可以。”我当时不懂人情世故，就觉得，我的意见和总理是一样的啊！总理说出来，你们就满嘴的“是，是，是。”一个学生说出来，你们就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那么多理由，为什么不跟总理讲呀？你是服从真理，还是服从权力啊？官僚主义到这个程度了，是该冲一冲了。

由于文革中有关他的谣言四起，难辨真伪，甚至影响到了他的父亲。中央文革秘密搜集他的黑材料，希望从中找出整陈毅的证据，不过没有找到。这时，周总理出面了，把他安排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

1968年4月14日的晚上，周总理把他叫到西花厅，对他说：“这样对你和你父亲都有好处。希望你表现好一些，干好了，可以入伍。否则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

总理还告诉他：不要把自己的去向告诉任何人，到了部队也不要写信。这是一条纪律。

第二天一早，中央办公厅来人接他走。母亲掉泪了。父亲对他说：“我在文化革命中犯了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我的问题就看中央了。不论打倒不打倒，你都要准备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永远见不到我们。”

身处于政治的旋涡之中，大家都无法预知彼此的命运，虽是生离，犹如诀别。临行前，父亲深情地对他说：我们当年都是这样走出来的。你母亲16岁就参加新四军了，我也是19岁就到法国了。你就做好准备，这辈子不回中南海了！就靠自己奋斗！

陈小鲁：我刚到部队的感觉，就像到了天尽头了。坐火车到（辽宁盘锦）沟帮子，从沟帮子再坐汽车，后来干脆都成了土道。视野所见，只是一片泛着白的、长着野蒿子的大碱滩。团部也只是一些平房，有些连队还是半地下的地窨子。全团一共只有10辆卡车，两辆吉普，那时候

“战备”，只能让一辆车动，其他车只能定期保养保养。

我去的连队是个步兵连，军训不多，当时主要是种水稻，很艰苦。驻地开始还点煤油灯，干活儿全部是靠肩挑手抬。连里的北京兵就我一个，也没有什么干部子弟。我到部队不是入伍，是所谓“锻炼”，有被“监管”的意思，也有保护的成份。我和外界被完全隔离，跟家里也不准通信，不能戴领章、帽徽。按现在的说法，有点“双规”的味道。

后来见到团政委，我说，不戴领章、不戴帽徽，在部队不是很特殊、太显眼了吗？政委往上请示后对我说：可以戴领章、帽徽，但是不准照相。

在连队，我是编制外的，没有我的口粮和津贴，开始连军装都不发。我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就是老老实实地干活，慢慢也不觉得什么了。这次我没改名字，他们也都知道我父亲是谁。最后班长、连长都跟团里提意见了。他们说，这个人怎么办呢？表现还不错，挺好的，也得为人家进步着想啊。

我记得大约一年多以后，团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问我一年多花了多少钱？我说我带了100块钱到部队，到那时才花了14块钱，就买点儿牙膏什么的？差不多一个月一块钱。他很感动后来部队给了我200块钱的补助。团里的干部们都觉得，我还真的不错。

我是1970年3月8号入的党，记得挺清楚。我入伍以后表现不错，三年里，我年年被评上“五好战士”，因为抗洪抢险“表现优异”，还荣立了三等功。他们也到学校调查了，反映非常好，不但一派反映好，两派、三派的反映都好，老师的反映也很好。之后，部队专门给中央、给总理打报告，问我能不能入伍？能不能入党？能不能提干？总理批示说，如果他表现好的话，可以。等这个报告批回来后，副指导员跟我说：“支部准备发展你入党，你写份申请书吧。”我就说，指导员，你也知道，我没主动写入党申请书，是不想给连里添麻烦。现在入伍问题解决了，我也有入党的要求。他说，你就写申请书吧，我做你的介绍人。

党支部讨论我入党时，也有不同意见。有人说，陈小鲁这个人不交心，他有话不说，不暴露思想。指导员说：你让他暴露什么思想？他的经历跟我们不一样，他知道的事不能跟你们讲。再说，他跟你讲能讲清楚吗？团里交代了，你们就看他入伍这两年的表现，过去的事情，组织上管。这些干部的大度让我很感动。

我的入党介绍后来对我说，“那时候，每个礼拜我都向军区打报告，我把你写得跟雷锋一样啊。”

对父母的牵挂，对家的思念，时时搅痛着陈小鲁的心。两年多来，他只能从报纸上得到父亲的零星消息。

而在北京，父母也在想念儿子。1970年末，陈毅被查出患了直肠癌，做了手术，对儿子的思念就更强烈了。1971年春天，陈伯达倒台后，在一次批陈整风会上，带病出席的陈毅遇到了陈锡联。他对陈锡联说：“陈司令员，我的三儿子在你那个地方呢……”

陈锡联立刻明白了老帅的心思，满面笑容地说：“是啊是啊，他表现很好，已经提干当指导员了。我马上让他回来!”

一个多月后，陈小鲁获准回京探亲，到中南海门口，他首先问警卫的，是自己的家还在不在中南海。他走进中南海里那个熟悉的庭院。父母相互搀扶着走出屋门迎接他。

手术后的父亲苍老了，瘦削了，却和久别的儿子开起了玩笑：“哎，指导员来喽!”

陈小鲁一头雾水：“什么指导员?”

“陈锡联司令员说你提指导员了。”

“没有，我没提干。”

他说着让父母看他穿的军装：“还是两个兜!”

大家都笑起来。笑着笑着，母亲搂着儿子大哭起来。历尽沧桑的元帅父亲，也是老泪纵横。周总理和邓颖超把陈小鲁请到了自己家里。周总理对他说：“你很守纪律，很讲信用，三年没给家里写信，不容易啊。部队的同志对你反映很好，特别打了个报告给我，请示能否让你正式入伍、入党和提干。你为什么不能入党?为什么不能提干?我告诉他们，不论是谁，只要够标准，就可以。这样的事情还需要请示吗?!”

1972年1月4日，陈小鲁再一次从部队回到北京，已是父亲弥留的时刻。张茜俯身在丈夫耳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昏迷中的元帅终于看见了自己最小的儿子了，他的眼睛闪现出一丝奇异的光彩，嘴唇动了动，但到底没有说出话来。

1972年元月6日，陈毅元帅与世长辞。11日，毛主席出席了他的追悼会。

1971 年，陈小鲁探望病中的父亲陈毅元帅

1976年5月，已经是团政治部主任的陈小鲁，向军区打报告提出调回北京。

他在1975年成了家，妻子是粟裕将军的女儿粟惠宁，在北京的总装备部工作。他提出调动的理由是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真正的原因却是：当时，他所在的团是军区“学习小靳庄”的典型，而小靳庄是江青抓的点，他要主管“批邓”和“学小靳庄”。他不愿意。他在写给岳父的信里说“道不同，不与为谋。”

军长找陈小鲁谈话：“军区组织部最近对新提拔的年轻干部做了调查，你表现最好。你是我们的培养重点，要不了几年，我这个位置就是你坐的。”陈小鲁却坚持要走。

陈小鲁调到总参二部不到一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陈小鲁虽然是元帅的儿子，从小就是一个活跃的、颇具号召力的“孩子头”，但他却从来没有“当官”的欲望。“我一直认为，我不比别人高明多少。”他此生信奉的第二句格言是：“人贵有自知之明。”“文革”结束后，他还下了一个决心：不再讲违心的话，不再做违心的事。

在看到了父辈在政治风云中的浮沉之后，在倾听了内心对于做人做事的呼唤后，他想尝试另一种生活，这就是到体制之外，去寻求一个“自由之身”。

他在1991年转业，之后下海，在商海里涉足过多个领域。他相信在商品社会里，成事的要素是信用。一个人归根结底，要靠自己。

2013年8月20日，网上出现陈小鲁反思文革的道歉信，他在信中表示， “作为当时(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向“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

这一年，陈小鲁已经67岁了，他想寻求一种能够让自己问心无愧的生活。所以，在2013年国庆长假的最后一个休息日，他早早起床，将一封写好的“道歉”讲稿装进皮包，然后开着自己蓝色的大众POLO车向北京八中出发。

几天前，他专门上网看了一晚上“五四宪法”，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他说，自己当年违反的是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2013年10月7日，北京市第八中学对面一间茶社的会议室里，白色长桌的一边坐着8名曾经的中学教师，头发白了；另一边坐着15名曾经的学生，头发大多也已经白了。

陈小鲁第一个发言：“在座的，张显传老师80岁了，大部分老师也都70多岁了。连我们这些学生年龄最小的也有60岁了，已经过了耳顺，而你们都是古来稀了。像曹操讲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有话不说，就太晚了。”

陈小鲁的情绪则有点激动，他放下手中备好的讲稿，大声地致开场词：“‘文革’之后，老师对我们的冒犯宽容大度，我想代表八中当年伤害过你们的校友，向你们真挚地道歉！”

会议快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发言者轮到了当年的生物老师赵荣尊，她向坐在他斜对面的陈小鲁深鞠一躬，说：“谢谢小鲁当年对我的保护。”显然，她更愿意回忆那些年里人性中的温暖。当年，几个初中学生把她堵在教室里，要给她戴高帽、剃阴阳头。凑巧路过的陈小鲁拦下了这些少年，“你们可以批，但不许揪斗，不许剃头”。后来，赵荣尊挨了一个多小时的批，陈小鲁也陪在她身边站了一个多小时。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确实我们没有资格大包大揽‘文革’错误，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就原谅自己。”陈小鲁对记者说，“对待自己的错误，无非就是几种，一个是否认，一个是忘掉，一个是推脱，还有一个，是反思。”

陈小鲁：多年来，我有三个座右铭：一个叫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的。另一个就是毛主席爱讲的“人贵有自知之明”。第三个也是毛主席说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自己不愿意干的，不要加诸于别人身上。这样你的处世、待人接物就比较好一点。还要就是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一定要知道短处。不要以为天下缺你不可。另外我不生事，也不怕事，做个坦荡的人。

回顾自己的人生道路，我感到自己为人处事一直在遵照这三个座右铭，没有做那些违心之事，也无愧于这个社会。孔子还有言：“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但孔子是圣人。我没有这个能力，只能自己管好自己。回顾人生，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至于别人看是好是坏，也无所谓。

2018年2月28日，陈小鲁因病救治无效，在海南三亚301医院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