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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四月二十六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率总前委机关先后过江，进了南京。不久前还在这儿摆威风、吹牛的国民党司今官们自然早已“安全转进”，逃之天天了。当晚我军几位将领进至总统，时间已是后半夜。陈毅说：“我等来到总统府，不去蒋总统办公室瞻仰一番，岂不失敬?”

这三位曾被“蒋委员长”分别悬赏过一二十万银洋买取首级的共产党人，有说有笑地登上二楼，向蒋介石的办公室走去。

警卫部队的封条，保存了蒋介石办公室撤走时的原来面目：纸片和文件满地散落，那块用隶书字体镌刻的“总统办公室”棕色木牌被孤零零地丢弃在门后角落里。刘伯承扶扶眼镜，凑近蒋介石的庞大的玻璃面办公桌，说：“蒋总统的日历还是四月二十二日呢！”

当时三位曾闹着玩似的，轮流到蒋介石的靠背皮椅上坐了一坐。陈毅还从办公桌上的铜笔插里拔出一支毛笔，说：“好笔，好笔，看，笔毛还是潮的咧……。”

十年以后，陈毅在《纪念宁沪解放十周年》的诗篇中写道：

雄师百万下江东，

辞庙仓皇是蒋凶。

丧尽人心终不悔，

犁庭扫穴事最公。

辞庙仓皇”、“犁庭扫穴”，正是对当时总统府情景的凝练描写，这是后话。当时这位“501”首长实在太忙了，还无暇顾及写诗。他们在蒋介石办公室只停留一小会，谭震林就来电报告：我九、十两兵团已将国民党逃敌六个军合围在朗溪、广德山区，我已发起攻击，全歼以后，将直趋杭州。紧接着，机要参谋送来了中央军委的来电。这正是关于“有准备地夺取上海”的电报。邓小平读过以后，特意把电报纸交给陈毅，很明显：上海这一仗，挑大梁的是陈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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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上海！一个空前复杂的任务摆在面前。

陈毅拿着电报走下楼梯来到前厅的时候，神态十分严肃。

“乱弹琴！真是败家子！”邓政委光火了。原来他看到：侦察员们竟把二百来米长、从大厅口直铺到蒋介石办公室的大红地毯剪成了两米长一块块的。干吗？各自垫着就地睡觉！

“部队不能住在总统府，统统搬起走！重新给我学习政策纪律，好好地整训几天！”

陈毅听着，深深地点点头。

党中央已内定陈毅为新上海首任市长。

早在淮海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央召刘伯承、陈毅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河北西柏坡，他们所关注的已不光是渡江的问题，而是渡江后如何接管宁、沪、杭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对陈毅说，中央的意思要他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想听听他本人的意见。陈毅没有马上表示接受。

这种态度在陈毅身上倒是罕见的。

陈毅在党的托付面前，从来没有退缩过。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失败，濒临危境，是陈毅协助朱德，保存和巩固了这支经过大革命锻炼的红军主力，终于和毛泽东会师井冈山。红军长征后，陈毅拖着伤腿，奉命留下来领导南方斗争，胜利地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皖南事变后，陈毅又一次临危受命，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和刘少奇一起，力挽危局，壮大了华中的抗日力量。这一回，这个素有“陈爽子”之称的人，倒为什么不爽快地答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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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在交谈中，陈毅提议说：“可不可以让刘、邓二野进驻华东、上海，我们三野走远一点，到大西南去呢?”

陈毅为什么要把整个华东这块富庶繁荣的地区让给二野来进驻和接管呢？原来，二野从一九四七年七月干里挺进大别山之后，自觉地牺牲局部利益，调动和吸引了蒋军南线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个旅中的约九十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进行了极端艰苦的无后方作战，不断消灭敌人，而自身的减员消耗也大。这就使三野得以更多地歼灭蒋军有生力量，“吃”得比较饱。接着，二野又以缺乏重武器的部队，英勇地投入淮海战役，担负了关键性的严酷的战斗重任。二野和三野，象左右臂那样密切协同作战，陈毅对刘、邓更是又亲密又敬重。陈毅这位“小弟弟”是想把华东让给艰苦转战的二野老大哥，自己“到毛儿盖去走一走”。

刘、邓当然不会接受。刘伯承司令员说，这事他和小平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对西南更为熟悉，而三野来自华东，留驻华东更为有利。

这些也正是党中央的考虑。（未完待续）（责编：成都红色教育培训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