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玉
每一代帝王由于处于其王朝周期的节点不同，所以历史使命自然也不同，西汉的幸运之处就在于，从高帝到武帝，每一任皇帝都圆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汉景帝对汉朝最大的贡献就在于：通过武力手段将藩王的王权转移到朝廷手中，并通过其帝王术回收了属于功臣的权力，撕碎了白马之盟，结束了汉初以来的霸业政治，建立了真正意义的帝业。
景帝即位之后最大的事件就是七国之乱，在武力镇压了叛军之后景帝连续对诸侯王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将诸王的实力大规模压缩，成功实现了削藩的目的。当然，景帝之所以敢对藩王动手又是因为，此时的功臣已经大面积凋零，朝廷不需要藩王来制衡这一群体。
在完成削藩的目的之后，景帝将所有精力都集中在对功臣的打击上，以实现集权的目的。
前151年，景帝废掉了无子的薄皇后，随后又准备更立太子，废掉太子刘荣，立胶东王刘彻为皇太子。
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是刘荣母亲栗姬在和刘彻母亲王夫人的宫斗中失败从而连累了儿子，但其实，更立太子属于政治行为，所以，这张牌最主要的动机还是政治秩序的重置，或者景帝要通过更立太子的行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
当年，高帝之所以要废掉太子刘盈立赵王如意为太子就是为了打击实力强悍的吕氏外戚以及和吕氏外戚深度绑定的功臣集团，扩张皇权。如今，景帝要废掉太子刘荣也是为了打击和太子深度绑定的功臣，实现皇权控制外廷的目的。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将这一件事定义为简单的宫斗。当时，帝国的丞相是周亚夫，是功臣周勃的儿子，其出任丞相完全是按照功臣集团论资排辈垄断相权之潜规则的结果。作为刘荣的支持者，景帝打击亚夫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更立太子。
同时，这也是对后宫秩序的重新整顿。
结果是，景帝成功实现了更立太子的目的，当胶东王刘彻被立为太子之后，丞相周亚夫也逐渐被疏远。景帝在打击功臣层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真正造成亚夫之死的其实是另一件事。景帝想要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列侯，于是主动找亚夫商量，史书的原话是：“请得与丞相计之。”
景帝为什么不能乾坤独断，这还要根据汉朝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来理解。根据白马之盟的约定：非功不侯，非侯不相，皇帝是不能随便将没有军功的人封侯的，也不能任命非列侯的人为相。为什么文帝当年想任命小舅子窦广国为丞相时又转而放弃，任命了出身功臣集团的申屠嘉为相，原因就在这里。
同时，帝国的政治被以丞相为代表的功臣所垄断，景帝必须和丞相进行商量。汉初的政治长期被白马之盟的约定所影响。
实事求是地说，这其实是亚夫自救的一个机会，在功臣全面凋零的情况下，皇权已经对外廷实现了最大程度的渗透，亚夫此时是独木难支。据学者李开元统计，功臣在高帝、惠帝和吕后、文帝、景帝期间在帝国包括三公九卿、王国相和郡太守这些重要岗位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96％、81％、50%、30%。
从这个数据来看，功臣对帝国在关键岗位上的渗透是逐渐减弱，其经历了一个自外而内、自下而上逐渐衰落的过程：文帝初期，功臣退出各诸侯王国；文帝中期，丧失对县一级的控制；文帝后期，丧失对郡一级的控制；景帝即位之后，逐渐丧失对朝廷政治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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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臣凋零，自然有新的官僚崛起，支撑景帝皇权的是这三个群体：法吏、军吏和原太子府的心腹。
法吏是以熟悉法律章程而出任吏员，汉承秦制，汉初虽然以黄老之道作为指导思想，但还是以吏为师，帝国官吏在熟悉法律的人中进行筛选。据学者李开元统计，法吏在吕后执政期间开始出现，占比2％，到了文帝朝，增加到21％，景帝时，又增加到23％。
在这一群体中，文帝时期的吴公，景帝时期的郅都是典型代表：吴公是秦国宰相李斯的老乡，曾经跟随李斯学习过，在汉朝时出任河南守一职，文帝即位之后，因为通晓律法，被征为廷尉；郅都在被拜为九卿之一的中尉之前任济南郡太守。
由此可见，文景二帝都是以提拔法吏来制衡功臣派，法吏经历了一个由下而上，由地方而朝廷的过程。
军吏是通过军事活动和相关军事组织的途径而升任帝国官僚。军吏型的官吏出现于文帝时期，是以在应对边境和匈奴的军事冲突中的军功而升任一定级别的官吏的，比如，陇西太守公孙浑邪、云中太守魏尚。
景帝时期的代相灌夫、赵相苏息、江都相程嘉、丞相卫绾、御史大夫直不疑等人都是出身军吏，因为平定七国之乱的军功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和法吏一样，军吏也经历了一个自下而上、由地方到朝廷的进阶过程。
据学者李开元统计，军吏在文帝时三公九卿、王国相和郡太守中所占的比例不过5％。到了景帝朝，就已经增加到19％。
也就是说，法吏数据的23％和军吏数据的19％，二者在帝国官僚集团中的占比已经高达42％，远远超过了功臣派此时的30％。
而且，军吏和法吏与功臣是有本质区别的：由于天下是功臣和高帝共同打下来的，所以功臣本质上是帝国的股东，有所有权意识，且根据白马之盟的约定，可以独立地参与帝国的政务，与皇权是对立关系；军吏和法吏是在既有秩序中以能力和功劳被皇帝提拔到相关位置，其天然依附于皇权。
既然军吏和法吏在数量上已经超过功臣，成为景帝皇权的主要支撑，那么这就意味着，皇权对于功臣已经处于优势地位，可以从容地打扩张皇权这张牌。
除了军吏和法吏，景帝还有在做太子时期的原始班底作为其权力支撑，代表性人物就是晁错。
这样看的话，我们就能理解周亚夫的命运。这是在皇权和功臣的强弱之势发生根本性转变之后的必然。
如果亚夫识相，认识到了这种强弱之势的转化，就应该及时向皇帝表态，承认皇权对于外廷的支配权，但亚夫却直接将白马之盟搬了出来：“高帝约，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
亚夫是功臣的代表，维护白马之盟的约定，维护功臣的权益属于本分。
景帝面对亚夫的态度也只能暂时放弃封大舅哥为列侯的想法。史书的原话是：“上默然而沮。”
中元三年（前147），景帝不顾亚夫的反对封匈奴降王徐卢等人为列侯，彻底否定了白马之盟非功不侯的约定。亚夫也被罢相，从此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亚夫被罢相之后，白马之盟已经不是景帝决策的障碍，中元五年（145），景帝封王皇后兄王信为列侯。后元元年（前143）七月，亚夫被下狱，绝食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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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说呢，景帝第一次提出封王信为列侯的想法时其实正是对亚夫态度的试探，希望其认清形势，依附皇权，承认皇权对外廷的渗透，但亚夫却坚决维护功臣的权益。
后来，景帝又进一步安排了宴会来试探亚夫，但对方依旧不配合，为了避免诛吕之变的发生，为了给少主扫清障碍，景帝就只能对亚夫进行物理消灭。
亚夫是汉初功臣集团最后的倔强，他的死代表功臣彻底退出了汉朝政治。
与亚夫之死同步发生的一件事是，景帝在同月任命了出身法吏的卫绾为丞相。以卫绾拜相为转折点，代表功臣彻底失去了对帝国政治的支配权，皇权完成了对外廷的扩张。
总结起来就是，西汉建立之初，皇权的边界是宫城的边墙，吕后执政时打造了宫廷政治逐渐对外廷进行压制，文帝即位之后在维持既有宫廷政治的同时间接对功臣进行打击，景帝即位之后，在功臣已经全面凋零的情况下发起了收官之战并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自此，皇权才完成了扩张，实现了对帝国的全面控制，高帝所建立的霸业政治也才切换到帝业的轨道上。景帝可谓是西汉历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
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景帝对藩王和功臣的打击，汉武的功业一定是有限的，因为，其首先必须得完成集权的动作才能对外进行扩张。
另外，景帝的帝王术还表现在，在废掉太子刘荣之后以雷霆手段清洗了其母栗姬在京师的外戚势力，为了避免刘荣将来威胁刘彻的皇权，景帝在驾崩前还忍痛解决了刘荣。其在位期间和母亲窦太后、弟弟梁孝王的博弈也堪称经典。
只能说，景帝此人不仅有雷霆手段，其心也足够狠。
在叙述汉武的宏大功业时，我们绝对不能忘记景帝对于西汉历史的贡献，因为历史的发展是有节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