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变爆发。
事变中，蒋介石被控制后，惊怒交加地质问张学良：“汉卿，你怎能如此对我？”（此为出自张学良回忆的相关内容）。
张学良正色回应：“委员长，东北沦陷，国将不国，唯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有出路！”（出自张学良回忆相关内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回到南京，在其官邸对亲信陈布雷说：“杨虎城、张学良此举，实乃大逆不道！”出自郭增恺《一个没有交代清楚的问题》。
事变后，杨虎城被迫离开军队，流亡海外。期间，他曾致电国内表示：“国难当头，吾愿回国抗敌。”
然而，蒋介石却对杨虎城的请求置之不理，甚至怀恨在心。最终，1949 年 9 月 6 日，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等人在重庆戴公祠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西安事变是杨虎城和张学良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共同发起的重大事件。当时，日本侵略者加紧侵略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此紧迫形势下，两人认为唯有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抗日，才能为国家寻得生机。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蒋介石长期软禁，失去自由。而杨虎城的遭遇更为悲惨，他被迫流亡海外，虽多次请求回国参战，但均未获蒋介石应允，最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两人命运迥异，原因颇为复杂。蒋介石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他认为张学良在事变后亲自护送他回南京，这一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蒋介石的愤怒。而杨虎城在事变中的坚决态度，使蒋介石对其极度不满，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从两人背后的势力来看，张学良所统领的东北军实力强大，且在东北军中拥有深厚的根基和广泛的影响力。蒋介石担心对张学良处置过度会引发东北军的强烈反抗，从而导致局势难以控制，甚至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内乱，危及自身统治。相比之下，杨虎城的军事力量相对较弱，且缺乏像东北军那样紧密团结和强大的内部结构。蒋介石认为对杨虎城采取严厉手段所带来的风险较小，更容易掌控局势。
此外，外部因素也对两人的命运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张学良在国民党内部拥有一定的人脉关系，如宋美龄等人曾为他求情和从中斡旋。这些人脉在一定程度上为张学良提供了保护和缓冲。而杨虎城在国民党内部的人脉资源相对匮乏，缺乏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当时的社会舆论和国际形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介石对两人的处置。西安事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蒋介石需要在维护自身形象和权威的同时，应对各方压力。但总体而言，蒋介石个人的权力欲望和政治考量在决定两人命运的过程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尽管两人在西安事变后的命运截然不同，但他们发起的西安事变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全国各界团结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一事件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为抵御外敌入侵、保卫国家主权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