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普遍知道，毛主席有好几个孩子，但其中有一个人的身份一直是个未解之谜。她就是现年94岁的杨月花，有传闻说她可能是毛主席的大女儿。
1930年1月，贺子珍在龙岩生下了她和毛主席的第一个孩子。那时候情况特殊，为了不被人发现，生孩子的过程非常简单，也很隐蔽，只有一位老医生和两位女同志帮忙。医生用一块粗布小心地把刚出生的女婴包好，轻轻地放到贺子珍怀里，这个女婴就是毛金花。事情的变化往往出人意料，就在二月初的一个深夜里，国民党的一支搜查队突然出现，打破了原本的宁静。当地的地下党组织很快发现了这个危险情况，赶紧通知贺子珍必须马上撤离，一刻也不能耽误。但此时的贺子珍，刚生完孩子才一个月，身体还很虚弱，根本经不起长途奔波。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贺子珍不得不咬牙做出了一个痛苦的选择：先把孩子交给当地的同志照看，打算等形势好转、时机成熟了再去接他。可当她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再次回去寻子时，却心碎地发现孩子已经不知去向。
贺子珍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心里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痛楚和愧疚。时光飞逝，二十年转眼就过去了。新中国成立后，生活逐渐重回正轨，人们也没有忘记这件事。经过多方寻找，终于打听到一个叫翁清河的修鞋匠，这似乎让事情有了新的希望。在决定把孩子寄养在哪里之前，贺子珍特意去了一趟翁清河家，想亲自看看情况。她满怀希望地打听消息，经过多次追问，翁清河才终于开口。他提到，1930年那会儿日子实在不好过，无奈之下，他把女婴交给了一个煤矿工人抚养。可当贺子珍问起那工人的名字和住址时，翁清河却摇头说记不清了。这样一来，事情又变得复杂了，线索也断了。
1956年，事情有了转机。一位曾经参与过寄养事宜的老党员在龙岩煤矿工人村偶遇了杨月花。他仔细观察后，大吃一惊，因为杨月花的容貌与贺子珍年轻时几乎一模一样。翁清河终于讲出了往事，1930年那场大旱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龙岩那会儿闹旱灾，翁家本来就过得紧巴巴的，连着几年不下雨，日子更是过不下去了。实在没辙，他们只好把刚出生的女娃托付给当地一个叫邱应松的煤矿工人。就这样，毛金花变成了杨月花，在矿工家里一天天长大。杨月花的成长之路充满了奋斗。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时，她刚满8岁，进入本地小学开始学习。到了1941年，12岁的杨月花因为成绩出色，被选拔到龙岩城区的重点小学读书。她靠着勤奋刻苦，在学习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1957年，中央再次派出工作组到龙岩调查这件事。调查人员不怕辛苦，跑遍当地，找了很多老同志和老百姓了解情况，想把这些重要的线索搞清楚。经过一番努力，他们发现杨月花的养父邱应松确实做过矿工，而且在1930年左右确实领养过一个女孩，这个说法得到了证实。可惜的是，有人确实在1929年年初接生了一个女孩，而且那个孩子的母亲就是贺子珍。尽管有不少目击者提供了证词，但由于缺乏确凿的物证，调查工作只能暂时告一段落。
上世纪70年代，毛主席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好了。杨月花曾与毛主席有过书信往来，主席在信里嘱咐她要踏实工作，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字里行间透露出长辈对后辈的关心与期待。1976年，毛主席因病离世，得知这一消息后，杨月花伤心不已。她本想去北京送老人家最后一程，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最后只好在家布置了一个简单的灵堂来寄托哀思。1984年，贺子珍的病情日益加重，她清楚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心中最大的期盼就是能在生命最后时刻见到杨月花。然而，老天似乎总爱捉弄人，不幸的是，就在杨月花从福州匆匆赶来的路上，贺子珍已经因病离世，这个愿望终究未能实现。
在80年代后期，考虑到杨月花年纪大了，政府为了照顾她，特意对她的个人情况保密，想让她能安心过日子。到了1989年，杨月花到了退休年龄，离开了工作岗位。退休后，她还是住在熟悉的工人小区，和邻居们正常来往，生活平淡而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