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官僚体系中，若探讨何种官职与差遣能获取最为丰厚的利益，想必诸多读者皆能列举一二，诸如内务府郎中、织造官员、各税关关差以及户部三库郎中之类，此类官职皆直接涉身钱粮事务。然而，若论及清代哪些官职履职难度最大，知晓者或许寥寥无几。
或有人疑，为官岂有艰难之虞？李鸿章曾有名言称：“天下最易者，唯做官耳。”此语非虚，于清代，多数官员履职确非难事。彼时，官员秉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少言慎行、勤表恭顺”之原则，便可稳保官职。
然而，基于职责特性、官场固有隐性规则等多重因素，官场中部分岗位并不为官员们所青睐，甚至常被他们刻意回避。经剖析，此类岗位主要涵盖以下几种：
【1、刑部提牢官】
提牢官并非正式编制的官职，实则为一种临时性差遣，并无固定品级。其人选由刑部堂官自各处临时遴选中，挑选满、汉主事各一名，委以提牢官之职，履职期限为一年。该职位呈现出两大鲜明特征：其一，任职门槛较低且任期短暂；其二，所负职责重大，同时面临较多惩处情形。
刑部辖下置有南、北二监，羁押者皆为要犯，其中不乏钦案涉及之官员。按定制，刑部设司狱并配备诸多牢头，负责监管此类重犯。然至乾隆朝，因刑部管理失当，狱中罪犯所获物品常被克扣，其家属亦屡遭索贿。
此外，司狱与禁卒常存违法行径，不仅对囚犯肆意施行私刑，还对女性囚犯进行骚扰，更有甚者，协助囚犯传递信息。鉴于此，为整饬刑部南北二监的法纪秩序，朝廷特意设置提牢官一职，旨在对司狱的行为加以监督约束。
提牢官一职，表面观之似为易事，实则履职过程需审慎入微，稍有差池便难以切实尽责。提牢官所涉狱务极为繁杂，故而亦面临诸多处分情形。若狱中发生诸如囚犯自缢、赌博、逞凶不法，抑或司狱、禁卒索贿受贿、虐待犯人、克扣囚衣口粮，以及犯人家属违规探视等状况，提牢官便极有可能遭受罚俸、降级，乃至革职等处置。
据相关文献记载，刑部提牢官群体中，约八成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惩处。尽管提牢官一职压力繁重且易受责罚，但任职期间若能恪尽职守、毫无疏失，此后便有望迎来光明仕途，往往能迅速擢升至员外郎之位。因此，提牢官这一职位也被喻为“新官试金石”，用以检验新晋官员的履职能力与职业操守。
【2、都察院各御史】
自雍正登基并推行“台谏合一”制度后，都察院的处境陷入一种颇为微妙的境地。回溯明代，都察院权柄颇重，兼具对皇帝的监察之责与对百官的弹劾之权。这种高度的权力源于法律授予，使得彼时的御史在行使职权时底气十足，甚至在某些情形下，一旦观点相悖，便会直指皇帝的不当之处。
雍正帝对都察院实施改革举措后，于律法范畴内，明令废止御史对皇帝的监察权力，自此，御史职能仅余对百官的监察。此变革直接导致，在清代历史进程中，刚正不阿、敢于直谏的铁面御史极为鲜见，偶有出现，其结局往往亦颇为悲惨。
从制度层面而言，御史的职责乃专注于对百官的监察工作。然而，鉴于儒家文化在士大夫群体中影响广泛且深刻，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倘若御史未能对君主的言行或决策予以审视与谏言，便易被视作未尽其职。
在清代御史这一官职的履职境遇中，存在着鲜明的两难困境。若御史谨守职责边界、恪守本分，往往会被指摘为消极怠政、未履行应尽之职；然而，一旦其言行不慎，触怒皇权，则可能面临难以预估的严重后果。更为关键的是，每当朝廷内部出现重大事件时，御史基于其职责所在，必然首当其冲，积极投身其中。但在事件平息、局势稳定之后，御史常常无可避免地沦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为各方利益博弈之下的受害者。
【3、乡试考官】
乡试考官一职，并非朝廷常设的正式官职，而是由朝廷临时差遣的任务。此职位颇具两面性，对于长期身处翰林院、生活清简的翰林们而言，它常被视作美差。究其缘由，在于一场乡试结束后，考官不仅能够从户部领取两千两公费银，还可收受地方官员进献的财物，获利颇为可观。
在清代科举体系中，乡试考官一职颇具挑战性，这主要归因于其肩负的重大职责。彼时，科举舞弊与反舞弊构成了一组难以调和的矛盾。自顺治年间肇始直至清末，乡试舞弊事件层出不穷。在此期间，众多乡试主考官因涉舞弊案件，最终沦为刑戮对象，足见这一时期科举舞弊形势之严峻以及对相关责任人惩处之严厉。
在清代科举制度的历史进程中，除了部分人因舞弊而断送仕途乃至性命之外，亦存在诸多乡试考官，因出题欠妥而获罪，被冠以诋毁圣人、蔑视朝纲之罪名。以雍正年间的查嗣庭为例，其在乡试中拟出 “维民所止” 的考题，旋即遭人弹劾，被指含 “雍正去头” 之意。最终，查嗣庭落得戮尸枭首的下场，其亲属亦受连坐之罚。
【4、扬州知府】
对于熟悉《李卫当官》这一作品的受众而言，想必对如下情节留有印象：在李卫获任扬州知府之职以前，雍正帝特意差遣其前往刑部大牢展开实地查访。经此探访，李卫发现牢中羁押之人竟皆为历任前任扬州知府。
电视剧所呈现的情节，虽未必与史实全然契合，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扬州知府这一官职颇具履职难度。依据清代官制体系，扬州知府一职归属于“冲、繁、疲、难”之四字最要缺范畴，其任免需经由请旨定夺。
在清朝时期，扬州府呈现出一派奢华富庶之象，此地经济繁荣昌盛，财富汇聚如流。彼时，两淮盐商凭借雄厚财力，其富甲之名享誉全国。清代盐政体系独具独立性，然而，该体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地方行政管理存在着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关联。
据文献记载，自雍正朝迄道光朝，在全国知府职位中，扬州知府一职的变故发生率居首，时有连续数任知府未能顺遂终任。究其缘由，扬州一地，盐商云集，商业利益盘根错节。即便品性清正廉洁之士，一旦履任扬州知府，亦难抵御诸多诱惑。盐商们深谙世故，擅长运用各类手段，诸如以金钱、字画、古玩乃至瘦马等物，精准直击官员可能存在的弱点，令其难以独善其身。
扬州知府一职，虽蕴含颇高风险，但因其所涉利益颇丰，仍引得诸多官员竞相谋求。相较之下，云贵等地，地处偏远，条件艰苦，官员们往往避之不及。他们历经多年苦读，一心追求仕途，财富在其心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即使因谋取扬州知府之职而面临风险，亦远胜于身处穷乡僻壤之地。毕竟，对他们而言，贫困远比风险更令人畏惧。
【5、附郭府州县官】
“附郭”，在行政区划概念中，指的是省会或府治所对应的知府辖区，以及府辖下的州县区域。以江苏省为例，江宁府与苏州府分别为总督、巡抚的驻节之地，其中江宁县作为江宁府的治所。于此等特殊之地履职为官，若无高深的智谋与卓越的情商素养，实难顺遂开展政务。
通常而言，上级机构惯于将极为棘手、处理难度颇高的事务委派给附郭府县。在这类情境下，若事务得以妥善解决，其功绩往往归属于上级领导；反之，若处理不当，责任则全然归咎于附郭府县。特别是在钱粮与刑名这两类关键政务方面，一旦出现差错，附郭府县便毫无转圜余地，只能为上级承担过错。
在清代，诸多出身翰林、进士的知府与知县，仕途因附郭这一因素遭遇波折。以知名才子袁枚为例，其任职江宁知县期间，虽胸怀造福一方之宏志，然囿于知县职位品级较低，履职过程中屡遇掣肘。终因难以突破困境，袁枚不得不决然辞官。
袁枚任职期间，其上司为两江总督尹继善。尹继善在为官之道上，于当时亦颇具声誉。然而即便面对如此上司，袁枚却仍萌生去意，深感难以维系官场生涯。由此推之，若其置身于其他督抚治下，所面临之艰难处境，自是不言而喻。
然而，事物皆具两面性。附郭府县之官职，虽面临诸多挑战，任职难度较大，但倘若官员能够妥善履职，于行事之际时刻从上级立场考量，以专业、敬业之态度竭诚奉公，那么其仕途前景亦颇为可观。在每三年举行一次的大计考核，或是年度的年终密考中，此类官员往往易获督抚举荐，从而在晋升之途上进展顺遂。
在清代职官体系中，除前文所述各类官职与差遣外，尚有部分职位履职颇具难度。诸如顺天府尹，地处京畿要地，政务繁杂；边疆地区厅、州、县层级的基层官员，需应对偏远地域的特殊治理挑战；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官员，更要兼顾民族差异与地方稳定。鉴于其情形各异且难以逐一详述，在此便不做具体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