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朱元璋的毒心肠、偏心眼大相径庭的是建文帝执政后表露出来一代“仁君”的公平心，他对江南人民可好了。当然建文帝的这种“善政”之举并不是“偏爱”，而是建立在对全国民生普遍关爱的基础之上的，也极有可能受方孝孺的“民本仁政思想”影响所导致的。
建文帝一上台就派“暴昭、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采访使，分巡天下”，了解民间疾苦，免除不急之务，翦除弊政。接着他以“国家有惟正之供，田赋不均，民不得而治”为由，决定对天下百姓实行宽政。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时，他曾下令说：“朕即位以来，大小之狱，务从宽省，独赋税未平，农民受困。其赐明年天下田租之半。”
建文二年三月即朱棋发动的“靖难之役”进入了第二个年头，尽管建文帝还是当时的大明帝国之主，但朱棣流氓式的游击战已经将大明北方地区搅得鸡鸣狗跳，不得安宁。说实在的，对付这样狡猾又凶残的政治流氓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还特别费神的，但就在这样的节骨眼上，建文帝再次下诏强调：“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以重困一方）。今悉与减免，亩毋瑜一斗。苏、松人仍得官户部！”建文帝诏令规定，从现在起，江南的赋税减免到每亩毋得超过一斗。苏松地区的人不必再像洪武年间那样不得在户部当官任职，而是与其他地方的人一视同仁。
建文帝如此“宽仁”，着实感动了一代人，方孝孺曾称颂建文帝是一个“宁屈国法而不忍以法病民，宁阔储积而不忍以敛妨农”的一个好皇帝。（转引朱鸿：《明成祖与永乐政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所专刊[17]）明代人这样说道：“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纪法修明之后，朝廷又一切以博大行之，治化几等于三代。”
“时士大夫崇尚礼义，百姓乐利而重犯法。家给人足，外户不阔，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及燕师之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透，几空朝署。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