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25周年之际，于北京隆重举行了纪念招待会。在这个场合上，杨拯民意外地重逢了久未见面的周恩来总理。
招待会的气氛庄重，但就在周总理发表演讲的时候，坐在观众席中的杨拯民，突然情绪失控，泪流满面。他站起身来，噙着泪水向讲台走去。
站在周总理面前，他哽咽道：“总理，这些年里，我一直不甘心。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外界众说纷纭，但蒋介石等人编造的《西安半月记》却广为流传。
为了澄清事实，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整理出一份详尽的历史资料，将真相公之于众。如果我们现在不行动，等到一些当事人离世，这段历史可能就永远被埋没了。”
蒋介石
杨拯民，作为杨虎城将军的遗孤，自然肩负起了为父正名、揭露真相的重任。他深知，自己不仅要为父亲洗清污名，更要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1922年，杨拯民出生在陕西，那时父亲杨虎城已是一位声名显赫的将领。而母亲在他4岁那年因病离世，从此他便跟随父亲四处奔波。
在杨拯民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忙碌而严肃，但对他却充满了深深的父爱。为了增强他的体质，父亲不惜重金聘请了一位武术大师，亲自指导他习武。在父亲的呵护下，他逐渐从体弱多病变得身强体壮。
那时，他常常跟随父亲出操，看着父亲挺拔的身影和坚定的步伐，他心中充满了敬仰。而张学良叔叔的宠爱，更是让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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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随父亲乘车前往军营，恰巧遇到了张学良。张学良喜欢驾车，于是杨虎城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而杨拯民则和副官坐在后排。张学良见状开玩笑说：“小家伙，你真是将门虎子啊！今天你可是我们这里官最大的，我给你当司机，你父亲和我的副官给你当保镖。”
这些回忆让杨拯民更加坚定了为父亲正名的决心。虽然他在1929年至1938年间因求学而离开了父亲身边，没有亲身经历西安事变，但他深知父亲的为人和志向。
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曾告诉他：“孙中山先生说过‘拯斯民于水火之中，登中国于富强之域’，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在杨拯民看来，父亲就是这样一位立志救国救民的英雄，他绝不可能无缘无故地扣押上级。因此，《西安半月记》中的描述必定是蒋介石的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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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杨拯民所料想的那样，《西安半月记》这本被标榜为蒋介石在西安半个月亲身经历的“自述体文章”，实际上却充斥着捏造与歪曲。
西安事变爆发时，蒋介石被扣押成为了震惊中外的事件。直至12月26日，他乘飞机安全抵达南京，这场风波才得以暂时平息。可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并未能即刻安心休养，因为南京国民政府迫切需要了解西安事变的详细经过。
但蒋介石却以身体不适为由，一直避免正面回应这一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意识到他必须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来平息外界的猜疑。
于是，他打算利用自己平日记日记的习惯，撰写一份《西安事变日记》作为佐证材料。由于在西安被扣押期间缺乏书写工具，他并未能实时记录下每一天的经历。因此，在1937年1月，蒋介石开始着手补写这份日记。
蒋介石
数日后，初稿完成，但蒋介石在仔细审阅后觉得仍有诸多不妥之处。于是，在2月2日他移居杭州养伤之际，决定召集得力助手陈布雷前来协助修改。他特意吩咐陈布雷携带一位医师一同前来，显然是希望在修改日记的同时，也能得到医疗上的照顾。
当晚，陈布雷携医师郑祖穆抵达官邸。蒋介石将《西安事变日记》的初稿递给陈布雷，并明确表示希望以这份日记为蓝本，重新整理出一份更为完善的日记体资料。陈布雷接过日记本，心中却不禁泛起一阵犹豫。
作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副秘书长，陈布雷深知蒋介石的意图，他希望通过重新编写西安事变的经过，来维护自己的正面形象。而陈布雷也清楚地知道，西安事变的真相远非如此简单。他甚至在私下里听说过蒋介石在逃跑时连假牙都忘记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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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个人认为如果不是蒋介石一直坚持不肯抗日，还安排杨虎城去攻打陕北的红军，张、杨也不可能发动军事政变。另外，写出来的内容万一没有达到蒋介石的要求，有可能还会把命搭进去，。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陈布雷决定以退为进，他以“当时不在西安，对事件经过了解有限”为由，试图推脱这项任务。他建议蒋介石寻找那些亲身经历了事变的人来撰写这份日记，这样既可以确保内容的真实性，也能让外界更加信服。
蒋介石却并未接受陈布雷的建议。他坚持认为只有陈布雷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并明确表示：“你只需要按照我的要求去写就行了。”面对蒋介石的坚决态度，陈布雷无奈之下只能硬着头皮接下了这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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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陈布雷竭尽全力进行撰写和修改工作。他不仅要确保文字的表达符合蒋介石的要求，还要在字里行间穿插进一些真实的细节。最终，在陈布雷的雕琢下，《西安半月记》终于得以完成并出版，首先在国民党内部进行发放。
陈布雷或许从未预料到，那本他出于无奈而编写的《西安半月记》，竟会在多年后仍对“西安事变”的真相造成混淆。这种误导，正是杨拯民心中长久以来的痛。
周恩来总理深知，杨虎城将军因西安事变而英勇牺牲，其名誉和事迹绝不容玷污。为了还原历史真相，为英雄正名，周总理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杨拯民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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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活动圆满结束后，周恩来迅速行动，召集了相关部门和人员，成立了专门的“西安事变史料编写小组”。这个小组的成立，是对西安事变真相的深入调查和权威解读的开始。
编写小组整理了大量的信件、通讯记录，逐一回访了当时的在场人员，甚至翻阅了东北军参与者的回忆录。每一项工作都力求严谨、真实，以确保最终呈现的史料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西安事变的真相。
经过不懈的努力，周恩来总理终于将西安事变的真相彻底揭示给公众。事实证明，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是出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崇高目的，才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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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行为绝非蒋介石所编纂的不忠篡权之举。这一真相的揭示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洗清了冤屈，更让蒋介石“假抗战、真内战”的真面目大白于天下。
1966年杨拯民被调至天津工作。那年春节，恰逢周恩来总理到访天津。得知这一消息后，杨拯民立刻前往探望。在欢聚一堂的氛围中，杨拯民不禁提及了即将到来的“西安事变”30周年纪念活动，询问总理是否还有相关安排。
“这确实要看形势的发展来决定。”周总理回应道。他的话语中透露出对未来的审慎与期待。
饭后余暇，杨拯民陪同周总理打起了乒乓球。那天周总理兴致高昂，谈笑风生间透露着对身体的自信。他表示，即使在寒冷的冬天，自己也能不穿棉衣和大衣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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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杨拯民却关切地提醒总理还是要保重身体为重。对此，周总理笑着回应道：“人嘛，总是要面对死亡的。对我而言，最好的死法就是在战场上与敌人拼搏到底，用一粒子弹结束生命。当然，如果不打仗的话，那我就选择拼命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多年以后在周总理逝世后杨拯民在回忆录中写下了他对周总理的感念之情：“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对我来说既是领导又是保护人他始终如一地给予我关怀与指导，他的高尚品德言行典范以及坚毅性格都影响了我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奋进。”
1982年随着建材部的撤销杨拯民担任了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职务，在政协工作期间他不幸突发心肌梗塞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在海外朋友的热心帮助下他前往澳大利亚成功接受了动脉搭桥手术并顺利康复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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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杨拯民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副主任一职，在1993年八届政协会议期间他又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他和工作人员倾注了三年的心血选编了一套二十册约三千万字的《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1996年杨拯民在外出视察工作时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回京后经过详细检查被确诊为患有腹膜癌，医生建议尽快进行手术治疗，在第二次手术成功后杨拯民开始了漫长的养病生活。
在这段时间里他坚持撰写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然而就在回忆录刚刚完成不久他最终还是没能战胜病魔于1998年10月23日凌晨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76岁。
参考资料：
郭松林.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的历史性贡献[J].文史春秋,2021,(12):24-29.
本刊综合.西安事变：风云激荡的历史时刻[J].当代兵团,2021,(12):2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