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东北、蒙古、新疆，都是内忧外患之地，既混乱，又危险。

三地之中，东北最先沦陷，先是落入俄国人之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日俄战争后部分权益又转到日本人手中。“东北王”张作霖虽为一代枭雄，但他并没能牢牢守住东北，相反出卖了东北不少利益，靠与日本人合作，最终才得以崛起。当然，张作霖在和日本合作的同时也耍了不少无赖，维护了一些主权。

蒙古亦有割裂的痛苦。宣统三年（1911年），随着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失去对全国的控制，北部蒙古在沙俄的唆使下趁机宣布独立。虽然在民国八年（1919年），段祺瑞部下徐树铮带领他组建的西北边防军挥师入蒙，收复了蒙古，但由于徐树铮锋芒太盛，过多卷入京城权力争斗，在直皖战争中又把西北边防军主动调回参加国内混战，结果皖系战败，外蒙于民国十年（1921年）再度宣布独立，徐树铮本人也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被冯玉祥派手下假借为父报仇的名义杀害。

与东北、蒙古一样，那时的新疆也处于风雨飘摇，极度危险之中，外有沙俄虎视眈眈，内有各种矛盾一触即发。但它又与东北、蒙古大不一样，一切皆因为当时的新疆横空跃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便是新疆老人口中的“老将军”杨增新。

正是由于杨增新的力挽狂澜，疆土必守，苦心经营，新疆才如“乱世中的世外桃源”一般，十七年间，没有遭受国土丢失、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其政权一直牢牢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

三地对比，三人对比，可见杨增新的难能可贵。

杨增新

比起一味称王称霸的张作霖，杨增新于乱世中始终自称是一个不能回头的过河卒子，担当大于野心，一辈子只求守住新疆一片净土，从信念到行动，都可称为“真英雄”；比起皖系小诸葛徐树铮，杨增新不求锋芒，但求根基，他不是乱世中的跃跃欲试者，而是当仁不让的肩挑者，论生存的智慧，对国家的利弊，都可称为“大丈夫”。

新疆民间有一种说法更为深入人心，近代收复、保卫新疆的民族英雄，能数出两位，一位是晚清抬棺西征的左宗棠，另一位就是保住阿勒泰11万平方公里疆土的杨增新。当国人铭记左宗棠的英雄豪迈时，杨增新的勇毅担当是不应该忘却的。从历史情感上讲，杨增新是左宗棠英雄事业的继承者、守卫者······

新疆这块地方因为地域宽广而又处于边远的地方，经常动乱不堪，外有侵略者的打压，内有起义军的造反，常常有许多的地方被分割出去。清朝建立后，和准噶尔打了百年，百年清准战争后将当地纳入版图。道光年间又平定张格尔之乱。到了光绪年间，左宗棠收复了失地。但是新疆这块地方还是经常被豪强分割，沙俄对新疆更是垂涎已久。而新疆王杨增新统治新疆16年，为中国收复了一大块土地。

同治三年（1864年），杨增新生于云南蒙自县莫别村的耕读之家，祖先是明代中下叶迁居而来，祖上曾做过建水县知县。杨增新的父亲杨纪元举人出身，是云南有名的学官，他对三个儿子一向注重言传身教，三个儿子也很争气，三子杨增炳考取秀才，长子杨增龄考中举人，次子杨增新从小在父亲的影响下熟读四书五经，24岁的时候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受到李鸿章的赏识。一家三子可谓满门贤良。

杨增新高中进士后，曾在京城当过短期的小京官，后因家境衰败，请求外放，被签分甘肃。

光绪十五年（1889年），杨增新由北京启程，前往甘肃。据说，初去西北，几千里的行程，杨增新全靠步行，不是因为坐不起车，而是想借道查看西北各地的风土人情。

杨增新

到了甘肃，杨增新初充藩属薪饷所委员，次年调任藩属文案。此后不久，又先后担任中卫县、渭源县知县。

那时候，适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宁夏将军钟泰募兵勤王，听闻杨增新素有才干，便委其为全军营务并兼带一营。

受到这一重用，杨增新白天率兵士赴教场，夜晚挑灯治文书，钟泰见他文武皆能干得头头头是道，很是倚重。

中日战事结束后，杨增新返回甘肃，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升任河州知州，四年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又先升知府，后升道台。

升为道台后，由于各省正在实行新政，杨增新获得了大显身手的机会，陕甘总督松藩将好钢用在刃上，先叫他创办甘肃文科高等学堂，接着又将武备、陆军、师范、巡警、工业各学堂的创办管理，全都交到他手里。一时间，杨增新一人兼九差，前程一片大好。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升允接替松藩出任陕甘总督。这位新总督看重官场圈子，觉得杨增新是松藩旧圈子里的人，因此多有打压之心，少有任用之举。杨增新好友，新疆布政使王树枬得知此事，不甘好友遭埋没，于是在新疆巡抚联魁面前大力举荐杨增新。

杨增新

机遇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这样，人字之上，只要恰在其时、恰在其处的加一笔，那就是个“大”字。杨增新没有想到，这一次换地方，换工作，竟然成就了一生的“大历史”。

受好友举荐来到新疆后，杨增新初任陆军学堂总办、督练公所参议官。

当时，清廷欲革新政治，下诏各省封疆大吏，可以保荐人才。新疆巡抚联魁觉得杨增新才堪大用，因而将他举荐了上去。

慈禧听说新疆有这么一位干才，很感兴趣，于是下诏杨增新进京晋见。杨增新长期为官西北，对西北情况非常熟悉，当慈禧询问西北政事时，他应对如流、见解精到，深得赏识。然而，就在京城官场一致认为，杨增新将留任军机，获得重用时，慈禧却做出了另一个选择。

作为影响中国历史的四个女人之一，能够主宰清廷几十载，慈禧在眼界、用人上其实是很有一套的。在如何任用杨增新一事上，慈禧即展现了她的深厚功力，她认为，当下时局，干才应该放在地方，朝中有中庸维系者即可。杨增新来自新疆，那里甚需应变善为之才，因此将他留任新疆，大有裨益。这一次，慈禧执意要将杨增新留在新疆，其历史意义不亚于当初力排众议，支持左宗棠西征。

在新疆布政使王树枬的推荐下，杨增新只身前往新疆，到新疆后在乌鲁木齐等地当官，业绩颇丰，他的才能受到了新疆省长袁大化的赏识，给杨增新升职为提刑按察司，训练军队。

杨增新回到新疆，先任阿克苏兵备道，宣统三年（1911年）调任镇迪道（迪化，今乌鲁木齐）兼提法使，成为巡抚之下的关键要员。正当此时，辛亥革命爆发，迪化暗潮涌动，伊犁被革命浪潮卷席，成立新伊大都督府，与迪化省府形成对峙之势。

此时的新疆巡抚已换成袁大化，此人贪财怕死，乃庸官鼠辈。面对滔滔危势，袁大化没有主见，向杨增新问计，眼下局势该如何应对？杨增新说，如欲平定纷乱，非招回兵助战不可。

此计是杨增新在新疆真正崛起的关键一环。袁大化不知此计的威力，只知对时局有利，于是将招募回兵一事全盘委派给杨增新。

杨增新招兵，颇为讲究，他驱使云南籍回族遣犯马福兴为头目，招来“回队”五营，杨自任统领。据后来担任过新疆省主席的包尔汉说，杨增新平时就注意和当地回族首领以及地方豪强交往，彼此之间早已建立起一定的私谊，他招的“回队”五营，管带、哨官全部亲自选派，士兵大都是农民或者遣犯出身的回人，其构建亦效仿学习了晚清曾国藩组建湘军的模式。

袁大化逃离新疆后，杨增新被举荐为督军，掌管新疆的军政大权，彻底统治了新疆，那么在他统治新疆的这16年里，新疆是变好还是变坏呢？

杨增新‍

杨增新开始接管新疆时，新疆时局十分的不好，可谓是内忧外患，外有沙俄帝国主义的觊觎，沙俄当时煽动独立份子妄想将新疆独立出去，新疆常常发生小型的战争。内有境内的黑帮哥老会的骚扰，还有农民起义等。杨增新接管新疆后决定运行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他集结所有的兵力来治理新疆的治安，将独立分子清扫干净，沙俄十分生气，扬言要派兵攻打新疆，但杨增新不理会。对内，他采用以柔克刚的策略，他一面将可以利用的势力归为自己所用，一方面又派重兵镇压农民起义军。他在日记中写道，“纵一人生而千万人不免于死，是生者之死根，杀一人而千万人得遂其生，是死者生之根”。解决完起义军后，杨增新就开始着手解决哥老会的势力，杨增新知道解决哥老会必须得分散他们的势力，然后再逐一击破，于是他将哥老会的主要人物分散到了新疆的各地，然后派兵个个击破，当地残余的武装势力，杨增新也是用这样的方便各个击破，屡试不爽。从此，只要是会威胁杨增新统治地位的人都被他无情地灭口，一个也不留。就这样杨增新慢慢平定了内乱，统一抵御外敌。

没有人能够想到，在随后不长的时间里，杨增新竟然将乱麻拧成绳，将难收覆水升华为甘霖。新疆在他的手里，竟然不可思议地成了最为安稳的地方，成了十七年不变的世外桃源。

杨增新治理新疆，崇尚文治，不轻易使用武力。作为一省督军，在内地军阀连年混战，拥兵自重的年代，杨增新却不主张扩充军队，而且主张裁军。他曾几次呈文北洋政府呼吁裁军，并在新疆采取了实际行动。

在内政方面，杨增新实行道家思想“无为而治”。他还是改革内财政制度，鼓励生产，使得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并实行裁军，减少政府的开支。他统治的十六年里，新疆安定没有战乱，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民国十年（1921年），新疆局势相对稳定后，杨增新几次大量裁兵，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新疆实际兵力已不足一万人。其赖以取得并巩固政权的“回队”新军也淘汰将近一半。

杨增新不多养兵，无心治军，一是因为财政困难，二是他认为武官难以驾驭。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治理新疆不在军事，而在于政治，只需要他的“一颗脑袋，一支笔管”，至于保留军队，不过是为了体制的关系，不能不有而已。

杨增新

这一点很了不起，杨增新曾得意地宣称：“在新疆唱了十七年空城计”。

在清朝，杨增新是为数不多不贪的官员，他一生清贫廉洁，痛恨贪污，他认为所有的法律统治者都要先自己遵守，他从来不讲官场排场，抓到贪污贿赂的人必定要重罚。阿克苏县知事徐文彬因为贿赂高官就被杨下令处斩。杨增新在任期间，贪污腐败现象减少了不少，改善官场风气。杨增新以“小政府”治理新疆，个人不接受馈赠，不纳贿赂，不讲排场，不注重享受。一件棉袍，他可以穿十几年，与内地的督军府邸相比，他的官邸简陋到可以“考古”。为官几十年，他事无大小，躬亲而为，并且对自己有这样的评价：“既运筹帷幄，也会冲锋陷阵，从来没有失误。”只可惜现在杨增新的墓已经被移平只剩下一块石碑。

阿尔泰地区在清末时期归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后来实行“科阿分治”，将阿尔泰单独划分出来，另设阿尔泰办事大臣，辛亥革命后又改称阿尔泰办事长官，直辖于北京政府。

当时，外蒙古宣布独立，并在沙俄的策动下挑起“科阿战争”，占领科布多，进犯阿尔泰。

在此危急关头，杨增新决定出兵驰援科布多，此一决策遭到了府中幕僚的激烈反对。幕僚们认为，此时出兵科布多，路途遥远，劳民伤财，徒劳无功，不仅无法改变科布多的命运，而且还会引祸新疆。但杨增新却认为，科布多与新疆唇齿相依，是我国西北门户，如果发生变故，尤其为全国安危之所系。至于阿尔泰，杨增新更有清醒的认识，“阿存则新疆可保，阿亡新疆难以独全。”

力排众议之后，杨增新亲选蒙古亲王帕勒塔担任驰援科布多的总指挥。帕勒塔乃新疆伊犁乌苏人，早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精通军事，善打胜仗，在地方很有号召力。

杨增新

帕勒塔调集20多营兵马向科布多驰援之前，杨增新提醒他：“吾辈只知以平定内乱，保全领土为宗旨，一切交涉政府自能主持。”这一席话里，不仅包含着杨增新的民族气节，而且还体现了他在那个乱世异常可贵的政治操守，在新疆，他一向尊奉中央，而不是借着乱世与乱局，与中央分庭抗礼。

遗憾的是，在科布多，杨增新遭遇了胜而失地。这不是他的问题，而是弱国的悲哀。无奈之下，杨增新只好遵从北洋政府的旨意，退让一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外敌可以更进一步。因为，阿尔泰是杨增新守卫疆土的底线。

之后，他驻兵察罕通古，多次击退外蒙军队的进犯，最终保住了阿尔泰，将它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之内。

那一时期，阿尔泰孤悬于新疆之外，地僻势孤，北洋政府忙于内斗，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沙俄又强行驻兵并移民阿尔泰，形势相当危急。

民国四年（1915年）7月，办事长官刘长炳呈请北洋政府将阿尔泰归并新疆，改设镇守使或者道尹，北洋政府指示他与杨增新商议具体办法。不久，刘长炳重压之下辞职，继任者又有不同的想法，此事就搁置了下来。

民国七年（1918年）8月、民国八年（1919年）1月，库伦都护使陈毅先后两次呈请北洋政府将阿尔泰归并新疆，改区为道，因为当时的沙俄已经显露出侵吞阿尔泰的野心。

眼见阿尔泰无力自保，随时可能被吞并，杨增新先与阿尔泰蒙古各部的王公贝勒达成一致，而后致电北洋政府，希望早日解决此事。

民国八年（1919年）3月，阿山发生兵变。杨增新顶住压力，果断派兵镇压，同时强力接管了阿尔泰的防务，对阿尔泰地区形成了事实上的管理。

有了杨增新的强有力作为，6月1日，北洋政府正式下令裁撤阿尔泰办事长官，改设阿山道，归并新疆，该地区的蒙古各部也由杨增新进行统辖。

阿尔泰划归新疆，不仅解除了一场危机，而且标志着杨增新最终完成了对新疆的统一。可以说，如果没有杨增新的果敢、坚决与担当，阿尔泰极可能丧失在当时的乱局中，今天的中国西北国境线就要后撤不少，当然也就没有了如今的“冰雪名城”阿勒泰。

杨增新主政新疆期间，还曾遭遇一个难题——白俄残兵窜扰新疆。

处理这个难题，杨增新不仅心思缜密，而且手段十分高明。在俄国内战形势尚未明朗前，杨增新始终坚持中立政策，绝不冒险倾向任何一方。在他看来，轻易站队，对新疆来说极不明智，稍一失控，极有可能将新疆拖入俄国内战的漩涡，引起动乱，产生难以估量的严重后果。

但是，当俄国十月革命取得完全胜利，杨增新随即就看清了白俄残兵的危害。

杨增新有一句名言：“白俄势力抵抗苏俄虽不足，扰乱新疆则有余。”

为了解决白俄残兵，杨增新一手与苏俄合作，让其借道剿匪，但有一条，苏俄想借机在新疆捞取利益，那是完全办不到。至于杨增新的另一手，那就更厉害了，民国时期的新疆锡伯族政治家广禄的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

为了解决白俄残兵势力，杨增新曾设法让其最顽固的首领阿连阔将军（号称沙皇的驸马）染上鸦片瘾，彻底瓦解了斗志。为阻断境内白俄残兵的联系，杨增新胆魄很大，竟将进入新疆的白俄残兵软禁在人迹罕见的敦煌石窟里，以至现在还留下了俄国败兵烟熏火燎的痕迹。

杨增新对外，包尔汉在《新疆五十年》一书中曾给出过这样评价：“他在新疆十几年，同帝国主义国家或他们的代理人没有签订过丧权辱国的条约或做过类似的口头默契。他没有依靠过他们谋求什么，也没有借过外债。”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与杨增新有过交往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对其也有过一段评价：“差不多是过去时代的最后一个代表者，具有最高度的中国伟大的旧道德、傲气和爱国心，他唯一的梦想是中国的统一。”

杨增新

很显然，在外国人眼中，他是那一类让人尊敬的中国人。

杨增新在辛亥革命后取得新疆地方实际统治权，成为民国新疆史上治理新疆时间最长的一位地方实力派人物。有关杨增新的研究论著汗牛充栋，主要集中在杨增新治理新疆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学术界重点研究领域。近年来对于这一时期新疆农田水利建设作为一个专题进行讨论也逐渐引起关注，其研究成果和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北疆地区，对于南疆地区的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水权纠纷，涉及南疆水利建设并未给予足够笔墨。有鉴于此，对杨增新时期南疆水利建设做一梳理。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文明古国，我国着名学者钱穆曾说：“中国文化是自始到今建筑在农业上面的。”新疆深居亚欧大陆腹部，地处祖国西北一隅，因其“关系民族安危”，又可能被别国利用“西征亚欧大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汉朝在西域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屯田以来，西域屯田就是历代中央王朝边疆治理的一个重要方略。民国初年的新疆，“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之狼贪”，新疆“协饷”断绝，新疆财政困难重重。

杨增新重视农业生产，认为“中华以农立国，数千年”。对于摆脱新疆财政困境，杨增新认识到“新疆之财政困难极矣，欲救新疆之穷，当从振兴农业始”。“值此财政困难之际，所有天山南北两路各县自应将农业极力提倡，以收殖民阜财之效果。”杨增新深知新疆农业的瓶颈在于水利，“新疆荒地甚多，不能大加垦辟者，实原于水源之不畅旺，水道之不流通”。新疆虽幅员辽阔，但“地多缺水”，“引水入地方能播种”，“欲引水必须开渠”。这成为杨增新在新疆大兴水利的动因。

沙俄割占中国领土示意图

在新疆水利建设总体布局上，考虑到新疆“经费”与“人力”的紧张，杨增新按照“先北后南”的战略布局发展，即“先从北路各县入手”，然后“渐及南疆”。在北疆开渠“业经着有成效”之后，提倡南疆“亦应极力提倡”，“以期地利尽辟”。清末《中俄勘分喀什噶尔界约记》的签订以及英俄“私分帕米尔”等事件致使我国领土丧失，南疆边防空虚，危机加深。英俄为达到在欧亚扩张的战略目的，持续不断将各自的势力渗入新疆。民国初年，俄国以“新疆喀什地方不靖”，地方官“不能保护俄商财产”为借口，强行“出兵喀什”，严重威胁着我国的领土和主权安全。

另一方面，新疆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利用率低，形成了地域上北多南少，季节上春旱、夏洪、秋缺、冬枯的情形。杨增新治理新疆期间，南疆在夏季易屡遭受水灾。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8月，渭干河水势暴涨，冲决河堤，致使沙雅县“西乡牙合布拉克、口角布匀、密尔扎沙朗、阿达阿塔克等四庄被灾上中下地共计二千五百七十六亩五分六厘”，当年“应征额粮三十五石六斗六升七合六勺，额草五千六百三十一斤八两，又棉花地课银三钱七分，实已成灾五六分不等”。另据《政府公报》记载，民国四年（1915年）“焉耆县属库尔勒地方二十二户”发生水灾，导致民众“房屋倒塌”“渠口被水冲坏”“禾苗淹没”。且末、莎车、库尔勒等县属村庄也遭受过水灾，并且上呈中央政府，请求“缓征粮草”或“豁免粮草”。在用水高峰时节，南疆地区则又因“人稠地狭，穷民过多”，没多少可以耕种的土地，争水事件时常发生。这些不仅不利于农业生产，而且加剧了百姓以及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负担，对于社会的稳定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在此情况下，杨增新多次提出开渠以便垦荒，并防止“豪强占地”，以达到“惠及穷民”，解决民众生计。

（一）杨增新兴修水利的措施

1、 设置专门机构——新省水利委员会

民国四年（1915年）2月14日，中央政府机构全国水利局起草条例，通饬各省“设立水利委员会”。然而，“时越一年，各省报告该会成立者仅有浙江、新疆、黑龙江数处”。新省水利委员会的设立足见杨增新对新疆水利建设的重视。杨增新任命“刘文龙为该会主任、常任委员”，“寥振鸿、戴止骐、彭泽田”三人为委员。新省水利委员会的职责是勘查全疆水利，制定水利章程，规划水利建设，筹集水利建设经费等。新疆“先北后南”的水利建设总体布局就是杨增新率领水利委员会讨论得出。

杨增新

此外，针对新疆缺乏“测量水道、察视土性、疏通地脉、比较肥料、变通籽种”等方面的专门人才，经杨增新积极筹措，直隶巡按使朱家实专门选派“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农业完全科毕业生徐正本、马步云”来新供职，充实新省水利委员会。

新疆水利委员会在实际运行当中比设计之初显得更加精简，水利委员会人员设置中主任一员，职员二名。另据档案材料，水利委员会在民国九年（1920年）1月对水利委员会主任薪俸进行了调整，由原先的“每月支领湘平银二百二十两”调整为“月领薪俸湘平银一百两”。民国九年（1920年）8月开始，对职员薪俸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其中一名职员的薪俸由之前的五十两调整为“自本月份起，职员一员改支薪俸银三十两”。另外，不晚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1月，水利委员人员机构再一次调整，增加委员一名，裁撤职员两名，改为雇员一名，“委员一员，月支银十两，雇员一员，月支银十两”。

自水利委员会设立后，杨增新开始通过水利委员会开始在新疆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新疆的水利委员会对南疆水利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规划作用，使得南疆水利建设得以有序有效地进行。

2、兴建水利设施

水利委员会成立后，杨增新就开始整合新疆社会中的各方力量进行水利建设。当时全疆修建的水利设施主要分为“官办”“民办”“官民合办”三种，南疆也主要是这三种形式。

官办，是指政府负责筹集款项和人力进行水利建设。官办又可细分为“拨队兼办”和“委员专办”两类。“拨队兼办”，又称“派兵兴办”，这种形式南疆水利建设中虽有，但较为少见，这与军队素质不高和南疆人口稠密，不缺乏劳动力有关。鄯善县知事张衔耀就认为“军人素有积习，三人不及一人之用”，在修尉犁之大渠之时，只是略有提及“将来或派兵队兴修”；“委员专办”是指由地方官勘查本地情况后，将所修“枝干各渠宽长”“需工需费各若干”“安户分地”等情况上呈水利委员会进行规划修渠方案，然后交由地方官或者乡绅等督办。他们用政府所拨款项去雇工匠、户民来有偿修渠修井。督办者“月薪银十二、五十、八十不等”。在资金来源方面，官办的资金来源于水渠的水租、灌溉所垦之田的地价、当地所办工厂盈余、罚没款项等。英吉沙所属夏渠黑孜尔庄、沙雅县属渭干勃榜两坝修渠等都是采取此种形式。南疆官办水利修成后为了避免南疆豪强多占用民众水地，“无论出何种价资，决不许卖”。

新疆水利委员会支付预算书统计

民办是指“民间自备工资、口粮，不领公款分文”修建水利设施。在开洛浦县吉牙庄新渠时，因考虑挖渠的人“多系贫民无食”，该县知事还发给“小麦五十八石”。民办水利修建成功后，参与挖渠的人有领地“优先权”和“免缴地价”的优惠。另外，在纳粮方面享有“初年免征，二年征半，三年全征”的权利。沙雅县属沙衣里克开新渠后，就按照“一百亩为一户先尽挖渠之人承领”的章程执行。民办之中财力雄厚者，可“独大承办”，如于阗群众买买的敏一人就“历年开修英尔斯塘大渠至长三十余里”。当然，财力不足者也可“按地摊工”和“集股”修渠，焉耆县属六十户开渠就是合工伙办。与官办相比，民办可以减少开渠资金、人力的开支。

“官民合办”系官府和民间共同出资出力修水利。共同出资，如补修“哈蚂沟至新平”的长渠，所需“费只千余金，官民各担一半”。另外，也有民户筹钱，不足由公家补贴，以保证水利得以修成。共同出力，如且末县属英尔斯塘的民众买买的敏开渠引水，“已通三十余里”，且末县知事后又“续开五十余里”。杨增新认为“官出资而民出力”这种官民合办形式“易于成功”。

3、疏浚旧有渠道

新疆每经历一次战争和动乱，就会造成已有渠道堵塞废弃，水利设施瘫痪。因而每次动乱结束后，疏浚旧有渠道成为一个庞大的工程。理论上旧渠虽堵塞，设施齐全，一经疏浚即可使用，但在实际过程中疏浚旧有渠道费时费力。由于旧渠“淤泥深积，若旧址开挖工多日久，不如另开新渠，较为省力”，因而在杨增新时期，新修渠道远远多于疏浚旧有渠道。南疆疏浚旧有渠道数量虽然较少，但疏浚旧渠的工程仍在继续。沙雅县县属西乡羊塔协尔庄及波浪庄旧渠、焉耆县县属十大旧渠等是由当地的户民“自行修濬”，既不用费公款，渠道疏通后也不收户民荒地地价。洛浦县知事桂芬对南疆的旧渠修浚做了很多工作，将“塔瓦克明庄旧渠加宽一弓，长六里有奇”，但是他对旧渠的利用并不只是简单的疏通。也有将旧渠疏通后，根据实际需要，与新渠相通，组成新的灌溉系统，在巷沟牙庄庄北“开挖新渠，接入旧渠以增水势，再由渠尾另开新渠引至荒地前”，对附近荒地大有裨益。

4、水利纳入官员考核

民国时期新疆一些地方官“多有深居不出”，甚至有的官员“徒假手于差役、农约，敷衍查勘”，不深入基层了解情况。而杨增新认为“地方官有一分热心，地方事必有一分实效”，所以如何管理地方官员，让其在地方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就很有必要。针对此种情况，杨增新将水利建设纳入“定地方官之考成务”，并制定出每年水利建设需满足新开垦六十户的具体标准。在水利建设方面，这些地方官员主要有领导民众开渠、修渠，对水地造册登记，解决水利引发的纠纷问题等职责。针对南疆水利建设中成绩显著的官员，杨增新颁发勋章以示鼓励。

据《补过斋文牍》水利编记载，杨增新奖励全疆水利事业贡献卓着的官员共计12名，其中南疆就包括了8名，这既是对南疆官员的肯定，也是对南疆水利建设所取得成绩的肯定。开渠、垦地、安置百姓这三者是统一整体，水利开发是前提，垦地是手段，安置民户是目的，政府官员是将三者有机联合在一起的黏合剂，影响着水利开发的程度和所产生的社会治理效应。

新疆形势图

5、切实解决水利纠纷

新疆气候干燥，水资源紧缺，水在民众的生产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人民对水资源的拥有权和使用权的争夺”所引发的水利纠纷“是当地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因而杨增新时期的新疆政府既注重水利的开发和建设，也注重对水利纠纷的解决，以缓和社会矛盾。纵观杨增新时期南疆社会的水利纠纷，主要有“民众之间，区域之间，民众与政府间”，以及新疆本地与外国间的。针对不同原因引起的水利纠纷，杨增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发生在民众间的水利纠纷，往往是由于部分民众私占公共水资源而引起的。如在民众庄稼急需用水时，伽师县民热合买提私修坝磨，并“拥众赴伽署”抗违政府拆毁坝磨。另外，由于地方官“重索”课税、私收隐粮，江格艾思口庄户民对垦地隐瞒不报，户民“因浇灌隐垦不匀”而导致“争水兴讼”。南疆绝大部分地区自清末就形成了“水是依照土地的占有和名义上所出的田赋粮额而占有的”水权分配原则，民众隐瞒垦地不报，就打破了公认的水权分配原则，扰乱了政府对水资源的分配和管理秩序，继而引起用水纠纷。同时也应该看到，这起民间的水利纠纷根本上是由于官僚阶层的腐败引起的。对于此类事件，杨增新通过拆毁坝磨，晓谕户民呈报隐垦等，废除部分人对水利的私自占有，重新分配水资源，重建水利管理秩序，以维护水利资源的公共性、共享性。

地域之间的水利纠纷主要体现在区域之间，上下游之间。库车、沙雅、托克苏三地共用渭干河水，为了缓解多年的用水纠纷，民国八年（1919年）杨增新电令阿克苏道尹，明断“库车从渭干河分水39.5%、托克苏分水28.5%、沙雅分水32%”的分水原则，并在分水闸口树立了杨增新电令刻成的木牌，作为人们分水的依据。民国五年（1916年）杨增新计划开垦孔雀河北岸一带荒地，该地“全赖该渠（尉犁渠）修复引水灌溉”，并将尉犁渠纳入新省民国五年（1916年）度水利工程建设当中，“预算数6912元”。尉犁渠水流经尉犁、焉耆两县，且“尉渠年久塌壤，无人经理”，又有“库民承间挖水”，水务矛盾突出。在工程建设之前，为了避免“两县人民相率争水，致滋轇轕”，杨增新委派勘渠委员张锡寿实地调查，经详细奏报，“将渠界划清”。

县与县之间的水利纠纷多与河道或水渠界限不明引起，而上下游争水，则多由地理位置的不同而造成水资源控制力不同引起的。春耕农作时，“上游节节堵截，水不下泄，几若旱海”，秋天农事完毕，下游地势低洼之处“渠水涓滴归河，又成泽国”，造成下游地区“有水患而无水利”。库车县“中南乡上下十八庄地亩，原系共一渠浇水，上八庄地居上游，灌荫便利；下十庄渠源较远，水难达到，以故分水正持有年迄无了日”。为解决该乡上八庄与下十庄户民争水，杨增新令库车县知事桂芬、委员陈宗器率众挖宽水渠后，制定了“由下而上，轮流浇水”的章程。其结果不仅两庄百姓“悦服此案”“渠道不无壅塞”，解决了两庄多年的水利纠纷，而且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近来各庄日开新荒，民因势利导以期水源活泼或另筹开源办法，引水过渡，藉资灌溉”。杨增新主要是通过规章制度对水资源明确分配来解决此种水利纠纷，但是从根本上解决南疆因地域不同造成的水利纠纷，应合理调控有限的水资源，提高南疆水资源的利用率。

南疆民众与政府之间水利纠纷体现为对水渠和河流的占有权。鄯善县民众匿名上诉当地政府开挖连木沁官坎与自己的“泉源有碍”，但是地方官认为“系百姓见官坎利厚，欲将公家之利益占为己有”。乌什民众乌勺自行开渠，该地方政府认为因此处“河渠系天然之水”，应该由民众公共享有，于是杨增新批准了乌什道尹所请，将该渠“收归官有”，并由承领荒地民众支付的“荒价备抵”乌勺开渠费用，“不敷之数由公家承认”。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新疆作为中国西北的门户也逐渐向外国敞开，边境地带纠纷也逐渐增多。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的“策勒村事件”就是于田县民众反抗俄商霸占当地水渠而引起的。地方官对于此，多是“异懦畏事，恒遂听之”，或者“始有闻之，出而交涉”。在当时中国国力衰微，新疆内忧外患的情形下，对于外国人这些已经严重侵害到中国主权的行为，国家未能给予及时有力的回击。

（二）对杨增新时期南疆水利建设情况的分析

1、地点分布

杨增新时期，南疆水利建设的地点主要分布于鄯善、焉耆、尉犁、若羌、且末、轮台、库车、沙雅、阿克苏、乌什、巴楚、喀什、英吉沙、莎车、洛浦等地。其中又以莎车、阿克苏、洛浦、鄯善、巴楚、沙雅、轮台、且末等地的水利发展的最好，其所在地知事被杨增新表彰，奖给勋章。可以看出，因河流两岸土地适合垦殖，所以水利开发的地点大多沿河流分布以便开渠。同时，地点多为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如巴楚“地当孔道，扼诸大国之冲”“叶尔羌、喀什噶尔两河，横贯东西，两岸多沃壤，可耕植”。这与国家在南疆的战略布局有关。

2、水利技术

杨增新时期，新疆修建渠道多用人工土法开挖，很少引入机器开挖，巩固渠坝则往往采用种植树木和编筐装石的方法，水利技术较为落后。如号称水利建设“全疆之冠”的知事刘人倓在莎车“渠边栽植杨柳已达五万余株”，种柳树在当时看来已经是既简单易行又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乌什户民在湖玛拉克河筑坝堵水，刚开始“所筑之坝仅用木架支撑”，后担心难以持久，采用“柳条编筐、中集石子、砌立洪流”的方法，使坝基坚固。在灌溉上，挖渠灌溉或者“照地筒车办法激水荫注”。南疆且末、和阗、洛浦等地百姓总结出“高坡开田，渠水利便”的生产经验，即利用“上流陡急，冲力最猛”的原理，因其势而利导之，将水引向高处进行灌溉，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土地的利用率。新疆的水利建设总体上因受当时社会和资金等方面的局限，技术较为落后，造成水资源利用率不高，继而影响到了南疆农业生产的发展。

杨增新时期南疆水利的发展虽然是在解决新疆财政困难的背景下实行的，同时也对促进南疆农业发展、保障民众生活、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有着积极促进作用。

（一）促进南疆农业生产，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杨增新时期，在南疆开垦土地的同时大兴水利，在扩大耕地面积的同时，也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可以看出，自民国四年（1915年）杨增新在南疆兴修水利后，南疆粮食收成分数整体呈上升趋势，反映出南疆开渠屯田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民国五年（1916年）、民国六年（1917年）、民国九年（1920年）中，除民国五年（1916年）阿克苏道秋禾“六分五厘”略低于全疆平均收成分数“六分七厘”外，南疆其余各道夏秋禾皆高于全疆的平均收成分数，这与南疆大兴水利是分不开的。南疆水利的兴建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生产力，促进了南疆农业的进步，推动了南疆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维护南疆社会稳定

杨增新时期在南疆大兴水利，从而为开垦荒地提供了可能性。谢彬民国六年（1917年）到达南疆时已经感受到开渠所带来的变化，如库车“其地昔皆戈壁，今艺果园数十亩，蔚然成林，新绿可爱”；阿克苏“沿途道柳成行，渠水交错，良田万顷，村庄稠密，饶有江南风景”。这些都是兴修水利所带来的益处，这对新疆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干旱、半干旱气候来说是不易的。垦地的增多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全疆包括南疆的粮食产量也因之提高。“民国七年种植面积虽然比民国四年少756277亩，但产量却比民国四年增多1402688.5石。”南疆水利的发展推动了新疆粮食产量的提高，这对于缓解当时南疆“人稠地狭”的紧迫状况，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杨增新在全疆推行开垦荒地，安插游民，并创造了“军屯民租”的方式，“消除了游民的潜在隐患”。但相较于北疆，杨增新在南疆移入游民、流民较少，安插当地的贫民较多。如前文所述，杨增新认为当地的贫民具有稳定性，更有利于开渠垦荒事业的开展。这虽然不利于新疆人口的流动和资源的合理分配，但客观上维护了南疆社会一段时间内的稳定。

杨增新履新之初新疆“外有强邻之虎视，内有外蒙之狼贪”，新疆正值“危亡之秋”之际。杨增新主新期间“改良政治，开渠垦荒，平定内乱，抵御外辱”，对于水利建设杨增新认为“窃维富国裕民之道，首重垦荒，垦荒必以治水为前提，而治水端在修渠”。杨增新时期水利建设是在国力衰微、新疆财政困难的背景下兴修的，是民国水利的初兴，为其后新疆水利建设和开垦荒地奠定了基础。南疆水利建设根据南疆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发展南疆水利。这对南疆农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都有积极促进作用。受时代的局限，杨增新时期南疆水利的发展也有其不足之处，但总的来说杨增新时期南疆水利发展取得了较大成绩，是新疆农业史和水利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中国人，最后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之下——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7日，新疆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热闹非常，这里正在举行第一届毕业生典礼。中午时分，宴会现场，突然传来一阵枪声，64岁的杨增新当场被打死。

杨增新墓

究竟谁是幕后真凶？

正史的说法是，军务厅长樊耀南不满杨增新的冷落，铤而走险，事后还开会宣布政变成功。这时，民政厅长金树仁闪电出击，剪除了反叛者，从而成为新疆新的统治者。野史则认为，樊耀南与金树仁是相互勾结，金树仁事后杀樊耀南，是为了灭口，否则不会先把樊的舌头割掉。还有一种家史的说法。樊耀南的长孙认为，是金树仁及学校教务主任张纯熙二人实施了谋杀，幕后主使是意欲染指新疆的冯玉祥。

对于自己的结局，杨增新大概是有所预料的，他曾以诗言志，写过不少壮志凌云，只为戍边的诗篇——“一山横亘界南北，万古雄奇塞大荒。都护已非唐代府，匈奴不复汉时王；斜阳雁带冻白云，夜月燐飞秋草原。太息重门今洞辟，元戎何以固边防。”

他的一生，忠于新疆，终于新疆。

今日的国人应该知道他，记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