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第一批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文官朱家骅（1893年5月30日——1963年1月3日）名列第20，排在宋美龄之前。很多人可能对此人不了解，但是能排进前20名，朱家骅绝对不是一般人。
朱家骅的经历堪称豪华，但是却很低调，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面：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湖州人，人们常尊称他为“骝公”，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生的朱家骅，10岁丧父，11岁丧母，生活和读书靠胞兄朱家麟抚养和资助。他先后自费留学德国，公费留学美国，然后再次留学德国，取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8岁的敢死团团长朱家骅不只是一个学者，一个文官，他还是一个热血青年。宣统二年（1910年），刚刚加入同盟会的朱家骅看到了汪精卫刺杀载丰的消息后，被汪精卫“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壮举所感动，从上海跑到南京，准备行刺两江总督张人骏，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搁浅，但是，他并没有就此罢手，第二年，朱家骅在上海听了宋教仁、于右任等人的演讲后，立即决定成立中国敢死团，并在《民报》上招募人员，先后有学生、军警和政府官员500多人参加，在大家的一直推举下，朱家骅当上了中国敢死团团长，这年，他才18岁。武昌起义后，陈其美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朱家骅和他的敢死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策划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有力地支援了辛亥革命。
朱家骅
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朱家骅曾在同济大学的前身，德国退役军医埃里希・宝隆创办的“同济德文医学堂”学习德文，打下了良好的德语基础，民国三年（1914年），他随着“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张静江一起到德国柏林矿科大学采矿工程系留学，受一战的影响，他没有取得学位，两年后回国。
民国六年（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沈尹默向他推荐了朱家骅，蔡元培被这个年轻人扎实的德语功底所震惊，决定聘请他出任北大教授，这一年朱家骅24岁，成为当时北大28教授中最年轻的一位，他的德语课非常精彩，很多学生慕名选他的课程。
创立中山大学“五・卅惨案”爆发后，朱家骅领导北大学生集会游行，占领警察总局和邮电局，史称“首都革命”，“三・一八惨案”后，朱家骅被列入黑名单，受张静江、戴季陶邀请，担任国立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筹备成立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忙于北伐，中山大学实际上是副校长朱家骅在主持，这一年，他33岁。
国立中山大学
他锐意整顿，扩充院系规模，大力建设图书馆，邀请鲁迅、傅斯年、顾颉刚等大批知名学者到中山大学任教，中山大学很快成为学术重镇，全国名校，戴季陶曾这样公开评价朱家骅——“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一个就是指朱家骅，而半个则是指易培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他还创办了两广地质调查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理学科中山大学地理系，邀请德国学者担任系主任。
杭州免于成为焦土的守护者日本入侵江浙时，朱家骅正主政浙江，蒋介石下达“焦土抗战”命令，他三次违抗“最高领袖”的命令，一次是驻守杭州的第10集团军63师奉命挖开钱塘江大堤抵御日军登陆，大堤一开，杭州城将生灵涂炭；一次是军统局别动队准备焚毁杭州城著名建筑；最后一次是工兵运来两吨炸药，准备炸毁钱塘江大桥。都被朱家骅极力阻止，抗命的结果是他被调离，临走前，他特意嘱咐杭州市长、浙江省警察局局长、保安处处长一定要保护好杭州，新任浙江主席黄绍竑撤退时要求 烧毁杭州全市，他的命令最终没有被下属执行，对比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的长沙大火，可以说，没有朱家骅的抗命，今日的杭州恐怕将是另一个画面。
在朱家骅的倡导下，先后创办了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院、国立编译馆，抗战期间主持国家文物西迁，中研院是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朱家骅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担任代理院长18年，前任是蔡元培，后任是胡适。败退到台湾后，白色恐怖时期，国民党也不敢随便到中研院抓人，“只要是中央研究院的人，我们能不动他就不要动，事关国际视听，假如中央研究院有人被抓起来了，那就是不得了的国际大事”。
成为战犯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朱家骅任国民党中执委秘书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为了防止汪精卫掌权和抗衡CC派，戴季陶给蒋介石出主意，将秘书长提高一级，高于中央部长，仅次于总裁、副总裁，6月份，兼任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中统），朱家骅成了国民党中央真正的三把手，他工作上大包大揽，让副总裁汪精卫无法插手，眼看掌权无望，汪精卫只好出走。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当上中央组织部部长，主管党务并兼任中统局局长，朱家骅招兵买马，自立门户，把陈立夫、陈果夫那一套统统抛弃，把大批CC分子清除出各省市党部。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辞去中统局局长职务，同年，将组织部长一职让给陈果夫。
朱家骅
很多人认为他之所以能荣登“战犯榜”第20名，与他参与政治有关，尤其是担任组织部长和中统局局长的经历。
晚年凄凉做为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朱家骅为国民党奔波操劳一生，到了晚年，最后还是被蒋介石抛弃，被“请”出“中研院”，虽然经历了两段婚姻，但是朱家骅没有生下一儿半女，晚景凄凉，任高官多年但一生清廉，没有什么积蓄，最后连手术费都付不起，生病住院都要亲朋好友接济。
1963年，71岁的朱家骅因心脏病在台湾去世，葬在阳明山。
生前身后，政治风向变换，成败任人评说，但他在学术救国方面的贡献，超越了历史，永不磨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