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 都

百色、龙州起义后，邓小平任中共广西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兼红七、红八军政治委员

1931年8月，邓小平奉党中央之命，从上海辗转来到江西中央苏区，在当时肃反扩大化的危难之际，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在短短10个月的时间里，他勤勤恳恳，工作卓有成效，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杰出贡献。时隔40年后的1972年，邓小平再次来到瑞金。瑞金县的同志亲切地对他说：“您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让邓小平感动不已。在他蒙冤遭受打击之时，老区人民还始终惦念着他。

1931年2月，红七军政委邓小平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王明等“左”倾中央领导人对邓小平不予理睬，半年不见他一面，不听他一次汇报。对于这种明显的冷落，后来邓小平说：“我除了按时从中央领取生活费外，就是和几个老友偶尔相聚，发发牢骚。”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怎能这样终日闲着，无所事事呢？于是邓小平要求回红七军工作，中央未予同意，说是无法直接联络。后来他又申请到中央苏区去工作，才得到批准。

这一次是邓小平第三次到上海，时年27岁。在上海期间，他怀着悲痛的心情到江湾公墓看了一年前因生育难产而死去的妻子张锡瑗的墓。尔后，结识了与他同岁的上海工会领导人金维映，并在后来同她结婚。7月中旬，中央批示邓小平以特派员身份同金维映一道去江西。他们从上海登船，到广东汕头上岸，找到交通站后，再由交通站派一广东同志带路，冒着炎热酷暑，径直北上，经广东边界大埔，顺利进入福建永定苏区地界，然后再向西北经上杭、长汀，最后跨过闽赣边界，于8月初到达江西瑞金。

瑞金是邓小平向往的地方。在来之前，他对瑞金就充满着美好的想象，深知县苏维埃政府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已成立，朱毛红军曾多次在瑞金进行革命活动。眼下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正在顺利进行，瑞金的革命斗争，一定会像这8月的天气般热气腾腾，参战支前一定会搞得如火如荼。

可是，现实出乎邓小平的意料：此时的瑞金，没有笑语，没有歌声，看不到放哨的赤卫队员，看不到商人在集市经商，找不到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连苏维埃的干部都难以遇到。而看看墙壁，到处贴满了肃反标语。这是为什么？原来，时任瑞金县委书记的李添富极力推行“左”的肃反扩大化政策，主观臆断瑞金有个“社会民主党”组织，将原县委书记邓希平、县苏维埃主席肖连彬、县总工会委员长杨舒翘等大批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杀害，致使各级干部被迫纷纷离乡外逃，全县处于一片血腥恐怖之中。

正在这时，由上海党中央派到中央苏区工作的余泽鸿和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也来到瑞金进行调查。一天晚上，他们三人在瑞金老共产党员杨世珠家里秘密开会。邓小平说：“瑞金的党组织被坏人把持，反革命十分猖獗，大批革命群众遭到残杀，全县田野荒芜，杂草丛生，人烟稀少，街道冷清，到处死气沉沉，一片萧条景象。”三人经过研究，一致认为，必须改变县委领导，恢复县苏维埃的正常工作。鉴于当时交通阻隔，通讯不便，来不及与中央取得联系，他们商议，推举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主持瑞金全盘工作，方法是先作调查，后正式宣布。

1931年春天，闽西苏区在当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及党内极“左”思潮的冲击下，掀起了一场反对“社民党”的狂潮，大批苏区干部及红军指战员被控为“社会民主党”成员而遭到整肃。毗邻闽西的瑞金，也被这股强大的黑风所侵袭。半年前从福建被派到瑞金担任县委书记的李添富，笃信“社会民主党”在瑞金的存在，十分赞赏闽西大搞刑讯逼供的做法。上任不久，便把肃“社会民主党”的瘟疫带到了瑞金并亲自担任了县肃反委员会主任。他为了掀起清洗“社民党”的高潮，怂恿手下工作人员层层加码，允许“先斩后奏”，“可以根据口供抓人和审讯”。于是，那些“出身不好”的人、有点文化的人、有点错误和毛病的人、不满极“左”做法的人，统统被指控为“社民党分子”而遭到逮捕、关押、拷打、逼供、处决，被杀干部、群众有名有姓的就达435人，其中县委、县苏维埃政府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28人。瑞金县城对面的一座山上，一次就有100多人被集体杀害。

邓小平看到瑞金这种情况，非常愤慨，强烈感到这场肃反运动给瑞金这块红土地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危机，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奋不顾身地勇敢挑起扭转瑞金乾坤的重任。他一面稳住现任县委书记李添富和现任县苏维埃主席谢在汉，一面指派6名得力干部组成调查组，由金维映带队深入到各区乡了解情况。调查组悄悄来到肃“社会民主党”最严重的武阳、挑阳等区乡调查。事实让人触目惊心：从5月到7月，几乎天天有人被枪决，有时一天枪决多达五六十人，少则也有一二十人。武阳区委、区苏维埃为此一度瘫痪，无人负责。人们见到县里来人，就扛着红旗上山，躲藏起来。经过20多天的紧张调查，邓小平了解到这一严重局面后脸色铁青。他很少说话，只是不停地抽烟。他认为，要扭转瑞金乱捕乱杀的现象，必须发动群众撕开李添富的假革命面具。于是，他回到县城后立即召开县委扩大会议，揭发、控拆极“左”肃反路线滥杀无辜的滔天罪行。李添富也参加了会议，但邓小平没有让他发言。李添富感觉风头不对，再不敢下令杀人。

9月初，邓小平认为反击的时机已到，就召开县、区、乡三级主要干部会议，公开亮出了自己新任瑞金县委书记的身份，要求大家认真讨论如何纠正肃反的偏差，如何拨乱反正。邓小平在会上愤怒地说：“李添富是什么人？是反革命！你们不要怕，上级有人在这里给大家撑腰。”会议临近结束时，邓小平果敢地下达命令：拘捕民愤极大的李添富和谢在汉，立即释放300多名在押的贫农、中农等无辜干部群众，对地主、富农则按党的政策予以区别对待。

9月底，邓小平在绵江中学主持召开瑞金县第三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健全新的县苏维埃政府机构，选举黄正为县苏维埃主席。接着，群情激愤地公审了屠杀革命群众的几个刽子手。会议结束后，将罪大恶极的李添富和谢在汉押上了断头台。瑞金人民闻之拍手称快，全县形势立刻由人心惶恐转到欢歌笑语，整个局面很快大为改观。干部群众纷纷伸出拇指说：“邓书记为瑞金人民除了一大害！如果不是他来了，瑞金还不知道会杀害多少革命同志。”邓小平在瑞金倾力纠正肃反错误的一系列举措，受到中共赣东特委的表扬，也得到上海党中央周恩来的赞赏。

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提议，为统一全国苏维埃运动和对红军的领导，决定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然而，由于反“围剿”战争的频繁，“一苏大会”却几度延期：第一次选定日期是1930年11月7日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节，由于李立三一味要打武汉，想在大城市开会立国，结果没有实现；第二次选定在1930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三周年纪念日，中央决定在朱毛活动的赤色区域开会立国，结果因蒋介石第一次“围剿”苏区而未能实现；第三次选定1931年2月7日纪念“二七惨案”时在苏区中心区域立国，又因蒋介石准备对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而未能实现。“一苏大会”迟迟不能召开，已令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大为不快，于是中央第四次选定1931年8月1日纪念南昌起义时在苏区中心立国，但再次遇到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而未能实现。直至红军第三次反“围剿”全面胜利结束后，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占领了21个县城，10月间开通了瑞金与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系，苏区中央局才最后决定于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县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并把瑞金定为首都。

1931年9月末的瑞金，秋风送爽。邓小平得知苏区中央局和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项英等前来瑞金部署“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后，便与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一起前往迎接。晚上，他们召开会议研究具体安排。邓小平汇报说：“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目前瑞金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们决心尽一切力量确保这次大会在瑞金顺利召开。”毛泽东赞扬邓小平在短短的两个月中大刀阔斧地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为蒙受冤屈的干部平了反，并果断地调整了领导班子，稳定了全县局势。

根据毛泽东“要选择一个便于隐蔽、便于疏散的会场，以防敌机空袭骚扰”的指示，邓小平带着县里几个领导人在叶坪一带转了半天，最后被西面一片茂密林地所吸引。这里中间有一块开阔地，靠南面有一座谢氏大祠堂，只要略加修整，便可用作“一苏大会”活动场所，开展阅兵典礼和军民联欢。

邓小平等人看准后，便紧锣密鼓地着手进行一系列准备工作：首先，组织人员将开阔地扩充平整，修成一个万人“红军广场”，并用竹木、石头在西端筑成一个检阅台；其次，组织人员将谢氏大祠堂打扫干净，进行拓宽，在正厅顶端布置一个主席台，大门上悬挂一颗大五角星，以形成一个简陋的千人大礼堂；再次，为了避免敌人干扰，防止敌机轰炸，邓小平找到王稼祥，请他向福建长汀县委提出要求，在那里布置一个假的“一苏大会”会场。

与此同时，邓小平部署各区乡紧急行动起来，动员人民努力增加生产，保障大会供给，掀起一个向大会奉献厚礼的竞赛热潮。

1931年11月7日清晨，阳光灿烂。庆祝“一苏大会”开幕的红军阅兵典礼在万人广场隆重举行。号角声、锣鼓声、鞭炮声一齐震响。毛泽东亲自升旗，朱德在检阅中带领大家高呼口号。8时许，典礼圆满结束。邓小平按预定方案，指挥大家向四处疏散。片刻，几架国民党轰炸机朝瑞金城低空飞来，盘旋一周，未找到目标，就盲目扔下数枚炸弹，飞向长汀。敌机离去后，邓小平和黄正迅速指挥抢救受伤群众，责成苏维埃政府妥善安置受灾居民生活。

11月7日下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谢氏宗祠隆重开幕，610名来自各根据地、红军部队和总工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邓小平因陋就简地安排好代表们的食宿，便一直忙于准备大会的各种文件。经过与会代表的充分讨论，在11月20日大会闭幕前，先后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瑞金更名为“瑞京”，直属中央领导。从此，瑞金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成为党政军群的中央首脑机关所在地。邓小平时任瑞金县委书记，自然成了红都瑞金的首任“京官”。

邓小平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的党的书记，感到非常喜悦，也感到工作压力巨大。连日来，他起早摸黑，日夜操劳，把各方面的工作考虑得很周全，真正做到了万无一失。为了贯彻落实“一苏大会”精神和各项决议，他把县里的干部召集起来，郑重地对他们说：“我们要发动广大劳苦群众，特别是党团员，积极行动起来，多想办法，发展经济，既要保证中央机关的生活需要，又要保障红军的供给，也不能让群众挨冻受饿。”

邓小平到达瑞金后，正值苏区开展第二次分田运动。他便带领工作组下乡蹲点，挨家挨户访问，逐块田地察看，重新丈量土地，把没收地主的田按肥瘦和水源好坏分为甲、乙、丙三类，以原耕地为基础，按人口和劳动力标准重新划分，“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并留出部分好田作为红军公田，收益归公，用于优待红军家属及救济灾荒。通过复查分田，许多农民激动万分，纷纷说：“这回我们才算真正翻了身。”40多年后，邓小平在给儿女们讲故事时说：“我在瑞金时搞土地革命，制定分田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分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的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所以也应该分田。后来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

由于肃反扩大化，瑞金干部奇缺，邓小平就举办了多期干部培训班，亲自讲课，用党的政策和毛泽东的教导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很快培训出一大批优秀干部。邓小平还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各项建设：一是大力发展劳动互助队、积肥突击队、妇女耕田队，克服耕牛、农具、种子不足的困难，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栽种果树；二是恢复和发展造纸、烟叶、药材、钨矿、石灰、夏布、硝盐等生产，相继开办了纸槽社、纸烟厂、被服厂等；三是建立犁牛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粮食合作社，供应军民油盐布匹等日常用品，利用土特产开展对外贸易，从而繁荣了苏区经济，保证了革命战争和中央机关、人民生活的需要。

邓小平身为“京官”，一身清廉，处处作出表率，使清正廉洁成为红都风尚。

当时，苏区经过几次反“围剿”，粮食极为紧张，邓小平一面号召全县干部节省口粮，支援前方，一面带头节衣缩食，每月至少节省8斤口粮，有时多达15斤，与群众同甘共苦。有一次，妻子金维映因病吃不下饭，便去南门岗买了一碗粉干吃。邓小平知道后，严厉批评她：“人人都像你这样，还怎么去支援前方？你不能因为我是县委书记，就可搞特殊化！”

邓小平在瑞金10个多月，先后迁居五次，先住聚和店，后住同善社楼下，稍后又搬至顾粟宫。由于敌机常来轰炸，又迁往东方庙，最后移住沙洲坝的白屋子。他从不摆官架子，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下乡吃饭跟大家一样，一人一菜，喜欢蹲在板凳上吃。他吃红薯不剥皮，风趣地说：“红薯皮营养高，吃了不怕风吹雨打，丢了太可惜。”

邓小平有一条用了好多年的花格毛巾，依然完整无损。工作人员问他有何秘诀，他笑着说：“你们想一想，毛巾是线织成的，拧来拧去很容易拧断，若用两手对挤，就能延长毛巾寿命。这是我从实践中摸出的经验，不信你们试试看。”他有条裤子，穿了几年，磨得发光，出席重要会议和会客时都穿它。妻子劝他买几尺布做条新的，他严肃地说：“现在是艰难时期，怎能讲究吃穿？共产党人穿衣保持干净就行，破一点没关系。”

邓小平对贪污盗窃、铺张浪费、违法乱纪、欺压人民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下决心要涤荡这些污泥浊水。1932年5月，他根据群众举报，查清了瑞金县委组织部部长陈景魁结交黑势力，滥用职权压迫群众，索要财物，打牌酗酒，调戏并强奸多名妇女，还将一封装有子弹头的信塞进工农检察部的门缝里进行威胁。针对这种严重犯罪案件，邓小平立即进行了严查，并及时上报中央最高法庭批准，迅速捉拿公审，执行枪决。

又如钻进革命队伍、窃取叶坪乡苏维埃主席的谢步升，将自己的妻子卖给一个“老光棍”后，一面和地主的小老婆混在一起，一面多次诱奸一位贫农的妻子，并指使人将那位贫农秘密杀害。同时，群众检举谢步升把打土豪所得的一包金银手饰、100多斤食盐和数件衣物拿回家里，并偷窃公家3000斤大米卖给米商。邓小平得知上述情况后怒不可遏，马上召开会议，厉声说：“我们苏维埃政权才建立几个月，就有干部如此腐化堕落，贪赃枉法，叫人民怎么相信政府？共产党不清除腐败，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向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的天职！”他责成县苏维埃裁判部迅速报告中央。1932年5月9日，经中央最高法庭核准，将谢步升公审处决。通过处理这两个典型案例，各级组织受到极大震撼，瑞金的反腐倡廉工作出现了良好的气象。

尽管邓小平主政瑞金的时间不长，但由于他卓有成效的努力，苏维埃红色首都的面貌大为改观，成为中央苏区的一面耀眼旗帜。1932年5月，邓小平被调往会昌担任中心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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