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文化赞助不仅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都铎王朝时期的文化赞助具有多重影响力。
进被赞助人的发展文化赞助的益处包括“鼓励”、“保护”、“青睐”和“权威”的获得。至于“鼓励”，约翰逊赋予它的含义是“青睐、赞同、支持”。
鼓励往往是出于善意的言语和对利益的保证，口头上的“鼓励”意味着一种责任感，甚至是有望得到进一步支持的承诺。
然而，在实际中，鼓励不仅仅是言语上的鼓励，幸运的作家会发现，在赞助人的口头鼓励之后，还有更多的物质奖励。
“鼓励”还可以是公开的形式，公开赞美等方式有助于提升被赞助者的影响力，并提高其作品在公众中的销售量，换言之，“鼓励”也可以转化为经济收益。
除此之外，被赞助人还可以获得“保护”。
这种“保护”包含双重含义，一方面指保护被赞助人的人身安全不受伤害，另一方面指保护被赞助人的作品免受诋毁。
一个强大赞助人的同情甚至可以决定个人的安危。
例如，诗人威廉·亨尼斯和格罗格·威瑟分别因为第一任和第三任彭布罗克伯爵的努力而被撤销监禁。
当本·琼森在1605年因其文章《向东方去》而被监禁时，他写信给第三任彭布罗克伯爵及其弟弟菲利普，恳求他们帮助以获得释放。
同时，也有大量要求获得保护以免受文学批评的指责，这些批评是由“好奇的责难者”和“诽谤者的舌头和笔”发出的。
约翰逊就曾在1755年把赞助人定义为“倡导者、辩护人和维护者”。
格里芬认为，约翰逊所想表明的正是，“作家被看作是站在敌人、竞争对手、批评家和控告者中间的人，而且需要得到赞助人能够提供的保护。”
我们还可以从经济层面来理解“保护”。
正如经济上的“保护主义”理论，保护国内制造商免受国外生产者的竞争一样，赞助人的“保护”也保护作者免受其他作者的竞争。
特别是避免那些没有受过优良教育的士绅从底层爬上来进行竞争。
很显然，作家和艺术家等都处于竞争的环境中，为保证自己的作品能从众多的作品中脱颖而出。
他们不得不从多方面寻求赞助人的庇护，以此免受多种竞争，这一意义上的“保护”有点类似当今社会的“裙带关系”，赞助人和被赞助人往往利用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各取所需。
除了直接的保护之外，赞助人有时还通过间接的方式对文人、艺术家进行保护，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权威”的授予。
也许对一个作家来说，比“保护”他们免受各种危险更重要的是“话语权”。
当赞助人的“权威”赋予作家时，也可以转化为物质资产，如果一部作品完成时是献给赋予它权威或给予其认可的贵族勋爵，它就会卖得更好。
另一方面，赞助人往往借用赞助人有影响力的名字来增强其作品的权威，通常的做法就是将赞助人的名字包含在作品当中。
这种情况下，赞助人的作用是双重的。首先，他的名字被用来鼓励书籍的阅读，从而提高销量。
其次，赞助人保护书籍免遭可能的诋毁，印刷书籍的赞助人也可能会提供了一些必要的资金来支付排版的费用。
赞助人对被赞助者的“保护”和“权威”授予是极为宝贵的财富，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赠予金钱更有价值。
因为作为“象征性资本”，它们可以进行转化，用来获取物质回报，而“引荐”也有类似的价值。
本义为介绍，但当我们把一个人介绍给另一个人以期得到重用时，它的含义就引申为“引荐”，它可能会带来其他好处。
在经济方面，引荐为被赞助人提供了获取其他资源的机会，无论是诗人还是他的作品，更正式的引荐所带来的利益都是无价的。
虽然“引荐”并非直接获取赞助的方式，但是被赞助人可以以此为媒介，作为获得赞助资源的途径。
因此，受赞助的文人、学者以及艺术家等不仅可以获取直接的经济奖励和职务晋升。
而且还可以获得间接的赞助方式，“亲近”赞助人是获取赞助资源的一个门槛，这样才能机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保护”不仅能使被赞助人免受人身伤害，而且还能免受同一领域内竞争者的诋毁。
“权威”的授予可转化为经济利益，被赞助人可以借用赞助人有影响力的权威来提高作品的销量；而“引荐”则成为被赞助人接触更多赞助人、获取更多赞助的途径。
推动社会文化的繁荣都铎王朝时期的文化赞助是处于文艺复兴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之下，文艺复兴最早兴起于意大利，随后传至法国、英国等国。
因此，英国的文化赞助深受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
反过来，文化赞助的兴盛又对英国文艺复兴的发展产生着影响。
到伊丽莎白晚期，英国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诗歌、散文和戏剧都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并且出现了莎士比亚这个诗、文、剧兼优的千古伟人。
英国文艺复兴运动的高潮出现在16世纪左右，这一时期正处于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在位期间，这两位君主都积极庇护文人、学者和艺术家，热心支持人文主义者。
此外，贵族也以不同的方式庇护人文主义运动，促使了英国在诗歌、艺术和戏剧等方面的大发展。
都铎王朝被称之为英国的“黄金时代”，亨利八世是都铎王朝的第二位君主，被公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国王。
亨利八世从骨子里继承了父亲的艺术天赋，他还是杰出的抒情诗诗人和作家，对作家和艺术家满怀爱慕之情，从而加强了其对文化的赞助。
爱德华六世也从小深受古典文化的教育，培养起在文学艺术上的兴趣，成为亨利八世所有孩子中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经过伊丽莎白时期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像埃德蒙·斯宾塞和塞缪尔·丹尼尔这样的大诗人，出现了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戏剧家。
出现了以威斯敏斯特教堂为典型的都铎式建筑，诗歌、艺术、戏剧等得到飞跃发展，推动了英国文化的大发展。
崔莉认为，“欧洲各国王权对于文学艺术的支持和扶佑，是文艺复兴盛世出现的客观因素之一。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一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
欧洲在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实力雄厚且有文化知识的社会高端群体。
其中相当一部分开明的君主和达官富贾，用他们的经济实力，积极打造或促进某个文化领域或层面的发展繁荣，构成了一种颇具规模和社会效应的群体行为。”
约翰•梅里曼虽然把文学艺术的发展归结于15世纪经济的萧条，但整个社会经济的疲软客观上还是使得更多家庭投资于文学艺术，促使文学艺术得到更多的支持。
他认为，“15世纪的经济萧条可能促使了艺术的发展。
贵族世家发现商业与制造业无法获得足够利润，于是干脆在绘画和雕塑等方面投入大笔资金。
反过来，由于生产性资本投入的减少，导致经济衰退进一步恶化。
如此，萧条的经济又让富裕家族在文化方面投入更多。”
这种文化体系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美第奇家族就已存在，意大利众多城邦国家的统治者、法国弗朗索瓦一世、英国亨利八世等，以及其下的众多贵族和各地当权者都参与其中。
在一些开明君主、贵族、主教和教皇的庇护下，众多的人文主义学者和作家们被奉为上宾，得到宠爱。
在精神的鼓励和金钱的支持下，基督教会严格禁锢下压抑已久的热情才得以焕发出来。
他们可以全力投入古典文化的研究的个性化创作之中，将自己的理想和意愿用文学和艺术的手段完美地表现出来。
这既是文学家、艺术家的心血凝结，也最大程度地装饰了王权的门面。
经过中世纪的黑暗统治，在君主和贵族的文化赞助下，压抑已久的人们找到了发泄的端口。
在诗歌、艺术等作品中倾注自己的感情，出现一大批文学作品。
文艺复兴传入英国后，君主、贵族支持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思想得到快速传播和发展，大量的人文主义文学艺术作品迅速诞生。
其次，赞助人的经济奖励和职务任命，促使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的创作中来。
赞助人往往通过经济奖励或职务任命的方式以改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等的境况，为其提供良好的创作环境。
斯宾塞是纺织匠的儿子，在自身的努力和赞助人的支持下，毫无疑问，成为闻名世界的诗人。
莎士比亚不过是一位不知名小镇居民，却在短短数年成为叱咤文坛的戏剧家。
除了他本身的天赋和努力外，也离不开赞助人的支持，被认为是伊丽莎白时代的文学天才和文艺复兴时代个人主义思想的杰出典范。
克里斯托弗·马洛是与莎士比亚同一时期的剧作家，本身也只是一名鞋匠，但在自身努力和赞助人帮助下，最终革新了旧时代的戏剧，为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奠定了基础。
此外，还有像托马斯·怀亚特、萨里和托马斯·萨克维尔这样的诗人。
他们的身世都贫贱得多，但无妨于文学家的造就。
归根结底说，这种自由风气的形成，客观上是因为上层阶级的赞助者从政治、经济各方面提供援助，为文人学者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下层阶级的人士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文化的创作中来，打破了阶级的界限，合力推动文化的发展。
君主和贵族从多个层面对文化进行赞助，推动了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文学、艺术和戏剧等是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都铎王朝的君主和贵族也意识到这一点，君主还在宫廷中设立多种名誉职位以吸引诗人。
学者参与到文学的创作中来，他们成为御前诗人，成为王室成员。
此外，从君主到大臣都纷纷成立各自的剧团，将这一时期著名的戏剧家罗致到自己的麾下，如兰开斯特勋爵供奉剧团、宫内大臣供奉剧团、海军大臣剧团和彭布罗克伯爵剧团等。
它们大多是由王公大臣自己命名和资助的，这些剧团在强大的后台支持下，迅速兴盛起来。
国力强盛，英国国民乐观主义的精神状态，以及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对文学艺术尤其是对于戏剧的青睐有加，使得在17世纪英国出现了包括女王在内的很多由王公大臣亲自命名和资助的剧团。
这些剧团有了强大的后台支持，迅速地兴盛起来。这一切都推动了英国文化领域原本蹒跚的步履。
稍显暗淡的英国文坛上终于亮起了一片辉煌，文人的创作热情被激发起来，还涌现出一批专门的戏剧作家，充满新思想、新题材和新技巧的戏剧闪亮登场。
在君主和贵族的赞助下，诗歌、散文和艺术等脱离了中世纪的桎梏，从多个层面发展起来，推动了文化发展的多样性。
都铎王朝时期的统治阶级受到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思想开明，眼界长远，他们不像中世纪封建王权那样以聚敛金钱为目的。
他们把财富金钱作为一种介质、一座桥梁，利用财富的杠杆不仅达到了维护王权、扩大势力的直接目的，还将金钱、权力转化为社会精神文明的产物，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以期达到更大的社会增益。
因此，欧洲一些开明君主和王权一方面深受文艺复兴运动的影响，反过来又推动着本国文艺复兴的发展，推动着整个社会文化的繁荣。
文化赞助是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长期存在的活动，而英国自盎格鲁-撒克逊时代也开始了这一传统。
但是，文化赞助最初并非掌握在世俗手中，而是经历了长期的发展与演变，一直到12世纪，识字、阅读等文化活动都主要局限于神职人员。
到14世纪，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文学文本的覆盖范围拓宽了，王室贵族和富人成为主要的文化赞助人。
在中世纪，即使是才华横溢的作家，如果不依赖赞助的话，也很难找到读者。
到16世纪上半叶，赞助形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同一本书的献辞可以献给多个赞助人。
因此，赞助人与被赞助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完全固定，更多的是一种利益交换，也可称之为资源交换。
赞助人提供食宿或经济奖励、政治保障，被赞助者提供相应的服务，为赞助人的政治目的服务。
都铎王朝时期的君主同样将文化赞助作为一项强有力的政治工具，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都竭力利用作家的政治潜力，经过爱德华六世和玛丽女王的短暂统治，到伊丽莎白一世时，文化赞助得到进一步发展。
赞助者的个人兴趣是文化赞助的前提；宗教改革中解散教会的财产部分充当国库，则为文化赞助提供了物质基础。
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将人的关注点从神转到人，为文化赞助创造了思想基础。
有钱有权的王室和贵族往往成为主要赞助人，诗人、学者、艺术家则是主要受赞助的群体。王权与文人学者互为需求。
一方面，贵族为了提升自身地位，为诗人和学者提供经济奖励或职位，使他们有得以创作的条件，促进了被赞助者的发展。
另一方面，出于回报，诗人不得不提供自己的服务，为其歌功颂德，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
实质上，双方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完全固定，也并不仅仅局限于两个人，而是相互交错，形成一个庞大的赞助体系。
尽管文化赞助涉及到不同群体的利益，但在赞助者与被赞助者的影响下，都间接或直接推动了整个国家或社会文化的发展。
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今，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文化赞助都一直存在，虽然各个国家、各个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各不相同。
兴起的原因也存在差异，但产生的影响却大体相同，在保证了赞助者和被赞助者利益的同时，还推动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虽然时代赋予它的含义不同，但实质都是赞助者和被赞助之间的利益交换。
我认为，文化赞助这一行为长期存在还将继续存在，虽然当前关于文化赞助的研究不是很热，但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却长期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