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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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美尼亚人去奥斯曼化的思想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在南亚的亚美尼亚社区中，有一批亚美尼亚知识分子提出了最早的建国构想。
去奥斯曼化的思想1772年，摩西·帕格拉米安出版了一本名为《规劝新书》的书籍。
他认为，要从沉睡中唤醒亚美尼亚青年，并将亚美尼亚从外国的枷锁和混乱的秩序中解放出来。
转年，沙哈米尔·沙哈米利安印制了《荣耀的陷阱》一书。
在书中，他对未来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国家做出了规划：成立经人民自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制定宪法保障各类管理机构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建立一个政教分离的共和国。
此外，约瑟夫·埃敏设想与格鲁吉亚结盟，在俄国的保护下建立一个独立的亚美尼亚王国。
1792年，他在伦敦出版了自传《约瑟夫·埃敏的生平与冒险》，阐述了他关于通过教育和武装斗争将亚美尼亚从东方政务下解放出来的想法。
但由于缺乏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这些设想严重脱离现实，难以走出学术的象牙塔。
19世纪70年代，国内外环境渐趋恶化，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去奥斯曼化思想开始在奥斯曼帝国生根发芽。
1872年，俄国亚美尼亚人格里高利·阿尔兹鲁尼在梯弗里斯创办了报纸《劳动者》。
该报在西亚美尼亚流通甚广，向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宣扬了反抗奥斯曼统治以及信任俄国保护的思想。
部分俄国亚美尼亚人受此宣传的感召，愈加同情邻国同胞的处境，不断为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装。
与此同时，部分在奥斯曼帝国失势的亚美尼亚知识分子也萌生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思想，并且意识到发动奥斯曼亚美尼亚普罗大众的重要性。
柏林会议后，一无所获的梅科勒提齐·赫利米安率代表团返回君士坦丁堡。
1885年，被奥斯曼帝国驱逐的亚美尼亚人士梅科勒提齐·波尔图卡利安定居马赛，出版了第一份支持改革的报纸《亚美尼亚》。
尽管出身于首都的银行家家庭，但在多年游历西亚美尼亚后，他觉察到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内部巨大的差异，怜恤东部饱受苦难的亚美尼亚农民。
因此，他致力于祛除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受害观念，并希望奥斯曼亚美尼亚人保卫自己的荣誉和经济利益。
民间武装的增多，推动了诸如家园保卫者等地方性改革团体的诞生。
这些团体多采用秘密聚集的方式，在东部城市进行有针对性的活动，并同机构产生冲突。
1895年，第一个亚美尼亚改革政党亚美尼亚人党在凡城成立。
该党尊梅科勒提齐·波尔图卡利安为精神领袖，不赞成公开威胁，倡导通过武装斗争和西方列强的干涉赢得民族自治。
但总体来说，这些改革组织的活动范围较小，且各自为战，很难在国内形成气候。
在对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困境的长期关注中，部分俄国亚美尼亚人受到俄国民粹主义等新潮思想的影响，成立了更具国际性的改革政党。
1887年，俄国亚美尼亚学子玛罗·瓦尔达尼安和其未婚夫阿维提斯·那扎尔贝基安等人在日内瓦成立了警钟改革党。
亨党详细描述了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当下的窘境，计划采用改革的手段实现民族解放，并在未来联合伊朗和俄国的亚美尼亚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
三年后，俄国亚美尼亚人斯捷潘·佐利安、克里斯塔波尔·米卡利安和西蒙·扎瓦利安在梯弗里斯成立了亚美尼亚改革者联盟。
达党具有社会色彩，但强调尽可能团结更多不同意识形态的亚美尼亚改革者，从而形成一个广泛的改革联盟。
两党的改革纲领类似，但达党认为现阶段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取得民族独立并不现实，应先实现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民族自治。
同时，两党在行动上均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吸引西方列强的注意，借助外部势力的干涉“加速”改革的成功。
1890年，亨党成员在埃尔祖鲁姆打响了公开反抗奥斯曼机构的第一枪。
一个月后，“穆萨·贝伊案”的荒谬宣判招致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人的抗议。
在宗主教霍仑·阿舍基安宣扬“亚土情谊”时，几名亨党成员突然打断弥撒，斥责宗主教和亚美尼亚国民总议会的不作为，并要求宗主教前去向苏丹请示，随后爆发了严重的争端。
1894年至1896年惨案发生时，为引起列强的关注，达党成员占领了主要由外国投资者联合成立的奥斯曼银行，触发了帝国对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人的伤害。
尽管西方列强不为所动，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间，亚美尼亚改革者已然成为引领奥斯曼亚美尼亚民众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的急先锋。
改革政党的成员在学校教书，招募年轻骨干，向其宣扬新的民族观念和去奥斯曼化的身份认同，一批批奥斯曼亚美尼亚青年加入到改革的队伍中。
奥斯曼亚美尼亚大众愈来愈相信，国家承诺的改革非但没有兑现，反而因为他们是亚美尼亚人而遭受更大的羞辱与屠戮，因此武装反抗才是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唯一出路。
1913年，亨党在康斯坦察举行的党内会议上宣誓反抗奥斯曼帝国。
1914年，达党领袖卡莱金·帕斯特尔马吉安前往梯弗里斯，协助组建亚美尼亚志愿游击队，做好同奥斯曼帝国战斗的准备。
在寻求争取民族自治的方案无果后，奥斯曼亚美尼亚人不再忠于奥斯曼帝国，逐渐抛弃了奥斯曼人的政治认同。
同时，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身份认同的去奥斯曼化将亚美尼亚人转化成土耳其人眼中的卖国贼，亚土矛盾一触即发。
并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双方引向了一场二者皆输的内部斗争——“安纳托利亚内战”。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与解体无疑是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身份认同去奥斯曼化的重要前提。
在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开启坦泽马特运动时，除希腊宣告独立外，帝国在整体上依然保留了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疆域。
但自柏林会议后，帝国的“亚洲性”愈加增强，直至彻底崩溃时，安纳托利亚成为了土耳其人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
最终酿成了1915年至1917年的悲剧，在土耳其人同亚美尼亚人的残酷斗争中，前者完成了对后者的单方面驱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安纳托利亚的其他非土耳其民族也因各种缘由遭到了排斥，约125万希腊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人口交换中被送往希腊，库尔德人则成为土耳其共和国一直无法解开的“心结”。
1927年，“土耳其血统”的教徒构成了土耳其共和国总人口的97.3%。
时至今日，尽管土耳其宪法明确区分国籍与宗教信仰的差别，但共和国非教徒背景的国民自称土耳其人者寥寥无几。
此外，西方列强对奥斯曼亚美尼亚事务的强加干涉。
一方面加速了帝国的瓦解，一方面给予了奥斯曼亚美尼亚人“一线生机”，亚美尼亚文化运动自此逐渐发展成一种政治运动。
当自上而下的改革陷入死胡同时，奥斯曼亚美尼亚人通过自下而上的改革，逐步走上了“民族自治——民族独立”的道路。
在“国族异体”的背景下，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切断了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的联系，奥斯曼主义也在帝国走向灭亡时彻底破产。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伊朗和俄国的亚美尼亚人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也受到了来自官方意识形态的排斥。
亚美尼亚人的身份认同倾向但整体而言，两国亚美尼亚人的身份认同并没有出现去伊朗化和去俄罗斯化的倾向，两国亚美尼亚人的政治诉求也相对温和。
其原因有二：首先，伊朗和俄国的疆域在这一时期并未出现严重的缩水，没有经历和奥斯曼帝国一样深重的统治危机。
其次，除少数大城市外，伊朗和俄国的亚美尼亚人多集中生活在两国的边陲地区，距离国家的统治中心相对遥远。
不似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连绵安纳托利亚东西，宛若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彻底瓦解奥斯曼帝国的可能。
随着《莫斯科条约》的签订，土耳其共和国通过谈判收回了西亚美尼亚，土俄两国的边界几乎恢复到1877年第十次俄土战争前。
而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则成为了“世界的弃儿”，永久地失去了其位于安纳托利亚的故土。
近年来，受“大屠杀”政治化、纳卡战争爆发等一系列事件的影响，舆论界塑造了一种亚美尼亚人与土耳其人就是“天生宿敌”的观点。
但事实并非如此，族群是一种社会性建构，民族并非自然而然发生的实体，宗教的边界可宽可窄，宗教本身并非冲突的原因，只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对于矛盾甚至冲突着的双方影响更大的是各种实际利益，如政治权利、经济利益、社会发展机会等。
因此，奥斯曼亚美尼亚人与奥斯曼教徒的关系，成为了影响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身份认同建构的重要因素。
在传统时代，格里高利派教会是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权利的核心，亦是奥斯曼帝国同亚美尼亚人沟通的媒介——“上通苏丹、下至苍生”。
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实行宗教自治，整体上讲和奥斯曼教徒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近代以来，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在经济、文化领域拔得头筹，与奥斯曼教徒的差距愈来愈大，二者的矛盾随之显现。
塞利姆——坦泽马特时代，由于国力的相对强盛和奥斯曼希腊人的日渐失势，这种矛盾被加以掩盖，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得以秉持奥斯曼人的身份认同。
但第十次俄土战争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危机突然加剧，二者的矛盾开始激化。
经济上，奥斯曼帝国于1875年宣布破产，在金融领域严重依赖加拉塔地区的亚美尼亚银行家。
20世纪初，在一份君士坦丁堡股票经纪人名单中，亚美尼亚人占据5席，土耳其人则榜上无名。
在西方列强于奥斯曼帝国开办的公司中：西方人担任董事会成员和高管。
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和奥斯曼希腊人是公司的中层经理，并在大部分技术岗位上任职；而那些最低等、最低薪的工作，大多留给了奥斯曼教徒。
因此，很多中下层奥斯曼教徒将其归咎于基督教信仰，认为这是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发家致富并同西方列强勾结在一起的原因。
经济领域的不信任随即扩展到文化领域，在1894年惨案发生前，多省机构明令禁止教徒儿童接受亚美尼亚学校的教育，尽管这些学校教授的通常都是世俗知识。
因此，为维护奥斯曼教徒在政治领域的领先地位，弥补经济、文化上的短板，很多奥斯曼教徒极力反对奥斯曼帝国针对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改革。
世俗法律上的平等引发了奥斯曼教徒的强烈不满，于其来讲，让帝国范围内的非教徒取得平等的地位，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
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同奥斯曼教徒关系的恶化，加速了前者身份认同的去奥斯曼化。
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身份认同的建构和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变迁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统治模式决定反抗模式，不同时代的政治环境决定了奥斯曼亚美尼亚人不同的政治诉求，进而塑造了奥斯曼亚美尼亚人不同的身份认同。
在传统时代，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受到来自格里高利派教会的管理，君士坦丁堡的亚美尼亚宗主教是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最高统治者。
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政治诉求多集中在教会内部，教派认同由之形成。
1782年，宗主教霍夫汉内斯十世被指控玩忽职守、接受天主教会的贿赂且挪用公款另做私用。
此事件招致了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愤怒，在刺杀宗主教未遂后，责成大宰相将其放逐。
对于绝大多数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来说，对非格里高利派教会的屈从即是对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背叛。
独特的宗教信仰深刻影响了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身份认同，纵使西方传教士在几百年间对其进行传教。
但至20世纪初，仍有近九成奥斯曼亚美尼亚人是格里高利派基督徒。
步入塞利姆——坦泽马特时代，在精英阶层政治地位与经济、文化地位不对等以及大众阶层生活困苦的时代背景下，奥斯曼亚美尼亚人不再满足于自身“二等公民”的政治身份。
新贵埃斯纳夫与阿米拉中的异见者渴望改变现状，他们同机构合作，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政治地位因之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而且，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人的言论管制相对较松，亚美尼亚出版业几乎没有受到审查等外部压力的约束。
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奥斯曼帝国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阶段，奥斯曼帝国试图将国内多个传统族群整合为统一的国族建立奥斯曼民族国家，“奥斯曼主义”应运而生。
因此，在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政治诉求相对温和，在认同其民族身份的同时，亦认同奥斯曼人的政治身份。
第十次俄土战争后，一系列统治危机迫使奥斯曼帝国调整其亚美尼亚政策，塞利姆—坦泽马特时代的诸多举措渐渐失效，奥斯曼亚美尼亚人遭受的伤害逐年加重。
政治环境的收紧致使奥斯曼亚美尼亚人的政治诉求变得激进，在寻求帝国改革、民族自治无望后，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否定了奥斯曼帝国的权威，继而不再认同奥斯曼人的政治身份。
值得注意的是，从较长时段看，奥斯曼亚美尼亚人与君主的关系相当和睦。
在数百年间，奥斯曼亚美尼亚人一直被称为“忠诚的米勒特”。
根据19世纪初一位法国人的观察，亚美尼亚人是非教徒中最忠诚于帝国和最受土耳其人信任的。
只是短时段局势的风云突变，一种“受害者”的形象被亚美尼亚改革者建构起来并加以利用，成为了帮助奥斯曼亚美尼亚人身份认同去奥斯曼化的有力工具。
此外，尽管亚美尼亚人是跨国族群，但由于历时数百年的分裂，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受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极为深远，逐渐形成了和非奥斯曼亚美尼亚人不同的身份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