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关于丹麦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阶段划分。从国内现有研究来看，基本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将丹麦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分为兴起、发展、高潮和胜利四部分进行论述。
丹麦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背景丹麦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表现出相当大的复杂性，它显示出从消极抵抗到积极抵抗的发展趋势。
因此，我在延续国内现有研究成果按时间顺序论述时，也会按照抵抗程度和类型勾勒整个丹麦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复杂的发展。
虽然在占领的第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抵抗，但随着抵抗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后来的几年中出现了更明显的、积极的表现形式。
在各类抵抗运动中，文中列举了许多重要实例，讨论了它们的起因和影响。
法西斯阴影下的丹麦20世纪20年代早期，丹麦的国际形势较为安全。
1917年俄罗斯帝国的崩溃以及波罗的海东部国家的建立减轻了俄罗斯对丹麦东部的压力。
1918年德国在一战中战败，消除了丹麦南方的压力。
随后签署的《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的建立恢复了正式的大国合作，并为各国之间维持和平提供了一种机制。
即使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丹麦的国际形势也是安全的。苏联正在加紧进行国家建设，法国和东欧新国家组成联盟体系，维持欧洲的和平局势。
德国在1925年与欧洲六国签订的《洛迦诺公约》也有助于稳定欧洲局势。直到20世纪30年代初，欧洲政务局势仍然保持平静。
就丹麦国内来看。一是丹麦领土范围有所扩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在和平协议中，大国把斯匹次卑尔根给了挪威，并在1920年经公民投票决定把北石勒苏益格归还给丹麦。
作为《凡尔赛条约》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决议已生效，但德国并未明确批准，这是丹麦担忧的问题。
当丹麦随后试图确认新边界时，德国不认可。
20世纪30年代，当德国显示出其推翻《凡尔赛条约》的意图时，丹麦越来越为北石勒苏益格感到担忧。
二是丹麦进行了裁军。
一战后，除冰岛外，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成了国联的创始成员国，是集体安全和裁军政策的支持者。
在世界各国中，唯有丹麦在20世纪20年代的内政方面所出现的主要问题就是把它的武装部队缩编为一支警察力量。
1922年，丹麦议会通过了一项新的国防法案，该法案将丹麦军队军营数从52个减少到35个，放弃了集中精力保卫西兰岛，并确认拆除哥本哈根的防御工事。
这导致丹麦陆军和海军的预算都大幅削减。
虽然海军发言人对议会决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陆军领导内部分裂严重，在决策中只起了很小的作用。
执政的自由党和保守党在裁军方面的立场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前者希望更严厉地削减国防开支，后者则主张裁军。
基本上，两党领导人都认为，丹麦不仅无法抵御唯一潜在的敌人德国，而且维持任何规模的武装力量都更有可能挑起而不是阻止德国对丹麦的袭击。
在1922年国防法案推行后的10年里，两党多次提出单方面裁军的建议。
在外交方面，丹麦的目标是与大国保持友好关系，特别是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以避免可能发生的任何战争。
在经济关系方面，丹麦维持了两个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即购买了丹麦近三分之二出口商品的英国和提供了超过三分之一进口商品的德国。
在意识形态领域，丹麦遵循的是国家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价值观和规范，继续追求丹麦外交政策的目标。
这里的目标是发展一个由法律而不是权力来管理的、以和平而不是战争为特征的国际社会。
国际联盟为丹麦追求目标提供了新的机制，在这个联盟里，丹麦特别关注小国的权利，想将平等原则扩展到国际生活中。
20世纪30年代早期，欧洲总体局势开始紧张起来。
经济困难使世界陷入了重大危机之中，法西斯主义已经在意大利取得了胜利，德国也开始逐渐走上法西斯道路。
阿道夫·希特勒于1933年上台，德国开始挣脱《凡尔赛条约》的束缚。
在短短几年内，德国退出了国际联盟，引进了征兵制度，开始征兵并重组军队，入侵了莱茵兰。
1935年至1936年，墨索里尼领导下的意大利征服了阿比西尼亚，随后与德国一起干预西班牙内战。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欧洲总体局势日趋紧张。
1936年10月，当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形成柏林一罗马轴心国时，五个欧洲大国的多重体系呈三角形。
一个角是两个轴心国，另一个角是英法联盟，第三个角是苏联。
法西斯、自由和共产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加强了外交战略上的三角关系。三角形的形状改变了几次。
在最初的格局中，三个竞争对手彼此相距甚远，但英法两国为安抚德国，在1938年与德国签订了《慕尼黑协定》，这使英法联盟和轴心国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
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使得苏联和轴心国之间建立了一种纽带。
后来苏联又加入了英法的军事联盟，反对德国及其盟国。总之，20世纪30年代，欧洲不稳定局势逐渐加强，直到二战爆发。
丹麦是受到德国1933年以后提出的修订条约论威胁的首批国家之一，问题涉及北石勒苏益格，德国谴责《凡尔赛和约》对基尔运河的统治形式也影响了丹麦的利益。
对于丹麦而言，这一时期最重要事件之一是1935年6月英德签署了《英德海军协议》，该协议可被视为英国试图安抚希特勒的早期举动。
实际上，这将卡特加特海峡和波罗的海的控制权交给了德国。
因此，丹麦水域成为德国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后来各个大国结盟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这种局面。
在这一关键时期，丹麦由社会党和激进党组成的联盟执政。
社会党领袖托瓦尔德·斯图宁担任领导，激进党领袖彼得·蒙克担任外交部长，机构从1929年开始执政，直到1940年4月德国入侵丹麦之后结束。
社会党的反传统和许多激进党人的和平主义倾向在机构的国防、安全和外交政策上留下了印记。
1922年开始的裁军工作继续进行，1932年，在国际政务形势仍然平静，但丹麦的经济状况变得非常严峻的时候，议会两院通过了一项新的国防法案。
陆军营数从35个减少到24个，海军规模严重缩减，军队只有两个师，一个在西兰岛，另一个在日德兰半岛。
同年晚些时候，国防部长称新法案实际上等于解除丹麦的武装。丹麦第三套战时防御法于1937年颁布。
这时，德国的重新武装和希特勒的野心对邻国的主权以及欧洲的和平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
国际联盟已经表明，它无法保护小国免受大国的侵略。
丹麦的所有政务领导人都意识到发生重大战争的风险和德国的潜在威胁。
然而，机构对现在的国防结构只有微小的改进，甚至对军队有进一步的削减。
虽然陆军和海军都收到了一些额外的资金来购买新的物资，但陆军的规模有所缩减。空军由五个中队减为四个中队，仅为哥本哈根防空分配了三个炮兵连。
自1933年以来，在社会党党内一些有影响力的年轻人的鼓励下，社会党领袖斯图宁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并尝试加强国家防卫。
但是，在机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激进自由党领袖蒙克，拒绝了斯图宁的做法。
蒙克和他的一些同事，以及其他政党的许多支持者仍然认为，加强国防不会减少国家的脆弱性，甚至可能增加国家的脆弱性。
“保守党强烈抨击了1937年颁布的战时防御法，在他们看来，合理的防御，虽然不可能使丹麦强大到单独应付与德国的战争，但能够让德国与一个或多个大国交战情况下，减少对丹麦的攻击。
军队领袖们在该法案的起草过程中只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主要是因为海军和陆军之间存在分歧，但他们基本上同意保守党的观点。
1938年，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后，丹麦受到影响，拨出了一些资金用于加强武装力量。然而，这对国家军事能力的影响并不是很大。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后，丹麦议会于当天开会，就做出种种安排，以保证国防力量足以捍卫国家中立。
但实际上，参谋总部在战前要求加强防御工事的措施从未着手，封锁道路、炸毁桥梁等准备工作也未进行。
1940年4月，当德国准备入侵丹麦和挪威时，丹麦陆军由两个师组成，海军规模小，大部分军舰陈旧，哥本哈根几乎没有任何防空。
虽然20世纪20年代初丹麦防御力量的减少是由一战后欧洲局势的稳定推动的，但20世纪30年代后期丹麦实行的消极防御政策更多地是因为对外部形势的绝望，这种外部形势指的是日趋紧张的的欧洲局势。
外交上，丹麦几乎陷入孤立状态。丹麦在20世纪30年代曾多次尝试寻找盟友或保护者。
1933年，丹麦在寻求英国的军事援助上获得一些希望，但是英国没有承诺。
4年后，当斯图宁在伦敦与英国外交部长安东尼·伊登交谈并表达了他对丹麦-德国边境的担忧时，他只得到了英国对德国威胁丹麦的外交支持的保证。
1940年2月，时任英国海军部第一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伦敦同斯堪的纳维亚记者谈话时，对丹麦人说：“我不能责怪丹麦。
别的国家至少还有一条沟壑，可以隔着沟壑与老虎相抗；而丹麦靠德国实在太近了，简直没法帮助它。
总之，我不愿给丹麦任何保证。”可以看出，丹麦已经丧失了向英国求助的希望。
丹麦也尝试与其他北欧国家加强外交关系。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相互合作的习惯，各国在1930年召开了奥斯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
根据奥斯陆会议，六国同意未经事先协商不提高相互之间的关税。
随着在德国纳粹改革以后国际紧张局势的加剧，“奥斯陆国家”的存在只不过反映了它们业已觉悟到在共同的危险面前彼此合作的好处，而事实上这些共同面临的危险已使得它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合作了。
另外，德国希特勒的上台，也促使丹麦开始探索与北欧国家在国防问题上合作，意图建立一个反对德国侵略的斯堪的纳维亚阵线。
挪威和瑞典对此表示反对。
而在丹麦国内，斯图宁所在政党的和平主义者以及激进的自由党领导人和支持者也不喜欢这个想法。
丹麦国内的反对意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各政党执政理念的不同，挪威和瑞典的反应主要是基于战略考虑。
两国机构共同对丹麦进行了风险评估，发现丹麦的战略地位在面对大国攻击时基本上没有希望。
20世纪30年代后期，国际联盟的衰落和欧洲集体安全制度的废除，甚至1939年二战的爆发，也没有促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在国防、政务和经济领域的合作。
丹麦的军事弱点和外交孤立在机构的外交政策中得到了明显体现。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1943年8月危机中丹麦的垮台，对德国的恐惧一直支配着丹麦的外交政策。
在希特勒政权的最初几年里，欧洲集体安全制度似乎仍有可能为小国抵御潜在的德国侵略提供一些保护。
但大国对1935年至1936年的意大利-阿比西尼亚冲突的处理表明，集体安全制度未起到作用。
在墨索里尼领导下的意大利袭击阿比西尼亚后，英国和法国没有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而是选择以牺牲阿比西尼亚为代价来安抚意大利。
对丹麦和其他许多小国来说，这场危机成为对国际联盟态度的一个转折点。
丹麦外交部长长期以来一直怀疑国际联盟是否有能力制止大国的扩张主义行动，但意大利-阿比西尼亚冲突的处理证实了小国不能依靠国际联盟来对抗大国。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丹麦的外交政策越来越遵循迁就德国的原则。
最初，当丹麦成为国际联盟理事会的成员时，丹麦迁就德国的外交政策主要通过联盟进行。
丹麦代表致力于改善西方大国与德国之间的关系，并争取德国在凡尔赛体系中获得更平等的地位。
因此，当希特勒机构在1935年宣布打算建立武装部队并重新征兵时，丹麦外交部长试图使大国缓和对德国的谴责。
第二年，当德国派遣军队进入莱茵兰的非军事区时，丹麦在参加国联理事会会谈时再次为德国调解。
丹麦外交部长希望看到所有有关大国相互进行谈判，因此在国联理事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建议，国联不仅应该允许德国平等地参与理事会，而且德国还可以自由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在意大利-阿比西尼亚危机之后，丹麦主要是通过接近英国继续在国联中发挥调解作用，而英国本身越来越迁就德国。
1938年3月，当德国入侵奥地利并将其纳入轴心国组织后，德国的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更为激进的阶段。
由于害怕卷入一场重大战争并急于表明中立性，丹麦很谨慎，避免冒犯希特勒机构，并尽其所能满足德国的要求。
早在1938年，丹麦就已经承认德国有权在战争时期飞越丹麦海峡。
次年4月，希特勒向丹麦提出《互不侵犯条约》时，丹麦又做出了回应。
丹麦决策者们认为，这个协议可能有助于解决1920年丹麦和德国的边境争议。
他们担心，拒绝这项提议可能会冒犯德国领导。
尽管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拒绝了希特勒的类似提议，瑞典外交部长桑德勒曾竭力劝阻丹麦，说如果签订这项协定，它将给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团结一致以沉重的打击。
但丹麦觉得自己比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更容易受到德国的压力和侵略，于是开始与德国谈判。
当德国同意在条约的议定书中加入一项声明，该声明实际上允许丹麦在日后的德英战争中，根据正常的中立规则继续与英国进行贸易时，丹麦很快就准备签署该条约。
德丹互不侵犯条约于1939年5月31日在柏林由里宾特洛甫和驻德国丹麦大使签署。
彼此互换批准书后于6月24日开始生效。然而，出于对丹麦公众反应的担忧，蒙克拒绝了参加条约签字仪式的邀请。
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中，丹麦是唯一同德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
8月28日，德国外交大臣魏茨泽克要求丹麦方面保持绝对的中立。
29日，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向丹麦外交大臣蒙克重申了这项申明，后者向他保证说，丹麦决心保持绝对的中立。
蒙克还说，这种绝对的中立，对德国将是“善意和友好的”。“9月1日，德国和波兰交战时，丹麦发表了第一份中立宣言。
10月3日，丹麦首相要全国放心，说“没有发愁的理由。丹麦的中立得到了承认，我们同所有强国都友好相处。”
12月5日，在苏联和芬兰交战几天后，斯图宁在议会上确认丹麦必须保持中立政策。在其他领域，丹麦要维持这样的平衡更为困难。
11月，德国要求挖掘丹麦海峡，他们希望在战争期间保持通道畅通。
丹麦决定满足德国的需求，实际上，如果丹麦拒绝，德国就会自己挖掘，从而破坏丹麦的中立原则。
丹麦走上了一条中立的道路，并多次在一些事情上对德国进行偏袒。
然而，很快就有迹象表明，在这场战争中，丹麦可能必须面对比以往更为激进的对其中立原则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