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山清话》：范尧夫在陕西主政的时候，辖下有一知县。这一日，知县因公入村，途中感到疲惫，便来到了一座僧寺休息。

和尚招待知县用饭，并未提供酒。用过饭后，知县在廊庑之间独自闲游。偶然发现一间僧房雅致洁净，并无人迹。案几之上，赫然放置着一瓢酒。他一时兴起，在窗纸上题了一首诗：“尔非慧远我非陶，何事窗间酒一瓢。僧野避人聊自醉，卧看风竹影萧萧。”

这看不经意的举动，却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先前，这和尚的俗家亲属在县衙有官司，县令断对方有理。和尚于次日截取了那写有诗句的窗纸，又写了状纸，去府衙范尧夫处诬陷县令。

僧人言辞凿凿的说：“有施主某人，昨日携酒及银杯数个至房中，恰巧知县至，施主因惧怕走避，留下的酒被知县饮下。知县醉酒之后离开，银杯便不知其下落。这些银杯各自皆有镌刻标识。如今施主向我索要，恳请大人追缉，给贫僧做主。”

范尧夫听闻此事，并未即刻僧人的言辞。他面色凝重，严词问道：“尔为僧，法当饮乎？”随后，令人杖责僧人，并将其逐出府衙。并且说：“倘若真有失物，令失主自己前来报案。”之后，他手持这份状纸，展示给自己的子侄辈，语重心长地说：“尔等观此，身为官员，怎能于处事时不自重。”随即，命人将这状纸付之一炬，在僚属面前也未曾提及此事。

后来，那知县听闻了范尧夫的处理方式，深感敬佩与愧疚，于是修书一封，向范尧夫致谢。范尧夫却回复道：“不记有此事，自无可谢。”并将其书信退还。

《宣城县志》：頀，名讳为鸣音，乃临川人士。弘治年间，凭借进士出身，出任宣城县令一职。此人廉洁清明，颇具干练之能与格局之识。

当时，饥荒肆虐，众多饥民无奈相聚为盗，肆意剽劫，致使当地治安混乱。頀不惧艰险，单人匹马行走于村落之间，以诚恳之态安抚劝谕这些饥民。他言辞恳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那些饥民深受感动，涕泪纵横，最终散去。此后，頀又多方咨询访查，精心谋划策略，按照人口数量进行赈济，以解民众之困。

在太平乡，有民甲乙二人向来关系友善。一次嬉戏打闹中，乙不慎误伤甲。甲归家后将此事告知其妻子，而甲妻与其私通之人，竟趁夜杀害甲，并诬陷乙应抵命。頀阅览案牍之时，敏锐地发现甲两耳之后有严重的伤口，不禁心生疑惑，说道：“岂会有受伤如此严重，还能忍痛归家，且无一人看见的情况？”于是，召来甲妻，严加盘问，最终使其道出实情，乙因而获免冤屈。

后来，頀入京朝觐。途中遭遇盗贼，盗贼打开他的箱子，看到了公文凭证。盗贼惊道：“久闻宣城有位乐善好施、清正廉明的青天大人，就是您吗？”说完，便将财物归还，而后离去。

《明外史·循吏传》：祥，字世奇，乃太仓人士。弘治年间，其参加乡试，成绩斐然。因念及母亲年事已高，需要照料，故而就近任职建阳训导一职，其后又迁任怀安教谕。在岗位上，祥辛勤耕耘六年之久。

而后，祥获任浙江新昌知县。其治理之策开明坦荡。但凡有诉讼之事，必谨慎询问，争取做出最正确的判决。他有时也会对犯错之人施以鞭挞之刑，至多十下，便会停止。而那些无良的讼师，却是毫不留情，只要有小错就驱逐至境外。

当地风俗，嫁女儿要备丰厚的嫁妆，因此，贫困人家生下女孩大多不予养育。祥为此制定规范的程式，并且严令禁止厚嫁以及溺杀女婴的行为，当地风俗由此发生转变。待到他离职而去之时，县中的女孩儿数量大大增加，百姓皆携带幼女为其送行。

祥还曾组织修筑长堤，以抵御溪水。他选取其中最重的一块石头，亲自背负，并说：“以吾为准，自辰时至酉时，停止亦以吾为准。”官吏民众竞相跟随。未及一月，堤岸修筑完成。

每当有使客到来，祥从不刻意整顿厨房膳食以讨好，他说：“怎能使民众疲惫来取悦他人。”正因如此，来往的使者很少有说他好话的。只有当时担任吏部郎的应大猷称赞祥严而不苛刻，察而不琐碎，峻而不偏激，挫而不折损，堪称循良之官。

待到九年任期已满，应当升迁之时，因母亲年岁愈发高迈，祥未赴吏部参加考绩。母亲丧期结束之后，他决定不再出仕为官。

祥在新昌为官良久，施行众多善政，然而绝口不说自己的功绩。一日，有御史路过祥的乡里，递上名帖请求拜见。此人是新昌的吕光洵。坐定之后，吕光洵讲起他父亲原本是当地的豪绅，曾因强横被祥在街市上当众鞭挞。祥虽然刚正不阿，听说当年打的是御史的父亲，也不由面色有所变。吕光洵却接着说：“若无公之教诫，吾父怎能最终成为德高望重之人。”（这个御史是个好人，不是前来打击报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