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军统局老板戴笠为了扩大军统队伍，更是为了扩充自己权力，十分注重利用举办各种训练班形式，培训特务骨干，形成自己的亲信势力。

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6年3月飞机失事，8年时间里，戴笠先后举办了近百个特务人员训练班，培训军统骨干两万多人，如临澧训练班、黔阳训练班、兰州训练班、重庆训练班等等。而临澧训练班是第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训练班。

1937年9月军统局在湖南临澧对外用“中央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名义公开招生。之所以用这个名义招生，是因为戴笠当时兼任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日后争夺国家警察领导权埋下伏笔。

1937年年底，戴笠命余乐醒负责筹备，在长沙天鹅塘旭明里余宅招生。训练班招来了约1100余学员。这些学员中，一部分属于公开登报招收，一部分是由军统局各省市机关选拔保送，还有一部分来自军统局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在华北招收的一批流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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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训班开学时，戴笠认为学员数量远远达不到自己的设想，特别是女学员太少，于是找到好朋友胡宗南， 死缠烂打硬是把胡宗南在长沙用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60多名女生挪到特训班。

由于长沙没有大的适用训练场所，转向湘北洞庭湖西的临澧县，强占了该县简易师范学校的全部校舍，作为班址。 1938年2月正式开课，戴笠兼班主任，余乐醒为副主任，谢力公为总教官兼教务处长，王湘为总务处长，汪祖华为政训处长。

1938年3月训练班正式更改名称为军统局“临澧特别训练班”(简称“临训班”) ，并扩至黔阳、息烽、兰州、建瓯、重庆、北平举办，先后办了七期。

临训班学员入伍三个月进行基本军训，后六个月便是特务技术训练，分成情报、行动、军事、电讯组分课程训练。

训练期间学员每月津贴十二元，扣除伙食费后还能剩下八九元钱作零用，毕业后按少尉待遇月薪40元，如此优厚待遇让不大安心学习的学员看到这是一条升官发财的捷径，于是踏实下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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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训班的班歌, 后来也成为了军统局的“局歌”。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德国留学归来的教官蒋镇南。当他把自己剽窃德国法西斯的党歌改为班歌时，众教官没有一个人当回事儿，在嘲笑中被当做娱乐歌曲传唱，结果被戴笠听到学生唱，很为满意，符合他心目中对军统特务们的高调要求。因此，他便规定在每次军统集会上都要唱这首歌，逐渐成为军统的“局歌”。

十个月后，这一期训练的学生经考试毕业，戴笠亲自主持毕业典礼。在典礼大会上，戴笠宣布蒋介石的命令，将该班定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并作为军统局特训班的对外公开名称。

尚在训练中，就开始有部分学员调出分配工作，有去江西“战地服务团”的，有去参加武汉保卫战的，有去忠义救国军的，有被派往上海、山东等沦陷区的，而大部分则派到西南后方工作，其中以军统局和四川省最多，也有极少数的留下作为第二期的干部。特别有十余人被派入延安，最后不知所踪。

戴笠对这批毕业学员特别喜爱，派到军统局局本部去的几十名都经他亲自挑选，并且很快都得到他的重用，不久便当上了副股长、股长等。由于戴笠对临澧训练班的宠信，军统局各处、室、组、区等内勤单位中，无不有临训班的学生在内担任重要职务，外勤的区、站、组，也都有这些学生插足其间。不仅都是很快独当一面的工作，而且官阶也很快提升到了上尉或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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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之所以信任，除了是第一批大规模训练出来而又正在戴笠大走红运时毕业，正是需要干部时，因而得到破格重用外，同时这些人都很会讨好戴笠，经常去反映老特务们的情况。在军统内部，临训班毕业的人，仗着有戴笠的支持，态度骄横，趾高气昂，什么人都不在眼中，对老特务没有礼貌。

特别是在任何场合中都要表示出自己是戴笠的学生，不论在口头上或写报告时，一般人总是称戴笠为“戴先生”，而他们却都是一律称戴笠为“主任”以表明身份的不同。他们之间相互标榜、相互包庇、内外勾结，互称“同学”以示亲密。

1942年后，临澧训练班的学员都成了军统内部的股级骨干，成为核心骨干，引起了许多在军统工作多年、资历比这些学员老得多，却得不到重用的特务的不满。他们便在背地里大发牢骚，说现在真成了“非澧（礼）勿视，非澧（礼）勿用的世界了”。

在一个职场，“跟对人”最重要，能够得到提拔重用的人，往往都是“跟对人”、进入了“圈子”，爬上了“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