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死结：最穷的人缴最多的税，还又受最狠的PUA（时政记者读历史3）

本文是时政记者读历史系列文章第三篇，上接此篇朱元璋给明朝设置的“重启键”, 崇祯为何宁肯上吊也不用？

万历四十六年是明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一年。

这一年引领明朝中兴的张居正已死去30年。他死后万历皇帝就没怎么上过早朝，每天的牙痛让万历皇帝不得安宁，乱求医之下吃遍元素周期表上各种奇怪金属炼的丹药，妄图将自己送到虚幻的道家世界。

这一年，跟李成梁混了大半辈子的努尔哈赤眼看明朝衰弱，以60岁高龄毅然起兵，搞出了一份“七大恨”檄文，掀起了长达28年的战争。

为了筹措军费以应对后金，大明议征“辽饷”。

可吊诡的是，竟然是最穷困的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和陕西承担了最沉重的税收。河南每户人家承担的辽饷是苏州的7倍，而条件更恶劣且常年受外寇侵袭的陕西，也是苏州的4倍。

何以如此？这点背后也折射出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

明朝也有“山河五省”，即山西、山东、河南、河北（当时叫北直隶），另外再加上没有西部大开发政策扶持的陕西。

自宋朝中国的经济重心移往东南后，“山河五省”的地位日渐尴尬。尤其在明朝，居民们干着最累的活，担着最重的税，打着最狠的仗，却被连小股倭寇都打不过要请烟台人戚继光出马的东南士大夫阶层天天pua。

山河五省的苦难，要从朱元璋设计的军事体制---卫所制说起。

老朱是世代贫农出身，节俭的基因早刻在骨子里，每天看着大明百万军队吃吃喝喝那么大开销，心疼不已。

这事不能忍，老朱夜夜拍脑袋，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卫所制：给各地驻军拨一块地，让部队自己种地搞钱去，别想从老朱这里再拿一粒米。

此政策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开启了部队经营商业的先河。即使在动不动就抄家灭族的洪武朝，都有大量将领贩私盐，遥遥领先越南的部队经商500年。

此政策施行后，老朱洋洋得意，自诩“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

但这个所谓发挥老朱天才头脑所想出来的独创政策，其实不就是古已有之的“军屯”么？早在西汉，汉武帝的小舅子李广利就曾屯田敦煌。到了三国，群雄们更是普遍都这么玩，曹操屯田许昌，姜维也曾屯田沓中。

可再后来为什么基本就不用屯田制了？这从明朝军队快速衰败可见其原因，还一起连累了山河五省的百姓。

明朝的外患主要是北方的蒙古人和东北的后金，便将200万军队中的大部分驻防在北方，“屯田遍天下, 而边境为多。九边皆设屯田, 而西北为最”。

不得不说，卫所制在最初运转良好，“军饷不仰藉于县官,故上下交足,军民胥裕”。地方的负担极大减轻，军队几乎实现自给自足。

但搞建设不像搞革命，有一番激情就能人定胜天。建设需要遵循客观规律，其它朝代搞屯田失败的客观条件也制约着爱拍脑袋的朱元璋。

首先是北方土地肥力不足， “山高地寒, 土脉硗薄, 五谷鲜收”，往往开垦了百亩，收获的粮食还不如江南十亩。

但明朝在北方边区有百万军队，只得大量垦荒，明朝建国30多年后屯田达到近9000万亩。

北方脆弱的生态环境无法承受如此负担，地力极速下降，大量土地被抛荒，又过了100年，实际屯田面积竟然下降了4/5。

与之相伴的是土地荒漠化，比如在边镇榆林附近，“其镇城一望黄沙, 弥漫无际, 寸草不生, 猝遇大风, 即有一二可耕之地, 曾不终朝, 尽为砂碛。”

到了万历年间，西北许多环境更是退化到惨不忍睹，官员徐宗浚在《修复边垣扒除积沙疏》详细描述了西北地区大片土地沙化的情景，以至于新修的长城在短短三四十年间就被沙浪埋没。

另外，明朝的卫所是个封闭的系统，军官都是世袭，在内部说一不二，外界很难监督。随着时间推移，这个系统走向腐朽，与之对应的是底层士兵那点可怜的耕地被强占，生计困难。

卫所制这个朱元璋拍脑袋想出的产物，不可避免的走向崩溃。从永乐到宣德的三十年，屯田产出竟然下降了2/3。

边镇粮饷难以支给,不得不大量从外运粮食。吊诡的是，这些粮食竟然由穷困不堪的山河五省民众就近纳粮和转运,理由是距离边区近。

尤其是土木堡之后，皇帝都被俘虏，中央政府每年都向北方边镇增加拨款（即京运年例银），从初期的20万两白银激增到万历年间的400万两，占到明朝总收入的1/5左右。这笔款项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山河五省。这些省份，不仅要承担边防重任，忍受环境恶化的恶果，还要额外承担这些军费。

现在人提到明朝的财政收入，总会受历史上江南文人影响，认为税收最重的地方在江南，尤其是今日的苏州和上海（苏州府和松江府），即所谓“苏松重赋”。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比如在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平均每亩纳5斤粮食，而苏松地区每亩却要交35斤以上，是全国的七倍。两地以全国1.76%的土地承担了全国将近七分之一的税粮。

但换一种统计方法，则结果大为不同。

换成户均税负，排名前三的竟成了陕西、山西和河北（北直隶）。

尤其是陕西和山西，竟然比富甲天下的松江府人均税负分别要高69％和56％。

江南富庶，水田种水稻的亩产远高于北方的小麦，而且已经是资本主义萌芽期，丝绵纺织业发达，百姓在农闲可以去打工赚钱。

而山河五省的绝大多数百姓，收入只能靠种田，远不如南方地区。可为何越往后，他们承担的税负却越重？

可以从明朝对“辽赋”的征税方式，参透这个演化过程。

万历四十六年，大明议征“辽饷”以灭掉努尔哈赤，金额是200多万两白银。

关于这笔钱的征收，群臣们没太多异议，问题出现在对这笔钱的征收方式上。其中有三种方式可供明朝选择，分别是“论亩”、“照粮”和“照银”。

“论亩”，即将这笔钱按照天下的耕地平摊下去，不管你土地是贫瘠还是肥沃。如果选这种方式，亩数多而产出少的山河五省农民将承担大部分辽饷。

“照粮”，按照原来的粮税同比例摊派，原来交粮税多的江南地区承担较多的辽饷。

“照银”最公平，将粮税和其它杂七杂八的费用都加起来，同比例摊派。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经过那些饱读圣贤书的大臣们讨论后，大明竟然采用了“论亩”。天下土地，不论肥沃贫瘠，每亩加派3厘5毫银子。

承担辽饷最重的地区，不是棉纺收入早超过种地的江南，不是“湖广熟天下丰”的两湖，而是早已在崩溃边缘的山河五省。

后世学者统计，北方农户的平均负担远远超过江南。河南每户人家承担的辽饷竟然是苏州的7倍，而条件更恶劣且常年受外寇侵袭的陕西，也是苏州的4倍。

原本大家都以为辽饷只征一年，大明天兵到了辽东后必然手到擒来。可没想到，后金的猛男们戳破了大明军队豪华的外衣，露出了其千疮百孔的本质。

之后辽饷就这么一年年加了下去，第二年比前一年翻倍，第三年又增加到9厘银子，至此大明每年征辽饷520万两白银，几乎相当于明朝总收入的1/4。

为什么大明那些饱读圣贤书的重臣们，那些自诩君子的谏臣们，竟选择了让原本负担就最重的山河五省农民承担最重的负担？

江西师范大学的学者方兴在论文《从“苏松重赋”到“三饷”均摊》中论述，根本原因在于落后地区缺乏话语权。

明朝中后期党派林立，什么东林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大多以地域和师生关系分门别派，天天斗来斗去，天下存亡只成门户私计。

相对于北方官员，财力雄厚的江南籍官员无疑占了上风，他们凭借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和关系网络优势，滚雪球一样将自己的影响力越变越大。

从万历十年至崇祯三年，内阁成员共47人，除1人未记载籍贯外，共有33人来自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等江南地区，占总人数的70．2％。而同一时期的内阁首辅，几乎清一色为江南人。

这些官员，每个人背后都有一群老家的地主撑着，他们也代表了这些地主的利益。于是，掌握决策权和话语权的江南官员，其定下的规则必然偏向江南，出现“论亩”这种规则也不奇怪了。

除了辽饷外，朝堂上凡有决策会损害江南利益，这些官员必然群起而攻之。比如在崇祯九年，后金屡次入寇大明只剩下一线生机时，武生李琎提出让江南大户捐钱，大学士嘉兴人钱士升立即挺身而出，拟旨将其下刑部提问，并称此计是“无赖亡命相率而与富家为难”。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特意提到李琎的建议，称“这位武生其实倒是很有政治的头脑”）

没办法，最重的负担只能转嫁到没有话语权的山河五省农民身上。这似乎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山河五省穷，所以他们产生的官员在朝堂上混的就不好，导致中央将更多负担又转嫁给他们，然后他们更穷......

山河五省民困已极。民间无财，则无力修水利，一点小涝小旱都会变为巨灾；民间无粮，则一遇灾害就会出现大面积的流民潮和大量非正常死亡。

山河五省就在等待那一丁点火星。

终于，陕西大旱，民变四起。马贩子高迎祥反了，邮递员李自成反了，小吏张献忠反了......

眼看如此，明朝在“辽饷”的基础上又加“练饷”，练新军数十万镇压西北民变。可笑的是，征收方法又是“论亩”，加征田赋每亩练饷银一分，全国共征收七百三十万两。

所谓扬汤止沸，不过如此。

北方那些衣着褴褛却支撑起大明边防线的士兵们，那些徘徊在饿死边缘的农民们，掉转头，高喊着“吃他娘,喝他娘,打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汇成一股股洪流，吞噬了大明王朝。

后来李自成虽然失败，山河五省的男儿又转投异族麾下，留起辫子，杀向江南。

江南士大夫急了，但这些费拉哪里会打仗，好一点的不过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终一死报君王”的史可法，更不堪的则是高呼“水太凉”的钱谦益。即使偶有反抗，也不过是暴风骤雨不终朝。

神州自此陆沉，不见华夏衣冠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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