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经指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湖南地区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政治上、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在思想上横扫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伽度”，其中包括一切迷信的神权思想。
毛主席的这篇著作，对于研究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具有极其深刻的指导意义。
黄巢起义不仅在政治上瓦解了唐朝的反动统治，在经济上打乱了当时的封建土地制度，而且在思想上也猛烈地冲击了盛极一时的中古佛教，对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历史上农民起义的这种伟大作用，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但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仇视和痛恨农民起义，对于这方面的历史记载，不是被他们销毁，就是被他们歪曲了，使现在研究起来遇到很多困难。
譬如黄巢起义反对佛教的问题，从官修的史书上就几乎找不到任何答案。
几年以前，偶然从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中，发现他提到黄庭坚《开先院修造记》一文有关于黄巢反佛的记载。《开先院修造记》载黄氏所著《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八，原题为《南康军开先禅院修造记》。
其文如下:
夫沙门法者，不住资生，行乞取足，日中受拱，林下托宿。故赵州以断薪峡禅林，窦坐三十牟，药山以三足挽腹，一日不作则不食。今乞剥中民十家之产而成一集，夺农夫十口之饭而饭一口，不以秦乎夫不耕者燕居而玉食，所在常于数百，足以有会舀之籍没。穷土木之袄，龙蛇虎约之区，化为金结，是以有广明之除荡。
黄庭坚在这里指出，由于佛教僧侣刻剥人民，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因而一再引起反佛运动。文中所说的“广明分，据下文乃指所谓的‘明之盗”。
因为黄巢起义军在广明元年攻占长安，赶跑了唐德宗，封建统治者便诬称黄巢起义军为“广明之盗”。
黄庭坚把“广明之除荡”和“会昌之籍没”相提并论，可见黄巢起义是唐武宗会昌年间毁佛以后，对于佛教的一次最严重的打击。但是一般学者都很重视唐武宗毁佛的事情，而对黄巢反佛的革命斗争，却很少有人注意，这是值得加以研究的一个问题。
二黄巢起义为什么反对佛教来加以考察。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以后，的极盛时代。佛教僧侣的生活，这个问题需要从佛教僧侣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所处的地在历代统治阶级的提倡下，逐渐流行，到唐朝便成为它最初是靠贵族、官僚的供养或布施来维持的。
后来他们通过布施和强买的手段，逐渐取得土地，向农民掠取地租，过着和世俗地主一样的剥削阶级生活，成为僧侣地主。
唐朝统治阶级特别崇信佛教。当时的封建皇帝中，即使不大相信佛教的唐太宗，也优礼僧人，允许度僧建寺，大的僧倡居住着华丽的寺院，占有着肥美的田地，成为政治上的特权阶层。
唐朝的佛寺，不少原是公公大臣的邸宅，建筑极为壮丽。例如长安有名的西明寺，本来是隋朝大官僚杨素的住宅，唐朝初年，一直由公主、亲王居住着，后来立为佛寺。这座寺院建筑的工巧，甚至影响到日本的佛寺建筑。
日本著名的大安寺，就是模仿西明寺的图式建立的。大宫僚王绪为了给亡妻李氏迫福，把他在长安道政里的住宅立为宝应寺，度僧三十人住持，地方官入朝都得给宝应寺施舍钱财。
王绪竟以此作为公开搜刮财物的手段。各地方的寺院也有出于施舍的。大官僚段文昌把他祖父在湖北、四川两地已经卖掉的旧宅，赎回来作为佛寺。一般信士如苏州人吕京也“舍别墅造永安院”。
在唐朝，“官人百姓将庄田宅舍布施者”，为数甚多，几乎成为一种风气。佛寺越多，佛徒越众，僧侣和贵族、官僚相勾结，佛教势力也越大。作为僧侣们生存的物质条件，寺院占有大片的土地，形成了强大的寺院经济。
长安章敬寺就是大宦官鱼朝恩“献通化门外赐庄”建立的。这所佛寺的修建，费钱万亿。它的庄田原出皇帝的赏赐，数量虽无明确记载，一定是很庞大的。河南少林寺有柏谷庄，占地四十一顷。
陇州大像寺管庄大小十七所，占地五十三顷多。山东长白山醛泉寺也有庄园十五所。寺院僧侣依靠封建统治者的支持，态行威福，霸占田产。唐睿宗时，僧惠范倚仗太平公主的权势，“逼夺百姓店肆，州道不能理”。
肃宗代宗的时候，胡僧不空更是凭藉皇帝的宠信，争权夺利，“凡京带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一般僧人如洛阳慧林寺的园观，也刻意剥削，“大获田园之利，”成为亘富，当时被称作“空门猜顿”。
寺院还享有免役免税的特权，占有大盆的奴隶、良人以为扩充经济力量的劳动人手。这样的僧侣压迫剥削人民，跟世俗地主并没有什么两样。
封建统治者一方面利用佛教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当寺院经济力量猛烈扩张时，他们和僧侣地主之间，又存在着经济利益的矛盾。所以僧侣地主常常遭到某些封建士大夫的反对，引起政治上的反佛运动。
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者三人共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间吾民犹困于佛。”
唐武宗甚至愤愤地说“穷吾天下，佛也”所以他在会昌年间下令毁佛。至会昌五年宣布“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裔映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此外，杜牧《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还提到良人被奴役的比还俗的僧尼要多一倍，约五十余万人，也都脱离了寺院的束缚。
从这
些寺院、僧尼、奴牌、良人、田地等庞大的数字来看，当时佛教僧侣对农民的剥削，对社会的危害，是何等的严重这种情况，不但说明了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之间的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它决定了僧侣地主和农民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
这种矛盾，在唐武宗毁佛以后，不但没有缓和，而且随着整个阶级矛盾的发展而更加尖锐起来。所以黄巢起义在反对世俗地主的同时，也反对僧侣地主。这就是黄巢起义为什么要反对佛教的根本原因。
黄巢起义是唐朝后期阶级矛盾逐步激化而爆发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次起义，从公元八七四年乾符元年、四年中和四年，整整持续了十年时间，起义军转战南北，经历了十多个省区，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打击非常沉重。
同样地也打击了寺院僧侣，使佛教再也无法回复到过去的极盛时代。关于黄巢起义反佛斗争的史料，保存下来的虽然很少，但是我们从各种零散的记载中，仍然可以得知一个大概的情况。
首先，我们不妨看一下僧人对待黄巢起义的态度，就可以从反面看出起义军和佛教的关系。在唐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各地寺院僧侣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反对农民起义。这从诗僧贯休的《禅月集》可以得到证明。
贯休是婆州兰溪人，生于公元八三二年唐太和六年，卒于公元九一二年梁乾化二年。他和一般封建统治者一样，把农民起义军诬蔑为“贼”、“寇”、为“偷儿”。由于他的“家山被贼围”，不得不到外地去避难，因此他写了好些首“避寇”或“避地”的诗。
说什么“莫问尘中事，如今正可哀”。叹什么“相逢空怅望，更有好时么”他在《经士马中作》一诗中说“偷儿成大寇，处处起烟尘。黄叶满空宅，青山见俗人。
妖星错刺越，鬼哭势连秦。惆怅还惆怅，茫茫江“海滨”。这首诗更加表现了他对农民起义的极端仇恨。毛主席曾经说过“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限了。
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限，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效了。”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贯休在他的诗歌中起劲地反对黄巢起义，不正好说明黄巢起义军是佛教僧侣的死对头吗其实当时反对黄巢起义的僧侣何止贯休一个，我们在此不过举州例以概其余罢了。
佛教僧侣既然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起义军就不能不给他们以打击。在激烈的斗争中，起义军杀掉了一些僧侣。
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宋高僧传》中有一处说福州黄集山建福寺僧鸿休被起义军杀死了。日五代史》也有一处关于南山寺僧被杀的记载，说黄巢进攻长安时，李克用的弟弟李克让被起义军打败以后，逃到终南山佛寺中，寺僧把他杀死了。
“中和二年冬，武皇李克用入关讨贼，屯沙苑。黄巢遣使米重威百略修好一并擒送害克让僧十人。武皇……尽诛诸僧”。
黄巢擒送终南山寺僧给李克用，虽出于某种政治目的，但是为了一个李克让，竟然擒杀十个僧人，这也说明黄巢对于僧侣没有任何顾忌的地方。
黄巢失败以后，鄂州岩头僧全豁跟另一僧人有一段这样的问答师问僧“什么处来”一曰“西京来。”曰“黄菜过后还收得剑么”曰“收得。”师作引领受刃声。僧曰“师头落乙。”师大笑。
这段话虽出于戏谑，却反映了黄巢起义曾经在僧侣中所造成的恐怖气氛。有一部署名罗本编辑、李赞批评的小说，名叫《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一开始就写黄巢应试不第，杀了藏梅寺的法明和尚起来造反。
这虽是小说家言，不足为据。但讲黄巢造反，为什么偏偏要从他杀了一个和尚开刀讲起这其中必有缘故。大概是黄巢反佛的史迹，官书虽没有记载，民问却早巳广泛流传，囚此便为后世小说家所取资了。
在黄巢起义的猛烈冲击下，有的僧侣自动还俗了。例如敦煌人张策自少出家，居长安慈思寺。“明末，大盗犯法，策遂返初服，术父母逃难”。
像张策这样被迫还俗的，当时不在少数，不过记载不详罢了。大且的僧侣采取逃亡的办法。这类例子很多。
如黄粱起义军到达浙江时，杭州龙泉院僧文套逃往湖州，起义军到达江西时，洪州开元寺僧栖隐逃入庐山折桂峰起义军进至洛阳时，洛阳敬爱寺僧圣刚潜伏山谷不出。
起义军所到之处，僧侣们无不惊慌失措，纷纷逃避，如同丧家之犬。当时福州僧大安住在潭州伪山寺，“有僧问云‘黄巢军来，和尚却什么处回避’师云‘五红山中。’僧云‘忽被他捉着时如何，师云‘恼乱将军。”
从这番话中，尽管大安装粉很镇静的样子，但当时僧侣们纷纷避难，怕被黄巢军捉着去杀头的情景，宛然可见。
经过黄巢起义的扫荡，不但“禅侣分散”，而且原来不少金碧辉煌的佛寺，已经是“松烧寺破”，剩下些“荒池”、“破瓦”，使得当时的僧人不能不感到“谷变陇迁事可惊”了。
思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一书中，曾经论述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时说道:
"受农民战争的打击大的是僧侣。他们的寺院和酒桌被焚毁了，他们的全银珠宝被抢劫，不是我给外国，是被熔化了，他们的储备物资部耗尽了。在各处你是他们的抵抗力最小，而人民仇恨的怒火却是级集中地针对他们。”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七卷四七九页九世纪的中国黄巢起义和十六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历史条件当然不同，但是思格斯的这段话，对于帮助我们理解黄巢起义打击佛教势力的历史作用来说，却是很有意义的。
黄巢起义以后，在我国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佛教，从此便衰落下去了。
四佛教在唐末的走向衰落，很多人都认为是唐武宗灭佛的结果。例如有的同志说“佛教以南北朝及隋唐初期为最盛。”
唐代武宗于会昌五年下令消灭佛教，虽然后来的皇帝下令恢复，由于寺院经济遭到严重的打击，佛教从此便一蹶不振”。
应该承认，唐武宗灭佛给佛教的打击是很大的。但是佛教的一蹶不振，究竟是由于唐武宗的打击，还是由于黄巢起义的打击这个问题似乎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我认为，佛教衰落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后者而不是由于前者。
首先应该说明的是，会昌以后，佛教并没有衰落。历史上灭佛的事，不止一次。前此有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灭佛。但是灭佛以后，佛教反而大盛。这是什么原因呢范文澜同志说过“剥削阶级需要宗教，佛教尤其适合剥削阶级的爱好，因此灭佛以后有各种护法者出现，让佛教再兴。”
继唐武宗为帝的唐宣宗就是这样的护法者。唐宣宗认为“佛尚不杀而仁，且来中国久，亦可助以为治。”因此他即位以后，立即宣布恢复佛教。
据《资治通鉴》进士孙樵上言“陛下即位以来，修复废寺，天下斧片之声，至今不绝，度僧几复其旧矣”。
由此可见，宣宗时佛教势力迅速得到恢复。当时僧侣甚至把会昌年间官府销毁铜像所铸的钱，再度拿来铸造佛像和钟、磐。他们这种嚣张的气焰，丝毫不减会昌以前。
唐宣宗的继承者唐苑宗，作佛事，迎佛骨，极端崇奉佛教。当宣帝在位的二十多年中，佛教不是一蹶不振，而是再度兴盛起来。正因如此，它才遭到黄巢起义军的强烈反对。
其次，佛教在唐朝虽然盛极一时，但它是在皇帝、贵族、官僚、地主的提倡和支持下兴盛起来的。僧侣地主和寺院经济究其实仍是作为世俗地主及其庄园经济的附庸而存在的。只有当世俗地主在政治、经济上遭到严重打击，自顾不暇的时候，在它支持下的佛教势力才会真正没落下去。
而对世俗地主的严重打击，又只有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才能作到这一点。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横扫了一切封建地主的势力，特别是贵族官僚、豪门世族，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吉朝的统治从此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王业于是荡然。”
而且“公卿之族”，“丧亡且尽亡。地主阶级内部引起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一批来自下层群众的新的封建统治者。史称，匕启初，王纲不振。是时天下诸侯，半出群盗，强弱相噬，估众邀宠，国法莫能制”。
这些新的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的表现虽然不大一样，但他们对佛教都已不感兴趣，不再是庄田宅舍的施主了。在唐末五代的长期战乱中，也再没有像唐宣宗那样的护法者了。
佛教因此失去了贵族官僚的强大支持，不得不走上没落的道路。何况黄巢起义还直接打击了僧侣地主，破坏了寺院经济的基础。
这一点僧人行瑛曾经对黄庭坚说过“广明之盗，三灾弥纶，一切共业影响，宣岂特末法比丘之罪耶”可见当时包括僧侣地主在内的整个地主阶级，都遭到了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
这次起义对佛教的打击，不论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会昌的反佛运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便从此一撅不振了。
黄巢起义既然反对佛教，但是历史上却又流传着一种关于黄巢失败以后，遁迹为僧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黄巢竞是这样一个既反佛又信佛的自相矛盾的人吗这个问题也有说明一下的必要。
黄巢为僧之说，始见于陶谷《五代乱纪》。王明清《挥魔录》说项见王仁裕《洛城漫录》云“张全义为西京留宁，识黄果于鲜衍中。”而均谷《五代乱纪》云“梁既通免，祝发为浮屠。
有诗云“三年前革上飞，铁衣著尽著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栏看落英。关于黄巢的这种传说是完全不足信的。
理由如下第一，黄巢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他败退到泰山狼虎谷时，宁死不屈，悲壮地自刻。史书上明确地记载了黄巢壮烈牺牲的情况，没有任何疑义或异说。
为僧之说，显系后人伪造。第二，唐朝统治者在镇压了黄巢起义以后，对参加过起义的人员，进行疯狂地迫害。
‘例如出身农民的华温琪，曾经在黄巢部下当过供奉都知，“莱败，奔至滑台，以形貌魁岸，惧不自容，乃投白马河下流，俄而浮至浅处，会行人救免。又登桑自经，枝折坠地，不死。夜至作县界，有田父见温琪非常人，遂匿于家。”
华温琪为什么这样“俱不自容”，一再自杀显然是由于唐朝统治者对起义农民的迫害所致。在这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作为起义军统帅的黄集，即使想要隐姓埋名，托身禅寺，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何况坚持斗争，宁死不屈的革命英雄黄巢，岂能出此下策第三，关于陶谷提到的黄巢的那首诗，流行了很久，清代编辑的《全唐诗》，也把它收录了。
其实那是一首假诗。南宋赵与时在《宾退录》一书中，早已指出其作伪的来历。原来在杏人元镇的《元氏长庆集》卷十六中，有《智度师》诗二首。
第一首说“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僧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
第二首说“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纳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栏杆望落晖。”
作伪者把第一首的头一句和第二首的后三句并凑窜改为一诗，托名黄巢所作。赵与时揭穿了作伪者的这个老底，这就使得黄巢为僧的传说更没有什么根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