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接到皇上的谕旨后准备出兵。

自古大军出师，必先颁行檄文传告天下，湘军也不例外。曾国藩铺开纸墨，准备起草檄文。檄文首先要激起一般的人对于 太平军的恶感，曾国藩尽量利用了太平军的一些缺点。

太平军进入每一城市，即将男女分别编入男馆、女馆，夫妇不得见面，这无形中增加了人们对太平军的恐怖感。曾国藩在檄文中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动员民众：“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粮。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

太平军中有新老兄弟之分。从两广而来的首义将士是老兄弟，政治地位很高。从两湖征募的入伍将士是新兄弟，由于资历浅，自然政治地位较低。

湘军出省作战地区首先是两湖及皖、苏、浙、闽等地，必须在檄文中挑起太平军中新兄弟对老兄弟的不满。

曾国藩写道：“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酷痛，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恨者也。”

洪秀全由于连科不第，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打毁孔子牌位，引起了士人的仇恨，这自然是攻击太平军的好口实。曾国藩在檄文中写道：“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太平军所到之处，大毁庙宇，神像皆称为妖而毁之。庙有大有小，神有好有坏，一律打坏，引起人们的仇视。曾国藩在檄文中写道：“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

檄文中的这几段话，看似平常，其实很厉害，击中了太平军的要害。

中国自西汉以来，形成了独尊儒术的传统，儒家学说已经是深入人心，不可动摇。神庙虽然近似迷信，但许多神庙供奉的是人们视为楷模的忠臣义士。

儒家学说中含有许多修身养性的积极成分，供奉忠臣义士则是人们表达崇敬他们的感情的一种方式，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把他们全盘否定，不仅广大士人，就是许多平民百姓都对太平军产生了憎恶与鄙视的心理。

至于曾国藩在檄文中揭露的太平军的“暴行”当可具体分析。战争是无情的，许多民众由于战争的影响，生活更加苦难，当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笔账不能全算到太平军身上，纪律败坏的清军有一份责任。但是，太平军实行圣库制度和男营女营制度，有悖常情和人伦。

更加严重的是，普通士兵和居民及其家属被编成男营和女营，虽夫妇也不得见面，但天王、东王等人却仿效封建皇帝的做法，三宫六院，姬妾成群，与广大群众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可以说，太平天国从开始首义时起，就没有准备和封建等级制度决裂。相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参加首义正是企图挤进这个特权阶层。

等到定都天京后，天王、东王上层领导集团就大大享受起来，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已开始腐化了。

写到最后，该是可以示以天威的时候了。曾国藩写道：“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势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

大军出征，必须有各地民众的支持，光有大道理还不够，还得有一系列具体嘉奖措施。曾国藩提笔写道：“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粮饷。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仁义之人，捐钱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以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

对于太平军，应在实行分化政策。虽然前面已讲了“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但这还远远不够，还需从政策上鼓励其内部分化。曾国藩写道：“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投诚者，一概免杀。”

那么不自拔来归、不临阵弃械者怎么办呢？那就不客气了。曾国藩写道：“若系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更为分别也。”

檄文写好了，那么到底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以后的事难说，但起码就现在来说，读书人都起来和太平军拼命了。湘军的主要将领，毫无例外，都是读书人，这是真正的一支由秀才率领的军队。

长沙城里的官绅对曾国藩是抱有成见的，觉得他太揽权，同时也不相信这支由秀才率领的军队能打胜仗。

败报很快传来，曾国藩出师不利，在靖港战败，曾国藩赴水求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