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大将”这一称号，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功勋卓著的名将，并且能够轻松列举出他们指挥过的著名战役。
在开国十大将中排名第八的罗瑞卿，似乎并未以主将身份真正指挥过任何一场广为人知的战役。
从实际战功的角度来看，罗瑞卿确实难以与其他几位战功卓著的开国大将相提并论，甚至一些上将、中将的战功也超越了他。那么，罗瑞卿到底够不够大将资格呢？
一心追随共产党 毛主席称他为“罗长子”
罗瑞卿在民主革命家张澜创办南充中学读书时，接触到了进步革命思想，并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中国，随后在共产党人的鼓励下，考上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他策动国民革命军的一名师长夏斗寅，企图对武汉的革命政府发动进攻。
在这场风云突变的历史关头，罗瑞卿果断加入了由叶挺领导的讨伐夏斗寅的队伍。
在作战的过程中，他对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进一步坚定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
然而，由于当时我党正深陷于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党组织都被迫转入到地下开展活动，处境艰难，因此罗瑞卿虽几次申请入党，都未被接受。
即便面对如此困境，他的信念却从未有过丝毫动摇，始终坚定不移地追求共产主义事业。
最终，凭借持续不懈的努力，他如愿以偿，成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要为共产主义献身的誓言。
1929年3月中旬，根据革命需要，罗瑞卿被派往朱德和毛主席领导的红四军工作。
在这一关键时期，他不仅完成了组建和训练游击队的任务，还参与了红四军党的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代表大会。
值得一提的是，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这次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古田会议期间，毛主席看到身高和自己差不多的罗瑞卿，笑着问他是哪里人。
当罗瑞卿回答说是四川人时，毛主席先是微微露出惊讶的神色，随后便打趣地说道：“哈哈，川湘子弟个子普遍都不算高，而你和我两人，却都是‘长子’。”此后，罗瑞卿便有了一个“罗长子”的绰号。
古田会议是我党和红军建设的重要转折点，它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明确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为红军的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罗瑞卿通过参与这些重要的会议，深刻领悟了共产党的领导艺术和军队建设的核心原则，这些宝贵的认识，为他日后在军队中的领导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同时，这些经历也极大地提升了他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指挥能力，为他日后在革命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罗瑞卿军事领导才能出色 受到上级首长的高度认可
蒋介石容不得红军的日益壮大，1930年初，赣闽粤三省的国民党顽固势力发起了针对闽西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重兵，红四军采取了分兵策略，朱德指挥着主力前往连城筹措给养，而毛泽东则率领第二纵队在闽西阻击敌人。
后由于敌情发生变化，毛主席改变计划，转移至江西广昌去与主力部队会合。
在艰苦的行军途中，时任第二纵队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罗瑞卿，首次直接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深受其言传身教的影响。
这段经历不仅让罗瑞卿深刻感受到毛主席的领导风范，也使他从毛泽东的言行中汲取了宝贵的智慧和力量。
1930年1月下旬，在东韶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毛主席决定利用半个月的时间，让红军官兵深入群众中间去开展工作。
第二纵队从东韶启程，向西挺进至永丰县的藤田地区，在行军途中，他们一边行进，一边打击土豪，分配田地。
在一个过程中，罗瑞卿和其他两位同志组成石马行委，带领一个支队在石马周围打土豪、开展群众工作。
罗瑞卿在石马的工作表现，让毛主席非常的满意，随后他任命为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协助罗荣桓贯彻《古田会议决议》，开展思想教育。
第二纵队，这支原本由国民党起义部队构成、基础薄弱且带有诸多旧习的队伍，在罗荣桓和罗瑞卿的领导下，开始对照《古田会议决议》进行自我革新，他们积极发动群众参与讨论，共同检查并纠正部队中的不良倾向和行为。
尽管“二罗”性格各异，但他们的默契配合使得第二纵队焕发了新的活力，战斗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不久，罗瑞卿升任为红十一师政委，随即带领部队投身于激烈的长沙和吉安战斗中，展现了部队的新风貌。
同年10月，面对蒋介石发动的大规模“围剿”，罗瑞卿再次率领红十一师在反“围剿”战场上，以其卓越的指挥才能，带领部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进一步证明了第二纵队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支强大的红军力量。
长征途中，担任着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一职的罗瑞卿，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保障中央首长们的绝对安全工作上。
红一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部队面临北上与南下的抉择。
张国焘反对北上的方针，主张部队南下。
在这个关键时刻，罗瑞卿在班佑迅速召集保卫局干部会议，明确指示所有人必须听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指挥，坚决拥护北上的决策。
罗瑞卿的这一果断行动和坚定不移的立场，不仅巩固了红军的团结，也为长征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行为不仅展现了他在紧要关头的卓越领导力，更是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生动体现。
筹办红军大学 毛主席钦点罗瑞卿任教育长
在长征胜利之后，党中央作出了成立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的重大决策，在讨论建校问题的会议上，毛主席表示，要将红军大学办成像黄埔军校那样，担负其革命的历史使命。
因此由谁来担任学校负责人，就变得尤为重要，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后，提议由罗瑞卿来担任教育长这个关键的校领导职务。
罗瑞卿接受重任后，迅速投入到了紧张的建校工作中。
当时的陕北地区正遭受着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和包围，这使得建校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尽管如此，罗瑞卿并未显露出丝毫畏难情绪，反而迎难而上，全力以赴地推动学校的建设与发展。
经过无数挑战与考验，红大终于成立，并于1936年6月1日在瓦窑堡附近的一座山庙门前，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
在负责学校工作期间，罗瑞卿坚定地执行和落实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克服重重困难，为抗日战争和随后的解放战争培养了众多杰出的军政干部，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此外，在毛主席的指导下，他完成了《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的撰写。
在该书中，他对我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这不仅对加强我军的政治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显著提升了我党我军在全国的影响力。
毫无疑问 罗瑞卿完全具备大将资格
1939年，鉴于形势的迫切需求，中共中央决定将抗大学校迁移到晋东南地区。
经过半年多的艰苦行军，罗瑞卿率领抗大师生艰难跋涉超过1500公里，最终成功完成了被赞誉为“小长征”的东进任务。
我军在发动百团大战之前，罗瑞卿又接到新的任命，被调入八路军野战军担任政治部主任，随后在这次著名战役中，他再次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和军事指挥才能。
抗战胜利后，罗瑞卿肩负起“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的重要职责。
在这一关键岗位上，面对国民党的一系列背道而驰的行为，罗瑞卿立场坚如磐石，毫不动摇地坚决反对，以非凡的勇气和坚定的担当，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不屈不挠和崇高使命感。
到了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罗瑞卿兼任晋察冀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与杨得志司令员并肩作战，共同发起了正太、青沧和保北等关键战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清风店战役中，罗瑞卿的精妙指挥使我军成功全歼国民党第3军，生擒军长罗历戎，这场胜利不仅扭转了华北战局，更为后续的石家庄战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紧接着他领导第2兵团又在平津战役中，成功围困并歼灭了国民党军第35军，对整个华北战局特别是平津战役的胜利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于罗瑞卿不仅能征善战，又懂政治工作，因此，党中央在商讨由谁来出任新中国首任公安部长时，他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罗瑞卿也从未辜负党中央对他的信任，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多个重要领导职务，为新中国公安政法的建设发展，以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他荣获大将军衔，这一荣誉，是对党和国家，对他军事生涯的充分肯定。
纵观罗瑞卿将军的革命历程，他在各个历史时期均担任了关键的领导角色，并参与了多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
特别是在政治工作领域，他对党和军队的贡献是举足轻重的，所以他完全配得上“大将”军衔这一荣誉。
面对外界对罗瑞卿授衔的质疑，就连毛主席也明确表示：“我对罗长子还是了解的，大将军衔他是当之无愧的。”
毛主席这番话，并非出于个人偏爱，而是对罗瑞卿将军资历和历史贡献的公正评价。
结语：
罗瑞卿将军被授予大将军衔，这是完全党和国家对他在革命各个阶段担任重要职务、参与重大战役以及在政治工作上不可磨灭贡献的认可。
尽管有人对罗瑞卿将军被授予“大将”军衔持有异议，但罗瑞卿将军本人并未因此而分心，他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将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事业中，展现了一位革命家的博大胸怀和崇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