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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时间过得真快啊，五十年的时间就如白驹过隙一般转瞬即逝了。似乎就在转眼间，我们也已从十六七岁的青年变成了两鬓斑白的老人。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当年到广元下乡插队的情景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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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1974年的8月份，我们初中毕业不久，就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到广阔天地去锤炼革命意志，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成都乘坐火车来到了广元县，我们班的三名男同学和三名女生被分派在清江河畔的李家沟大队，我们六名成都知青成了李家沟三队的社员。

李家沟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那里的耕地多为山地，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水田，能栽种水稻，乡亲们的吃粮问题基本有保障。

三队的队长姓李，叫李青元，当年四十多岁。考虑到队部的那几间房子里都堆满了杂物，暂时难以清理干净，李队长就安排三名女知青暂时住在他家的一间房子里，我住在了社员李大妈家。另两名男同学住在了队里的牛棚里，和饲养员住在一间房子里。

李大妈家两口人，一个儿子叫李大林，快三十岁了，还没娶上婆娘。李大妈当年五十多岁，是队里的妇女队长，她的身体很好，人也很和善。

要说李大妈吧，也是一个苦命的人，年轻时就守寡，是她一个人含辛茹苦拉扯大的孩子。可她的儿子偏偏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到了这个年龄还娶不上婆娘，李大妈为这事愁的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头发都白了一多半了。

我在李大妈家借住，和大林哥住在一间房子里。大林哥住的那间房子原本也很挺宽敞，就是屋里堆放了很多杂物，装口粮的瓦缸、瓮都放在了里面，就连劳动工具也都放在了那间屋子里，靠山墙还立着两扇旧门板。

两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我还真有点不适应，最主要的是大林哥不太讲卫生，头发也不洗，晚上睡觉还打呼噜。

其实大林哥自己并不知道他睡觉打呼噜，我提醒了他一次，他不好意思了，晚上睡觉打呼噜还真少了。但每天起床后我看他明显没精神了，总是打哈欠，后来我才知道，他怕影响我睡觉，自己反倒不敢睡觉了，生怕睡熟了会打呼噜。

李大妈家的生活水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在李大妈家借住，也跟着她家一起吃饭。每天吃饭的时间，大妈都把饭碗端到饭桌上，不让我去端饭，也不让我刷锅洗碗。每次做了好吃的，大妈都会让我多吃，她和大林哥几乎不吃。每次我要去挑水，大妈都不让，他说让你大林哥去，你歇着。

过了几天，我和大妈母子俩刚熟悉起来，我的那两个男同学就到大妈家来找我玩耍。大妈很热情，还把她家院子里那棵树上八成熟的梨子摘下来给我们吃。当她听我的两个同学说牛棚里臭味大蚊子多时，她就笑着说：“要不你俩也来我家住吧，我把我住的那间大房子让给你们住，我搬到大林住的房子里来。我住的那间房子能住下你们四个，待会我就给你们腾房子。”

当天下午，大妈搬到了大林哥居住的房间，让我们把那两扇旧门板搬到她住的那间房子里，用两条板凳支起那两扇旧门板，搭了一个简易板铺，板铺上足能睡下两个人。当天晚上，我的同学刘文明和陈卫民都搬到李大妈家来借住了，他俩也在李大妈家吃饭。给李大妈家添了这么多麻烦，我们仨都挺过意不去的，李大妈却笑着说：“人多了热闹，要是你们三人都是我的娃儿那该多好啊，大林大伯家就有四个娃儿。”

家里又多了两张嘴吃饭，李大妈天天都起大早，她蒸一锅窝头，只够吃一天的，煮上大半锅红苕，我们一顿就吃完了。看我们的饭量这么大，李大妈一点都不心疼，她还笑着说：“能吃能干，吃饭多身体壮。”

在李大妈家住了两个多月，秋收结束后，李队长就带领社员们为我们盖了三间房子。刚盖好新房子，房子里的墙壁还没干透，三名女生就迫不及待地搬到新房子里居住了。过了好几天，我们三名男生才搬到新房子和那三名女同学一起吃住，也就不在李大妈家借住了。

搬家那天，李大妈流泪了，她说舍不得我们搬走，还给我们包了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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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实话，在李大妈家居住的时间虽然不算长，我却对李大妈和大林哥产生了很深厚的感情。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李大妈给了我母亲般的温暖和关爱，我发自内心地感激李大妈。还有大林哥，他也像兄长一样给了我很多照顾，我也发自内心地感激他。

就在大林哥帮我们担着行李准备离开李大妈家时，李大妈突然拉住我和刘文明的手，哽咽着说：“你们要常回家来耍，我给你们做好吃的……”还没等我说话，刘文明突然叫了一声妈。那天我们三人跪在地上，给李大妈磕了一个头，李大妈就成了我们三个人的干妈。

之后的日子里，干妈做了什么好吃的就让大林哥给我们送到知青点去，有时也把我们仨叫到她家吃饭。干妈家喂了三只老母鸡，老母鸡下的鸡蛋基本都给我们吃了，她母子俩却舍不得吃一个鸡蛋。只可惜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孝敬干妈，我们仨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那年冬季回成都过春节，我们仨一人买了一张站台票，选择了逃票，三个人省下了十五块钱，我们想为干妈买点稀罕东西带回来。

春节过后，我们回广元时，给干妈家买了腊肉，买了糕点，还给大林哥买了一双解放胶鞋和雨靴。返回时我们三人买了两张火车票，为了省下五块钱，我们可没少费了心思。

1975年秋天，李队长的婆娘给大林哥介绍了一个对象，是她娘家那边的一个寡妇，带着两个娃儿，一个男娃一个女娃，男娃三岁，女娃五岁。那个寡妇长得不高，模样还行。起初大林哥不同意，干妈要给他下跪，大林哥才勉强答应了这门婚事。大林哥办喜事的时候，我们三人每人随了五块钱的礼金。

婚后的生活还算可以，大林哥娶的这个婆娘挺能干也很孝顺，干妈对她也满意，她说其他没啥子要求，只盼望着能给她生个亲孙子。

那年冬季，刘文明应征入伍，到河南当兵去了。刘文明离开李家沟时，干妈杀了一只大公鸡，还包了饺子。她说娃儿去当兵，干妈高兴，就是有点舍不得刘文明去那么远的地方。

第二年秋天，我和陈卫民都招工回城了。回成都的前一天，干妈又让大林哥杀了一只公鸡，也包了饺子为我俩饯行。离开那天，干妈哭了，她说我们都走了，把她的心都掏空了，要是想我们了，那咋办呀。

带着不舍和留恋，我们回到了成都。回到成都后，我们写信给干妈和大林哥报了平安。大林哥没文化，也没给我们回信。

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成都工业学校，毕业后分配到轴承厂当了技术员，多年后调到了工业局工作。因为工作忙，我一直也没回李家沟看望干妈，也没顾上写信。

1992年过春节的时候，我给干妈寄去了五十块钱，给大林哥邮去了一套工作服。过了二十多天，我接到干妈找人写来的信，她说想我们了。当时刘文明还在部队工作，陈卫民当了派出所的所长，工作也很忙，我就一个人回到李家沟，看望了干妈和大林哥，陈卫民让我给干妈捎去了五十块钱。

回到李家沟才知道，干妈的身体不太好，人很瘦，我说带她去医院，她说啥也不去，说看到了我，身体慢慢就好了。干妈说大林哥的婆娘很孝顺，就是没能给他生个孙子。当时大林嫂子的闺女已经出嫁了，那个男娃也到广元城里当了建筑工人。

两年后，等我们三人一起回到李家沟时，干妈已经去世半年了。大林哥说知道我们忙他就没告诉我们。干妈去世前，还念叨我们仨呢。那天，我们仨跪在干妈坟前，泣不成声，肝肠寸断。

从那之后，我们基本没再回过李家沟，时常会给大林哥寄一点钱，但不多。因为大林哥家没有装电话，他也不会写信，我们渐渐也就断了联系。

去年春天，刘文明去广元看望老战友，顺便去了一趟李家沟。到了那才知道。大林哥一年前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了，他的婆娘去了闺女家，也不在李家沟生活了。刘文明到坟地祭拜了干妈和大林哥，就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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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就是五十年，我突然间又想起了第二故乡的干妈和大林哥，想起了当年对我们有恩的乡亲们。当年干妈给了我们很多温暖和关爱，这份恩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永远都会铭记在心里。

昨天我们三兄弟小聚，刘文明说想回李家沟给干妈和大林哥上坟，顺便看望一下乡亲们，我也有此意。可陈卫民说他这几天要去广西一趟，得半个月才能回来。最后我们三人达成了共识，今年的清明节，我们一起回李家沟看望乡亲们，一起去给干妈和大林哥上坟。

第二故乡的干妈和大林哥，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们的。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张斌老师讲述编写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