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刚

交往理性是哈贝马斯分析、批判现代社会的一个崭新视角，在这一视角的观照下，哈贝马斯得出了与韦伯、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不同的结论。他认为，现代社会并非只能够提高人的物质享受，而在其他方面一无是处。现代社会虽然造成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控制、独断，但在民主、文化分化以及批判理性等方面都是进步的，而且工具理性在生活领域产生破坏作用的同时，也显示了人类解放的可能性。

（一）现代性的病症：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为了分析现代社会的病理现象，哈贝马斯提出了一套独特的分析框架，把社会区分为“系统”（system）与“生活世界”（lifeworld）两个层次。“生活世界”是借鉴来的概念，但是哈贝马斯赋予这个概念新的内容，并把它与行动理论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从而突破了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单纯现象学解释，也不同于维特根斯坦单纯从语言学来理解的生活方式。在哈贝马斯看来，仅仅以意识为中心的行动和世界只是一个抽象的生活世界，还不能算得上真正的“生活世界”。真正的“生活世界”应该是“交往行动‘一直已经’在其中运动的范围，它反过来被整个社会的结构转型所限制和改变”。

在哈贝马斯看来，所谓生活世界，是文化性地转换了的、语言化组织起来的仓库，它提供价值观、约定俗成的符号及其他人类互动所需的要素，包括文化、社会、个人三大结构成分。具体地说，哈贝马斯指出：“我用‘文化’一词表示知识储存，当交往参与者要理解世界上的某种事物时，他们就从知识储存那里来提供解释。我用‘社会’一词表示合法的秩序，交往参与者通过这种合法的秩序而对他们在社会集团中的成员的关系进行调节，从而维护其团结（solidarity）。我把‘人格’（personality）理解为一个主体在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具有的资格，就是说，使行为主体能够参与理解过程，并能维护自己的认同感（identity）。”这三个方面分别承担文化的再生产（传统的连续性和知识合理性的连续性）、社会的整合（群体同一性的稳定和团结）和社会化（一般化了的资质的变化，个体经历与集体生活形式的和谐）的职能。从这三方面的功能可以看出，生活世界负责符号的复制，是人与人交往的前提，是人们在沟通中能够相互理解、达成共识的共同的背景知识，是人们之间相互联系的纽带。因为生活世界是活生生的，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它既是人们进行交往行动的前提、基础、背景、根据，同时又是人们交往行动的结果。正是在不断的交往行动中，生活世界得到延续，并发生改变、变革。在文化层面上，人们之间的相互沟通不单只是依赖文化资料作为沟通的媒介，而且在沟通的过程中，会同时传递和更新文化知识，进行知识的再生产。在社会层面上，交往行为也不单是只调节不同意见或社会行为，并且会促进社会整合和归属感的形成。在人格方面，交往行为不但促进社会的教化，而且促使了个人自我观的建构。所以，哈贝马斯设定的生活世界概念，摒弃了现象学的超验性，也摒弃了意识哲学的主体第一性，而把能动的、交往性的主体的共存与对话作为其逻辑的出发点和前提，从而为生活世界向更美好的前途改变提供了逻辑上的可能性。

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进行结构上的区分，不但使这三者之间的界线变得更加清晰，而且表明这三个层面在理性化进程上具有不同的反应，而不是笼统地受具有神秘色彩的世界观所控制。就文化这一结构而言，传统规范、传统文化对个人具有制约作用，但它们不再是无可争议的权威，而是处于一个不断作自我反思和改进的状态。至于社会方面，秩序的建立及其合理性是愈来愈依赖一些程序去决定其合法性。在人格构成方面，个人自我存在的形成是不断透过对自我的肯定而建构起来的。所以，面对这样一个以交往理性为基础，而不是以盲目服从权威为基础的生活世界，人们有理由相信其理性化发展应该带来自由和幸福。但为什么仍会出现生命意义的失落和价值的式微呢？要解答这一个问题，则要转到社会理性化的另一个层面：系统的理性化。

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的层面，是指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如何同环境进行能量和物质交换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它是人类存在的生物层次上的复制过程。“系统”对哈贝马斯来说，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社会的制度或组织，从功能层次上调节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取向。二是跟生活世界一样，作为研究者了解社会世界的分析框架，同时也代表着把社会当作一个系统去了解的方法。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主要系统是经济系统和行政系统。经济系统与市场相关，行政系统则与国家行政机关相关。经济系统对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以资本或金钱制约着人的行为或生活世界。行政系统对人的影响，则主要是通过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来影响人的行为或生活世界。换句话说，金钱与权力是现代社会中制约着人的行为活动的两个主要媒介。

哈贝马斯指出，系统与生活世界，二者具有不同的功能。生活世界是人们进行一切交往活动的领域，它既包括个人活动的范围，也包括公众活动的范围，它维持着文化的再生产、社会的稳定和个人的认同，担负着社会统一、整合的功能，解决的是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问题。而系统则负责组织社会的物质生产，重点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它的主要功能是造就一个功能愈来愈健全的社会物化行动系统。系统解决的是物质再生产问题，人们在系统中主要进行的是一种目的合理性的行动，主要以工具理性取向。生活世界解决的是符号再生产问题，主要以价值理性为取向。从理想的角度看，系统里的经济和政治事务的运作，应该最终以生活世界的取向为依归。人际间的交往、文化艺术上的事务以及经济运作和国家政策，都应该经由人民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不受内外制约的讨论来达到的。但是，实际的发展正好相反，在现代社会里，人民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都处处受到行政体制和市场力量的强有力的制约。

社会的理性化首先是指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但也包括系统的理性化。生活世界的理性化是指生活世界的世界观越来越清晰，人类开始用不同的架构和演绎角度来进行交往，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的理性讨论方式多于受权威的制约。而系统的理性化则是一个经济上理性化和政治上官僚制化的过程，是经济和政治日益分化的过程。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之所以出现了理性化导致非理性的问题，陷入矛盾的困境，其主要原因在于系统控制了生活世界，即“生活世界殖民化”（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要破除这一困境，首先必须剖析系统的理性化过程。

哈贝马斯把系统的理性化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平等式部落社会”（egalitarian tribal society）、“等级制的部落社会”（hierarchical tribal society）、“政治分化的阶级社会”（politically stratified society）、“经济构建的阶级社会”（economically constituted society）。从系统理性化的四个发展阶段来看，系统和生活世界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理性化首先是发生在生活世界层面上的。在社会发展的最低阶段，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如科学知识、法律道德和艺术是浑然不分的，但随着生活世界的理性化，各个部门开始独立、分化。于是，不同部门出现了不同的标准，人类社会最初的对权威和神圣事物的信仰开始被理性的思维所取代，人类的行为或价值的决定越来越依赖于自己的理性判断。换言之，语言开始代替传统的信仰而作为交往和调节人际关系的媒介。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无论是生活的理性化还是系统的理性化都变得日益复杂，人类越来越难依靠自己的判断来作出某种行为或决定，不得不依托于各种专门的知识系统、行政机关。结果，个人无论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公民，其行为都受到系统的制约，以科层架构出现的行政机关的权力形态和市场机制中的金钱开始作为沟通媒介调节着人类复杂的互动网络，渗透并控制着生活世界的各个领域。这种现象就是“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认为：“既不是由于世界观的世俗化，也不是由于社会的结构分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病理现象本身。并不是文化价值领域的分化和独立发展，而是精英人物把专家文化从日常交往行为的环境中分离出来，导致了日常交往实践的文化贫困。不是媒体控制的子系统以及它们的组织形式与生活世界的脱节导致了日常交往实践的单面的理性化（one-sided rationalization）或物化（reification），而是经济和行政管理的理性的形式渗透进行为领域，这一行为领域抵制着金钱和权力媒介的侵占，因为它们专门从事文化传播、社会整合和儿童的培养，并且对作为协调行动的机制的相互理解保持独立。”

哈贝马斯曾指出，“现代性”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首先意味着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在18世纪末，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预设的模式或者标准都已经分崩离析，鉴于此，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或标准”。由此形成了现代性的独特特征，使现代社会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任何观点如果不能被看作是他自己的话，其标准断难获得认同接受——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然而，这种作为现代社会独特特征的自由，“在其自身潜能的发展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危害到自身”，个人的自由在市场经济中构建出一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自由观”，这种经济自由观反过来又逐渐变成了个人的自主性和自由的基础。另外，个人的自由在政治系统中被构建为坚持人格平等、可计算性以及否定个性特征的科层化管理，从而使得个人成为科层化管理的齿轮，而丧失自主性和自由。现代性倡导自由，但自由的发展和维护最后却把自由沦为资本和权力的奴隶，这就是生活世界被市场和国家行政系统的殖民化。这就是现代性的矛盾性。简言之，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指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商品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侵蚀了。但另一方面，人类面对如此复杂的生活世界，对自己的行为越来越缺乏整体的理解，因而减轻了自己行为应该承担责任的意识。由此可见，源于生活世界的理性化过程，导致和催生了系统的理性化，但最终生活世界却反而被系统殖民化。

哈贝马斯指出：“社会理论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将‘系统’与‘生活世界’这两个概念所表明的策略令人满意地联结起来。”通过把社会区分为生活世界和系统，哈贝马斯既避免了经济决定论的还原论模式，提出了一个关于社会进化的双向互动模式，又超越和替代了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家从韦伯那里借用来的单一社会进化模式，使得哈贝马斯能够更从容地分析现代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并由此对西方现代性的病理学进行更加全面的诊断。“倘若从系统和生活世界这两个角度来考察社会发展动力，就可以避免一元论的错误论断。物化效果在已经官僚化和金钱化的公共生活世界和私人生活世界当中有着同样的表现。此外，还可以避免整体论的错误论断：比如说，现代经济在所有生产关系当中都具有一种系统特征。所以，我们不能错误地期望资本的客观外表能随着私人资本的铲除而一起彻底消失，并且似乎顺乎自然地就会把创造性归还给生活世界，从而把生活世界从价值规律的长期支配下解放出来。”而且，哈贝马斯把金钱和权力当作现代社会的两大主要媒介，这其中也可以看出他对马克思和韦伯现代性思想进行综合的良苦用心。

通过生活世界与系统的区分，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的困境不在于理性化本身，而在于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这个结论使得他区别于并超出了那些把理性当作压制性力量并最终否定理性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前辈。

（二）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现代性重建

然而，出路何在呢？哈贝马斯指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危机，而对于这一危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试图以福利政策来恢复生活世界和系统的平衡，以生活世界的名义对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独立性、复杂性和垄断力量的进行抗争。但是，这种福利改革是自上而下实施的，其中起作用的唯一力量是国家行政权力，唯一可用的方式不过是诉诸权力对资源和财富的重新分配，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以一种新的政治异化来代替早期的经济异化，以政治的危机来代替经济的危机。实质上，福利政策的实行依靠的不过是代表理性的政府，它仍然放弃了劳动者自我解放的理想，最终还是把生活世界给抛弃了。哈贝马斯认为，福利国家是劳动解放乌托邦的变体，它把自由的劳动权转化为社会财富的享受权，把生产领域平等的道德转化为平等的分配要求，所以仍没有超出劳动乌托邦的局限性。据此，哈贝马斯指出，要解决生活世界殖民化问题，必须发扬个人和公共领域的交往理性，培育一种可以和经济机制和政治机关相抗衡的公共领域的力量，以保证公共领域能够以交往理性作为目的，免遭金钱和权力的控制。一句话，出路在于维护和发展一个自主的公共领域。

所谓自主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解释说：“我称那些不是由为合法化目的形成的政治系统所扶持和维持的公共领域为自主的公共领域。日常实践的微观领域自发凝聚起来的各个交往中心发展成自主的公共领域，就成了具有支撑力的高层次的主体间性，它达到一定程度就能有组织地运用以交往为媒体的生活世界的潜能。自我组织的形式加强了集体行动的力量。”公共领域是生活世界和体制之间的感受器、隔离带，是社会总体性的反思主体，它对体制具有间接的影响能力。

哈贝马斯认为，西方历史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公共领域，而每一种公共领域又都有各自的社会背景和运行机制。最早的是古希腊的公共领域。此时公共领域虽然公私分明，承担一定的功能，但尚未形成一种特殊的约束力，只初具雏形。古希腊的公共领域明确限定于政治领域，是城邦公民进行话语和实践活动的领域，因此是和必然王国、瞬间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而经济领域则是受歧视的私人领域，是欲望和生活必需品的获得发生的领域，其活动主体是不具有公民身份的商人等人群。随后在欧洲中世纪形成的是“代表型公共领域”，这是封建社会中以封建领主和教会为主宰的公私不分或“公吞于私”的公共领域。“这种代表型公共领域不是一个社会领域，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它毋宁说是一种地位的标志。”而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则是“市民公共领域”，它建立在国家和社会分离的基础之上。在“代表性公共领域”向“市民公共领域”的转型中，人文主义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人文主义，恐怕就谈不上现代社会的出现，更谈不上“市民公共领域”的形成。正因此，哈贝马斯把人文主义和市场经济、民主运动并列为现代性的三大支柱。哈贝马斯认为，在市民公共领域中，不仅公私分明，而且个人与个人、公众与国家权力之间可以进行平等对话，这种市民公共领域的出现是以资产阶级个人私人领域的界限确立和获得法律上的保障为前提的。哈贝马斯还认为，大约从一个世纪以前开始，现代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呈现了一种崩溃的趋势，随着公共领域范围的急剧扩大，其功能则越来越弱。尽管如此，哈贝马斯仍然坚持，主体间性建立起来的“公共性始终都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一个组织原则”。

哈贝马斯认为，理性具有工具性的一面，也有沟通性的一面，摆脱现代性困境的出路终究在于从生活世界中发展一种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民主制思想和力量，以此来抵制系统的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哈贝马斯指出，在交往模式中，“认知主体针对自身以及世界中的实体所采取的客观立场就不再拥有特权”，“由于言语者和听众直接就世界上的事物达成沟通，因此，他们活动在其共有的生活世界视阈当中；这个生活世界始终都是参与者的背景，这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背景，参与者凭直觉就可以把握住它”。在这个共有的生活世界视阈中，文化的自明性是预先提供的，因此，“交往参与者在解释过程中可以获得共识的解释模式”。哈贝马斯认为，交往理性所决定的主体性并不是为了自我捍卫，而是为了构建一个正常有序的生活世界，为此，它必须在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物化问题与其说是源于为了自我捍卫而走向极端的目的理性，与其说是源于已经失去控制的工具理性，不如说是源于以下方面：即已经释放出来的功能主义理性对交往社会化过程中所固有的理性要求视而不见，从而使生活世界的合理化流于空泛。”据此，哈贝马斯就对物化问题作出了一种新的解释，这就是说产生现代性的困境、物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工具理性太多了，而在于交往理性太少了。

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并非某种我们已经选择了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它仍然包含着规范的、令人信服的内容。”但同时，我们要充分意识到“现代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根植于体制性的，自我生成的危险”。只要不断加强的交往理性消除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那么体现进步逻辑的现代性及其未来仍是有希望的。因此，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我相信我们仍生活在现代——而不是后现代”。现代性事业不应该抛弃，也不能被抛弃，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解放方案仍有待进一步的推动。

不过，哈贝马斯所说的交往行为只是一种理想境界，交往理性是难以期盼的，要达成一种普遍的共识、规范是十分困难的，所以他提出发展一种普遍的交往理性来解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问题无疑带有乌托邦的倾向。哈贝马斯本人也并不讳言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公共领域在晚期资本主义也越来越遭到金钱和权力的侵蚀。他指出：“福利国家的政治公共领域是以它的批评功能的独特弱化为特征的。程序的公开性曾被设想为将人与事诉诸理性的公共运用，也用于在公共意见的法庭面前对政治决定进行质疑以至修订，今天它却不得不经常被用于谋取利益的秘密政策。”“当只有特殊利益被压在赌注中时，行为冲突根本是无法解决的，即便在理想的情况下，通过论辩，也不过是讨价还价和妥协调和。”但是他仍然对这个乌托邦式的解放道路抱有乐观的精神，因为虽然绝对的理性并不存在，理想的交往行为难以实现，但由于个人自主性和自由的存在，以及人类日益增多的交往从整体上说能够不断地强化共识、凝聚希望，构建自主的公共领域是可能的，逐步摆脱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也是可能的。而且，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达到折中妥协的程序就其部分而言必须从规范立场作出评判”，如果这种程序能够理性化并实现公正的话，那也将有助于实现公共领域的自主化，使之有可能削弱金钱和权力的殖民化。所以，他认为：“决不能把乌托邦与幻想等同起来。幻想建立在无根据的想象之上，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而乌托邦则蕴涵着希望，体现了对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的向往，为开辟未来提供了精神动力。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它意味着，现实虽然充满缺陷，但应相信现实同时也包含了克服这些缺陷的内在倾向。我们必须肯定启蒙理性的历史成就，相信社会进步的逻辑。许多曾经被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通过人们的努力，或迟或早是会实现的，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人权和民主当初不也被许多人视为乌托邦吗？可是，经过数代人的奋斗，它们在今天已成为现实。”

总的来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是他理解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主导概念，公共领域的类型决定着交往的程度和形式，也决定着社会的革命和进步，因此，它大体上相当于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但是，或许更准确地说，大体上相当于马克思的社会关系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强调构建自主的公共领域，旨在通过一种社会关系的逐渐变革，来抵制工具理性的影响，削弱金钱和权力的工具性控制，从而为生活世界的独立自主赢得一个空间。

转自《现代性批判及其对话——马克思与韦伯、福柯、哈贝马斯等思想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