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两讲中，我描述了社会人类学的理论发展。随着对原始社会认识的增加，理论也随之发生变化，每一个阶段，主要是导致了认识的增加。在这一讲中，我谈论一下认识的发展问题。

与经验相比，对理论总是存在普遍偏见，虽然这些偏见不一定就坏。可是，一种确定的理论只不过是从经验中归纳出来，又重新被它进一步证实；假设只是尚未确定的观点，由已知的去判断，通过研究会发现进一步的事实到底属于哪一类型，这一假定是合情合理的。没有理论和假设，就不能进行人类学的考察，因为一个人去寻找的时候，他只是发现事物，或没有发现事物。通常一个人发现的东西不是他正在寻找的东西。整个学术史，无论是自然科学的或者是人文科学的，都表明在观察和选择中，在没有理论指导下对所谓的事实的收集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可言。

可是，仍有人类学家是带着理论偏见去研究原始民族的，这歪曲了他们对原始生活的描述。然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没有这种偏见，他们就自己所见到的对原始民族进行了公正的记录。他们之间确实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差异。学者发表见解，回答的是由归纳的具体观点引起的问题；外行人发表见解，回答的是由归纳普遍观点引起的问题。二者都是理论，一个是系统化的，另一个则是普遍的。

事实上，人类学史可能被看做通过逐渐的分层，用对原始民族的已知的见解替换未知的见解。无论何时,在这一过程中，所达到的阶段大致与可使用的系统的知识有关。最后，数量、精确度和各种各样的认真鉴定的事实单独起作用；在搜集事实的过程中，理论的作用是刺激和指导观察。可是，在此我不会像谈论作者就社会制度所持观点那样谈论普遍的观点。

埃文斯-普里查德

Edward Evan Evans-Pritchard

1902-1973

对原始人类的推测似乎从一个极端荡到另一个极端。最初，人类与生活在贫穷、暴力和恐惧之中的动物没有两样；后来，人类成了生活在富裕、和平与安全之中的绅士。最初，人类没有法律；后来，人类是法律和习俗的奴隶。最初，人类没有任何宗教感情与信仰；后来，人类完全受神圣之物的支配，沉浸在仪式之中。最初，人类存在乱交的男女性关系；后来，人类是家庭美德的典范。最初，人类困倦、不可救药地懒散；后来，人类警觉而勤劳。我认为，在改变人们已接受的观点过程中，在选择和汇集反对这个观点的证据时，自然地进行相反的曲解。

在推测中，理论对可使用的知识的依赖性，一种理论借助另一种理论形成，这体现在社会人类学发展的始终。17、18世纪对原始人类的普遍观点是，他们的一生是寂寞的、贫穷的、险恶的、畜生般的、短暂的。事实上，这缺乏根据；但从同时期的旅行者的描述中很难得出其他结论。他们用诸如“除了话语之外，不能赋予他们任何人性的东西”的词汇描述原始人类——这是约翰·夏尔丹爵士（Sir John Chardin）谈到的塞卡人（Circassians），他在1671年横穿其村庄[1]——或者他们几乎与动物没有什么不同一一这是斯坦尼斯劳斯·阿尔莱（Stanislaus Ariel）神父在1698年谈到的秘鲁的印第安人[2]。这些早期的旅行札记，无论他们把其描绘成野蛮的还是高尚的，总体上说是想象出来的或捏造的、虚假的，充满了不适当的判断。

但是，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旅行者的精确及他的气质和性格才是公正的，并且自16世纪以来——即使有限——并不缺乏对土著生活的严肃而真实的描述，除了我前面已提到的之外，我还要提到一些名字，比如说安德鲁·巴特尔（Andrew Battel）描述刚果土著人的著作，葡萄牙人、耶稣会士神父杰尔姆•洛博（Jerome Lobo）描述埃塞俄比亚人的著作，丹麦人威廉·博斯曼（William Bosiman）描述住在黄金海岸民族的著作，库克（Cook）船长描述南海土著人的著作。他们以神父洛博的精神进行写作，洛博的《便衣侦探航海记》（Pinkerton's Voyages）的翻译者约翰逊（Johnson）博士评论说：“他的叙述既不夸张，也不矫揉造作，按他看到的样子描述事物，复制生活的本质，依靠理智而不是依靠想象。”[3]

《航行与旅行总集》（Voyages and Travels）书影

苏格兰古董商、制图师和历史学家John Pinkerton（1758-1826）

于 1808-1814 年出版了 17 卷游记集《航行和旅行总集》，其中收入了许多当时的旅行家探访土著村庄的旅行札记

当这些早期的欧洲旅行者超越描述和个人判断时，通常来说，他们打算在他们所描述的民族和他们从文学作品中熟悉的古代人之间建立平衡，目的通常是说明高等文化必定对低等文化有着历史的影响。因此，拉菲托神父在休伦人和易洛魁人之间，印第安人、犹太人和早期的基督徒之间，传统的斯巴达人和克里特人以及古埃及人之间作了许多对比。17世纪到东印度旅行的一位法国旅行者德·拉·克雷基尼尔（De la Crequiniere）以同样的方式着手去发现印度人与犹太人之间的一些相似的东西，发现二者传统风俗之间的相似性，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基督教《圣经》和经典作家，因为，他说：“有关印度人风俗的知识本身绝没有用处……”[4]

从严格意义上讲，道德哲学家的全盛期与最早的人类学作品之间，也就是说，18世纪中期和19世纪中期之间，有关原始民族和远东民族的知识大大增加。欧洲人对美洲的殖民化充分扩展，英国已确立在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统治；欧洲移民已在南非定居。对这些地区的民族所作的民族志描述的特点，开始从旅行者的神话故事向由传教士和行政官员的细节的研究转变，这些传教士和行政官员不但有机会观察，而且比早期富有的绅士更懂文化。

依据这些新资料，关于原始民族的许多已被接受的观点是错误或片面的，并且，正如我在前面的一讲中提到的那样，新知识足以使摩尔根、麦克伦南、泰勒及其他人从中建立主要致力于研究原始社会的全套规则。最终，据大量的知识验证推测，在可靠的民族志基础上提出新的假设。

当说到最终是事实决定理论的命运时，还必须补充一句，不是单纯的事实，而是对事实的分类和价值的论证。请允许我举一个例子。古代和中世纪的历史学家已记录了许多母系制模式确定亲缘关系，例如，希罗多德（Herodotus）记录的吕西亚人（Lycians），马克里齐（Maqrizi）记录的贝扎人（Beja），这些，现代的观察者也作了记录。拉菲托记录的北美印第安人（Redskins），鲍迪奇（Bowdich）记录的黄金海岸的阿散蒂人（Ashanti），格雷（Grey）记录的澳洲（黑肤）土人（Blackfellow），及其他的旅行者记录的其他民族；[5]但在巴霍芬和麦克伦南注意到它们对社会学理论的巨大意义之前，这些记录只是作为古怪的习俗被传播的。要是材料被集中在一起，那么在梅因写《古代法》之前，它的重要性已经确立，他就不可能采取他写那本书时所持的观点，并且，依据这些系统的证据，他被迫在以后的作品中对此作了修改。

乔治·格雷（George Grey，1812-1898）

英国殖民地总督、探险家，著有《澳大利亚西北部及西部两次考察日记》（Journals of Two Expeditions of Discovery in North-West and Western Australia）

麦克伦南是把大量知识与以这些知识为基础的理论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有启发性的例子。他不相信许多权威的价值，批评说这些人的描述由于带着种种个人偏见而显得浅显并有缺陷，但他如果更谨慎一些，就勉强可以避免导致了他的一系列建构的错误。以供他使用的证据作为基础，他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母系制在澳洲土著人中很普遍。我们现在知道事实不是这样的。他认为母系制在现存的野蛮种族中占绝大多数，事实也不是那样。他还认为一夫多妻制分布得非常广，然而，事实上，它的分布非常有限。他认为杀女婴习俗在原始民族中很普遍，这一点也是错误的。

麦克伦南的权威使他所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认为在绝大多数原始民族中，家庭和婚姻制度存在或仅以一种非常原始的形式存在。要是他知道，就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样，它们被发现存在于所有原始民族中，毫无例外，他也许不会得出他之前的结论，因为它们绝对依赖于婚姻和家庭都不存在于早期社会的教条，直到最近，韦斯特马克及其后的马林诺夫斯基证明它事实上没有根据，这时对这种教条的信仰才得以消除。[6]

同样，很容易说明，那个时期其他大多数作者的理论，由于观察和记录不确切、不充分，因而是错误的或不适当的。但即使他们偏离很多，这些作家至少提出了关于原始社会的假设，这为这些职业和职责需要他们居住在原始民族中（通常是长时期的居住）的人提供了调查的方法；从这时起，我们得到了生活在国内和居住在世界上落后地区的传教士和行政官员之间的交流。这些传教士和行政官员不仅渴望对知识作出贡献，而且试图运用人类学教给他们的东西了解他们的行政区。通过阅读人类学作品他们认识到，即使这些在物质上最贫乏的民族也有着复杂的社会体系、道德习俗、宗教、艺术、哲学和基础科学，这些必须受到尊重，而且一旦被理解，就能受到赞美。

那时，在他们的叙述中，人类学理论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有时是好的，有时是坏的。他们不但熟悉学者正在讨论的理论问题，而且经常宜接与提出问题的这些人联系。待在国内需要材料的人发给生活在原始民族中的人问题清单，这已成为一种惯例。摩尔根为引出亲属术语草拟了第一个问题清单，并送给美国在外国的代理人。他以他们的回复作为基础，1871年出版了著名的《人类家庭的血亲和姻亲制度》。后来，弗雷泽草拟了《未开化或半开化的举止、习俗、宗教、迷信等问题》（Questions on the Manner, Customs, Religion, Superstitions, etc., of Uncivilized or Semi-Civilized People）问题清单[7]，他把它们发送给世界各地的人以得到材料，这些材料进入《金枝》的某一卷。这些调查问卷中最全面的是《人类学注释和疑问》（Notes and Queries in Anthropology），1874年皇家人类学协会（the Royal Anthropology Institute）出版了第一版，现在是第十五版。

在国内的学者有时与那些通过其著作与他们保持联系的人进行固定的通信，例如，摩尔根与在澳大利亚的法伊森（Fison）和豪伊特（Howitt）通信，弗雷泽与在澳大利亚的斯宾塞、在非洲的罗斯科（Roscoe）通信。更近时期，行政官员在英国大学学习人类学课程，这一发展我在我的最后一讲中会更多地谈到。自始至终，国内学者和国外的传教士和行政人员之间联系的最重要纽带是皇家人类学协会，它成立时的名称是伦敦民族学协会，从1843年起，它为所有对研究原始人类感兴趣的人提供了公共的会场。

Walter Guinness，Moyne勋爵（1880-1944 ），Vera Delves Broughton夫人（1894-1968 ）和女儿乘坐Rosaura号周游世界，与沿途遇到的人进行交易，为大英博物馆收集文物。

图源：大不列颠与爱尔兰皇家人类学协会

一些外行人对原始民族所作的描述非常优秀，有几例，即使最好的专业田野工作者也不能超越过他们。这些著作是由长期生活在原始民族中，并说这些民族语言的人写的。这些书中，我提到卡拉韦（Callaway）的《阿玛祖鲁人的宗教体系》（The Religion System of the Amazulu,1870），科德林顿（Codrington）的《美拉尼西亚人》（The Melanesians,1891），斯宾塞和吉伦（Gillen）关于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著作[8]，朱诺（Pasteur Junod）的《一个南非部落的生活》（The Life of a South African Tribe, 1912~1913, 法文版, 1898），史密斯和戴尔（Dale）的《北罗得西亚说班图语的民族》（The Ila-Speaking Peoples of Northern Rhodesia），这一时期，正当旅行者的观察继续提供有价值材料的同时，传教士和行政官员继续写对原始民族进行细节描写的专题著作，因此，在专业的田野工作早已是惯例之后，外行人的细节研究对人类学仍有很大价值。

然而，很明显，如果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想前进的话，人类学家将不得不自己进行观察。除了摩尔根对易洛魁人的研究之外[9]，直到19世纪末，没有人类学家从事田野研究，这一点确实令人吃惊。更值得注意的是，似乎没有人想到一个写人类学话题的作者至少应该看看，即便是走马观花地看看一两个他花毕生精力所写内容的实例。威廉•詹姆斯告诉我们，当他问弗雷泽爵士他所了解的土著人时，弗雷泽惊叫：“但愿不要如此！”（But Heaven Forbid!）[10]

要是有人问一个自然科学家关于他所研究的课题的类似问题，他的回答可能非常不同。正如我们注意到的，在早期人类学家中，梅因、麦克伦南、巴霍芬和摩尔根是律师，菲斯特尔·德·库朗热是研究希腊和中世纪的史学家，斯宾塞是位哲学家，泰勒是外语文书，皮特—利夫斯（Pitt-Rivers）是位士兵，卢伯克是位银行家，罗伯逊·史密斯是长老会的牧师和圣经学者，弗雷泽是一位古典学家。现在进入这一学科的人大部分是自然科学家。博厄斯（Boas）是物理学家和地理学家，哈登（Haddon）是海洋动物学家，里弗斯是位生理学家，塞里格曼（Seligman）是位病理学家，埃里奥特·史密斯是位解剖学家，鲍尔弗（Balfour）是位动物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是位物理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虽然在剑桥参加了道德科学荣誉资格考试，但他也接受实验心理学的训练。这些人被传授了在科学上一个人通过自己的观察验证假说的思想。他不依赖外行人去为他做。

在美国，人类学考察开始于博厄斯在巴芬兰（Baffin Land）和英属哥伦比亚（British Columbia）的工作。此后不久，这项考察在英国开始于剑桥的哈登，在1898~1899年间他领导一群学者在太平洋的托里斯海峡（Torres Straits）地区从事研究。这项考察是大不列颠社会人类学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从这时开始，两个重要而相互联系的发展开始进行：人类学越来越成为全职的专业研究，田野经验成为训练学生的重要部分。

埃文斯-普里查德与赞德男孩

摄于1927-1930年间

早期专业的田野工作有许多缺陷。无论进行田野工作的人在某一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中训练得有多好，他们在他们所研究的民族中住的时间太短，他们不懂那些民族的语言，他们与土著人偶然的表面的接触不允许他们进行深层的考察。确实，这是人类学发展的程度问题，这些早期研究在今天看来很不充分。后来，对原始社会的研究日益深入细致，日益富有启发性。我认为，在这些人中，拉德克利夫-布朗最重要，他是里弗斯和哈登的学生。1906~1908年间[11]，他对安达曼群岛的岛民进行了研究，这是人类学家第一次尝试在原始社会调查社会学的理论，用这种方式对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进行描述，以清楚地知道在这个社会中，哪些东西对这些理论有意义。从这方面讲，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调查在社会人类学史上或许比托里斯海峡考察更重要。托里斯海峡考察队对民族学和心理学问题感兴趣，而对社会学问题不感兴趣。

剑桥探险队成员在托雷斯海峡的马布亚格，1898年

图中坐者为哈登（Alfred Cort Haddon）

安达曼岛人在用弓箭射鱼，1922年

图源：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

我们已注意到，社会制度的理论推测起先仅仅偶尔与原始社会的描述相连，可是到了后来，可以说当19世纪那些原始民族成为协会会员研究的主要领域时，社会人类学已经开始了。但是，研究完全是文学的，并且建立在别人观察的基础上。现在，我们已达到最后的、自然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观察和对观察的评价由同一个人完成，学者与他研究的主题直接接触。以前，人类学家，就像历史学家一样，把文献看成研究的原始材料；现在，他们的原始材料就是社会生活本身。

马林诺夫斯基是霍布豪斯、韦斯特马克和塞里格曼的学生，他把田野工作推进了一步。如果说拉德克利夫-布朗总是有普通社会人类学的广泛知识，并证明他自己是一个更有才干的思想家，那么马林诺夫斯基是一个更彻底的田野工作者。他不但比他之前的任一人类学家花的时间都长，我认为在他之后也是。他对一个民族进行单一的研究，在1914~1918年对美拉尼西亚的特罗布里恩德岛民进行研究，而且，他还是第一个用原始民族的语言对他们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正如他是第一个生活在原始民族的中心区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家一样。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下，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了解得比较深，直到他去世，在许多长篇专著和一些短篇著作中，他一直在描写他们的社会生活。[12]

1924年，马林诺夫斯基开始在伦敦举办讲座。现在接替了马林诺夫斯基在伦敦的位置的弗思（Firth）教授和我是他在1924年首次指导的两个人类学专业的学生，并且，从1924~1930年，现在绝大多数在英国和自治领担任大学教授职位的社会人类学家都曾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可以公正地说，现代人类学的全面的田野工作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他的教导，因为，他坚持认为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理解原始民族的社会生活，并且至少对一个原始社会进行这样深入细致的研究是社会人类学家接受训练必不可少的部分。我先用寥寥数语使你们注意到我所认为的专业人类学家进行的早期田野工作的重要特征，之后，我会谈论这是什么意思。

这些研究在规模非常小的政治社会中进行——澳大利亚游牧部落、安达曼岛民的营地、美拉尼西亚村庄——这种情况的后果是，研究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亲属关系和仪式，但忽略了其他方面，尤其是政治结构，直到研究非洲社会，政治结构才得到应有的注意。在非洲，自治的政治群体经常有好几千的成员，他们内部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迫使学者们特别注意政治问题。这是一个非常近的发展，因为在塞里格曼及其夫人于1909—1910年间访问英—埃苏丹政府（Anglo-Egyption Sudan）之前，对非洲的研究一直是非公开的。我是第一个在非洲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社会人类学家，于1927年开始在英一埃苏丹政府的阿赞德人（Azande）中进行研究。从那时起，（社会人类学家）在非洲对原始民族进行了许多深入细致的研究，政治制度已得到它们所需的注意，例如，在沙佩尔斯（Schapers）教授描写的贝专纳人（Bechuana）中，在福特斯（Fortes）教授描写的黄金海岸（Gold Coast）的塔伦西人（Tallensi）中，在纳德尔（Nadel）教授描写的尼日利亚（Nigeria）的努配人（Nupe）中，在库珀（Kuper）博士描写的斯威士人（Swazi）中，以及我自己描写的英—埃的努尔人（Nuer）中。

赞德的Gangura王子与家人

摄：埃文斯-普里查德

为了使你们更好地了解深入细致的田野工作是什么，现在我给你们讲一下对一个想成为专业人类学家的人的要求。我特地谈论一下我们牛津大学的安排。如果一个人进来时的学位属于其他专业，首先，他应该花一年时间攻读人类学的学位，这一课程使他了解社会人类学的一般知识，并且还要（正如我在第一讲中解释的那样）熟悉体质人类学、民族学、工艺学、史前考古学。在第二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他从这些社会人类学文学作品中写一篇论文，以得到文学学士学位或理学学士学位。然后，如果他的工作很优秀并且运气好的话，他会获得一份资助进行田野工作，仔细研究关于他所要考察的那个地区、那个民族的文献，包括他们的语言。

然后，他至少要花两年的时间对一个原始社区进行第一次田野工作。这一时期包括两次考察，在两次考察的间歇期核对第一次考察所收集的材料。经验证明，这几个月的间歇期，较可取的做法是在大学院系中度过，这对一次成功的田野工作至关重要。出版达到现代学者水平的研究结果至少要再花费五年时间，要是他有其他事情的话，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由此可以推测对一个原始社区进行深入研究并出版研究结果至少要花十年的时间。

对第二个社会进行研究是值得的，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人类学家可能在下半生中，像马林诺夫斯基那样，一直依据一个特定的社会类型进行思考。第二次的研究花费的时间通常较短，因为从上一次的经验中他已学会了快速进行研究，写作时可以更经济，但是，当然还要花费几年时间出版他的研究结果。要说的是，这么长时间的训练和研究需要极大的耐心。

努尔舞者，埃文斯-普里查德摄于1935年

在概述人类学家的训练时，我只是告诉你们，人类学家必须对原始民族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不叙述他们怎样研究。怎样研究原始民族？我只简要地回答这个问题，仅用概括性的术语说明进行成功的田野工作的基本规则是什么，略去了对特殊的调查技巧的讨论。无论如何，我们所拥有的特殊的调查技巧非常简单，并且很少；其中一些技巧，比如说调查问卷和人口普查，不能被有效采用，除非被调查的民族已达到更复杂的水平，这一水平比这些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被商业、贸易和管理大大改变以前要复杂得多。对于雷丁的“许多好的调查者几乎不能意识到他们收集材料的准确方式”[13]的论点，我确实有很多话要说。

不过，经验已证明，要进行一次成功的田野工作，某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人类学家必须在研究上花足够多的时间，必须自始至终与他工作在其中的民族保持密切联系，必须只用他们的语言与其交流，必须学习他们的全部文化和社会生活。虽然他们可能很明显，但我会逐一检查这些迫切得到的东西，因为它们是英国人类学研究的显著标志，在我看来，它有别于在其他地方进行的研究，而且质量比他们的高。

早期专业人类学田野工作者总是很匆忙。他们对原始民族的访问有时只持续几天，很少超过几个星期。虽然这种概观研究能成为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有益开端，可以得到初步的民族学分类，但它对理解社会生活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正如我所说过的一样，现在如果花一至三年时间研究同一个民族，情况会非常不同。这使观察能够在一年的每一季节进行，研究者能够记录到原始民族的社会生活最细节的部分，结论能得到系统的检查。

赞德男孩坐在地上演奏一种即兴单弦乐器

埃文斯-普里查德摄于1927-1930年间

然而，即使对他的研究不作时间限制，人类学家也不可能对他正在研究的民族描绘得很好，除非他能使自己处于一种与他们建立紧密联系的位置，观察他们每天的活动，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观察他们的社区生活。在他所研究的地区，他必须尽可能地生活在他们的村子和营地，并且尽可能地从物质上和道德上成为社区的一部分。而后，他不但看到和听到这些民族每一天正常发生的事、不太平常的事，比如仪式、法律事件，而且通过参加这些适合他参加的活动，与借助眼睛和耳朵一样，他借助活动了解发生在他周围的事。这与早期的人类学田野工作者所记录的情况非常不同；也与生活在原始社区之外，在传教站和政府驻地，主要依靠有限的材料提供者的传教士和行政官员记录的不同；如果他们拜访土著村庄的话，他们的拜访就会打扰并改变他们要观察的活动。

这不只是身体的亲近问题，还有一个心理的因素在内。尽可能地像他们中的一分子一样生活在土著人中，人类学家使自己与他们处于同一水平。与传教士和行政官员不同，他没有权威和地位要维护，并且与他们不同，他有一个中立的身份。在那里，他不是要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而是一个谦虚的学习者；他没有侍从和中间人挡在他和土著人之间，没有警察、翻译者和问答式教学者把他与他们隔开。

或许对他的工作更重要的是他是单独一个人，始终脱离同种族和同文化的人的陪伴，依靠周围的土著人寻求陪伴、友谊和谈心。除非当他离开的时候，双方都为分别感到难过，否则人类学家就算失败了。很明显，既然只有他而不是他们能够作必要的转变，他能使自己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土著人社会的一分子，以他们的文化生活、思考、感觉，他才能建立这种亲密关系。

埃文斯-普里查德搂着他的佣人Mekana（左）和Kamanga（右）

很明显，如果人类学家想在我所描述的情况下从事他的工作，他必须学会土著语言，并且任何合格的人类学家都把学习土著语言当做首要任务，与此同时，甚至一开始就不用翻译。一些人学会一种陌生语言不那么容易，因为许多原始社会的语言几乎难以置信地难学，但语言作为研究者能力的一部分必须被完全掌握（它的复杂性允许的话），因为这不仅是与土著人自由交流的需要，也有更深层的原因。为了理解一个民族的思想，他必须用他们的符号思考。还有，在学习一种语言的过程中，他也学会了在语言中概念化了的文化和社会系统。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各种各样的信仰、各种各样的技术进程——事实上土著人社会生活的每一件事——都通过语言和行动表达，当一个人充分理解他们的语言中的所有词语在相关的所有情景中的意义时，他已完成了他对那个社会的研究。我会补充说，每一个有经验的田野工作者都知道，田野工作中最难的是确定一些关键词的意思，整个调查的成功都建立在理解它们的基础上；在人类学家学习如何使用正确的词语与土著人进行交谈的过程中，词语的含义只能由他们自己确定。在调查一开始就学习土著人的语言的深层原因是，它使人类学家处于完全依靠土著人的地位。他成为他们的学生，而不是主人。

最后，人类学家必须学习整个社会生活。不可能清楚而全面地理解一个民族社会生活的任一部分，除非在社会生活的全部背景中，把它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虽然，他不可能把他记录的每一个细节都发表，但在一个好的人类学家的笔记中，你会发现即使是最普通动作的细节描写，例如，怎样挤牛奶和怎样烧肉；还有，虽然他可能决定写一本关于一个民族法律、宗教或经济的书，描写他们的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忽略其余部分，但他总是以他们的整个社会活动为背景，考虑到他们的整个社会结构。

波查拉村的一名女医生在占卜以发现患者的病因

埃文斯-普里查德摄于1935年

这是简要而粗略的关于好的社会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必备条件。现在，我们会问到对它有什么限制。很明显，最重要的是，田野工作者笔下具有在社会人类学上的学术训练。他必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有扎实的他打算研究的地区的民族史知识。

确实，任何受过教育的、聪明的、敏感的人都能很好地了解一个陌生民族并对他们的生活方式作一个很好的描述，我要说的是，他们经常比专业人类学家对原始民族了解得更清楚，写出的关于他们的书更好。甚至有些人在还没有听说社会人类学以前已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民族志描述，例如，杜波依斯（Dubois）的《印度人的举止、习俗和仪式（Hindu Manners，Customs and Ceremonie,1816）、莱恩斯（Lanes）的《现代埃及人的举止和习俗的描述》（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Moderns Egyptians,1836）。这不可能被忽视，但我认为也当然正确的是，即使在把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的水平时，除了他在社会人类学上所受的其他资格的训练之外，他还要进行更深入的和全面的研究，因为一个人必须学会找什么和怎样观察。

当我们到达结构分析阶段时，外行人迷失了，因为这时候，理论知识、问题、方法和技术性概念是必不可少的。我能够出去散步，而后回来，给你们描述一下我所看到的岩石。它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描述，但它不可能是一个地理学上的描述。另外，一个外行人可以描述一个原始民族的社会生活，但是，尽管是出色的描述，它也不会是社会学上的描述。当然，不同之处在于地理学家研究岩石时仅需要科学知识、技术技能和工具；然而，在对一些民族进行人类学的研究时涉及了各种各样的个人和人类特质，这些特质外行人可能有而人类学家没有。有可能使一个人置于属于不同的文化的人的位置，但不能置于一块岩石的位置。

因此，除了理论知识和技能训练之外，人类学田野工作还需要一定的特性和气质。一些人不能忍受孤独的煎熬，特别是在不舒服和生病时。另一些人不能进行所要求的知识和情感的转换。如果他想理解原始社会的话，它在人类学家自己身上而不仅仅在他的笔记中，并且，如果能够获得的话，作为一个野蛮人和一个欧洲人的思考和感受的转变的能力是不易获得的。

要想在这门技艺上成功，他必须能够毫不保留地抛弃他自己，他还必须有不是所有人都有的直觉力量。大多数知道观察什么和怎样观察的人只不过能胜任研究原始民族，但当他必须估计一个人能否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时，他不仅寻找知识能力和技巧训练，因为单独这些特性不能造就一个好的人类学家，正如它们不能造就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一样。研究原始民族所得不仅来自土著人生活的知识印象，还源于作为一个完全的人，观察者的全部人格受到原始民族的冲击。进而可以说特定的民族的适宜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田野工作的成败。研究某一民族失败的人可能在研究另一个民族的时候取得成功。如果他打算成功，就一定要有兴趣，能与研究对象产生共鸣。

埃文斯-普里查德《努尔人》书影

人们发现正确的气质很少与能力、特殊训练和对注意细节的学术研究的喜好相伴，它也很少与在阐释所观察到的现象所应有的艺术家的富于想象的洞察力相结合，很少与把外国文化翻译成本国语言所必需的文学技巧相结合。人类学家的工作不是摄影性的。他必须决定他所观察的什么是有意义的，并通过后来的经验的联系，使有意义的东西形象生动。为此，除了有广博的人类学知识外，他必须能感受形状和模式，并有一些天赋。我不是说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具有成为完美的田野工作者的所有特性。一些人有这方面的天赋，一些人有其他方面的天赋，每个人各尽所能、各显其才。

既然人类学田野工作必须大量依赖（我认为我们都必须承认）于进行考察的人，或许可以问一下，如果有另一个人进行特殊的调查，是否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认为我的答案应该是，在此问题上我们已有的证据显示它是正确的，仅有的事实记录也是一样，（当然如此）即使在知觉阶段也会有个体的差异。

一个知道他在找什么和如何去找的人，如果花两年时间在一个小的文化上同类的民族中只研究他们的生活方式，他几乎不可能在事实的问题上犯错误。他清楚地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说什么做什么——他对社会生活如此熟悉，要点不再是进一步观察和进一步提问。而且，不论他是什么样的人，人类学家是在理论知识体系内工作的，这大大决定了他的兴趣和询问的方式。他还在他正在研究的民族的文化所施加的限制里工作。如果他们是游牧人，他必须研究游牧生活。如果他们着迷巫术，他必须研究巫术。他没有选择，只有顺着他们的文化传统。

埃文斯-普里查德与赞德儿童

但是，当我想到研究同一民族的不同社会人类学家会在他们的笔记本中记录大量相同的事实时，我相信他们会写出不同的书。在调查中，在由规则和文化所施加的限制内，在选择主题上，在选择和安排材料去阐明主题匕在判断什么有意义什么没有意义上，人类学家受到他们不同的兴趣、人格折射、教育、社会地位、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等的支配。

一个人只能从他的经验和他的特质去解释他所看到的，人类学家，尽管在知识体系上相同，但在其他方面和其他人一样有不同的经验背景和特点。人类学

家和历史学家一样，作品受其人格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在他描述一个原始民族时，人类学家不仅尽他所能去描写他们的社会生活，而且也是在表达他自己。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的描述一定表现道德判断，尤其是触及他感受强烈的问题时；达到这种程度的研究结果至少依赖于个人使研究达到的程度。我认为这些和我一样了解人类学家和他们的作品的人会接受这个结论。如果考虑到作者的人格，如果认为在人类学研究的整个范围内这些个性的差异的影响倾向于相互指正，我认为我们就人类学发现物的可靠性还有疑问而言，不必过度担心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更广的一面。无论人类学家之间有多么不同，他们都是同一文化和社会的产物。大体上，撇开他们共同的专业知识和训练不说，还有指引他们注意被研究社区的精选的特征的同一文化范畴和价值观。宗教、法律、经济学、政治等为我们文化中的抽象范畴，对原始民族生活的观察模式忌地按这些范畴来分类。具备我们文化的民族以某种方式注意到了某些事实。在某种程度上，不同文化的民族会注意到不同的事实，以不同的方式、角度进行观察。无论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归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观察和感知事实。这一点是对的，我们笔记中记录的事实不是社会事实而是民族志，在观察的层面上已进行了选择和阐释。现在，我不能讨论而只是陈述这种知觉和评价的一般问题。

在结论中我不得不说（正如你们将会注意到的那样），我已谈论了人类学田野工作、特征及所要求的能力，这是就我在第三讲中所表达的观点而言的，我在第三讲中说最好把社会人类学看做一种艺术而不是自然科学。我的同事中持相反观点的人可能会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讨论我在这一讲中所涉及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论社会人类学》，[英]爱德华·埃文思-普里查德著，冷凤彩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

注释与参考文献：

[1] Pinkerton's Voyages, Vol.IX, 1811, p.143.

[2] John Lockman, Travels of the Jesuits, Vol.I, 1743, p.93.

[3] Pinkerton's Voyages, Vol. XV, 1814, p. 1.

[4] Customs of the East Indians, 1705, p. vii. (Translated from Conformité des Coutumesdes Indiens Orientaur, 1704, p. viii. )

[5] Joseph François Lafitau, Mocursdes Sauvages Ameriquains, 1724; T. H. Bowdich, Mission from Cape Coast Castle to Ashantee, 1819; George Grey, Journals of Two Expeditions of Discovery in North-west and Western Australia, 1841.

[6] Edward A. Westermark, The History of Human Marriage, 1891; B. Malinowski, 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A Sociological Study, 1913.

[7] No date, Probably in the eighties.

[8] B . Spencer and F. J. Gillen, The Native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1899; The Northern Tribes of central Australia, 1904; The Arunta, 1927.

[9] The League of the Iroquois, 1851.

[10] Ruth Benedict, "Anthropology and the Humanities",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8, p. 587.

[11] A. Radeliffe-Brown, The Andaman Islanders--A Study in Social Anthropology, 1922.

[1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22;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1929;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1935.

[13] Paul Radin, The Method and Theory of Ethnology, 1933, p. 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