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清朝最有钱的官职，肯定会有人马上想到是户部尚书、两江总督以及江南织造。

户部掌管全国的财政、国库，但只是负责调拨分配资金、对财政收支记账等，也即钱只是过账而已。

而且户部受万众瞩目，被盯得紧、看得死，户部尚书自然不敢犯侵吞国库这样的弥天大罪。

两江总督，总管江苏（含上海）、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这个地区位于江南富庶之地，是朝廷的“钱袋子”，财政收入任务指标重。

因而，两江总督可以享受奢靡的生活、私下搞点灰色收入，但是空间还是很有限。

还有江南织造，是清代在江宁(今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处设立的、专办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纺织品的织造局。

江南三织造受掌管宫廷事务的内务府直属管理。内务府总管大臣一般由皇亲贵戚担任，当然会严格看管这个“钱袋子”。

听起来江南三织造负责朝廷用品的采买供应，但是资金拨款毕竟有限，何况谁敢乱花皇室的钱？！

而且，江南三织造也有创收任务，要靠经营的织造作坊工厂创造产值。

例如《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家族世袭三代织造，后来因为创收能力不足、巨额亏空补不上，加之卷入雍正帝夺嫡权斗，而被抄家。

那么，清朝最有钱的官职是哪个呢？非河道总督莫属！

河道总督，是管理河务的最高长官。

听起来这是个干苦力活的清水衙门。其实掌控的资金巨大。

气候、水文变化莫测，难以掌控。例如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这就使得河道治理工程牵涉地域广、建设规模浩大。

而且河务纷繁复杂，持续性明显，需要长期性地投入巨资维持。

说的实际点，河务就是个销金窟、无底洞。

康熙帝在位后期，清朝国力渐盛，清廷每年的赋税收入也即财政收入约为一千三百万两白银。除了官员俸禄等常规支出项目之外，剩余的几百万两白银则归入国库。

而国防及征战、赈灾、河务等短期或临时突发性费用支出，就从剩存的国库收入中调用支出。

康熙在位前期，黄河水患严重。于是康熙帝把河务与漕运、平三藩列为国家三项要务，忍痛咬牙，每年耗资数百万元投入河务，铁腕治理河道。

电视连续剧《天下长河》里，对此已有充分表现。

到了晚清道光时期，漕运及河务的地位下降很多，加之鸦片战争之后的国势渐衰，但是每年支出的河防工程费用仍然巨大。

史料记载：

“道光年，东河、南河于年例岁修外，另案工程，东河率拨一百五十余万两，南河率拨二百七十余万两。逾十年则四千余万。六年，拨南河王营开埧及堰、盱大堤银，合为五百一十七万两。二十二年，南河扬工拨六百万两。二十三年，东河牟工拨五百十八万两，后又加。”

可见，在道光时期，只是对河道的养护修缮，每年支出就高达四、五百万两白银。

清朝时的文官俸禄，一品官员的年俸为银180两、禄米180斛，二品的年俸为银155两、禄米155斛。另有养廉银。

河道总督拿着一百多两银的年薪，每年支配花费几百万两白银。

这般潇洒地花钱，而且没有经济创收任务指标。这显然是户部尚书、两江总督、江南三织造无法比的，你说是不是肥缺中的肥缺？！

可支配的钱财多，而且不是自己辛苦赚的，就很容易滋生骄奢淫逸及贪腐。

清代官员、文学家袁枚在《续新齐谐》中记载了康熙年间的河道总督赵世显，与里河同知张灏斗富的故事。

有一次，张灏宴请赵世显，现场“树林上，张灯六千盏，高高下下，银河错落”。而且动用兵役三百人，专门点燃灯烛、剪除烛煤，场面壮观。

不久，赵世显回请张灏。现场加灯一万盏之多，“而点烛剪煤者，不过十余人”，张灏还担心人手应付不来。但到亮灯时，“则飒然有声，万盏齐明，并不剪煤，而通宵光焰”。

这般高贵豪华场景，让张灏大开眼界。

光绪时的近臣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记载：

“南河岁修经费，每年五六百万金，然实用之工程者，不及十分之一，其余悉以供官吏之挥霍。一时饮食衣服，车马玩好，莫不斗奇逞巧，其奢汰有帝王所不及者。”

此书中还详细记录了道光年间南河河道总督的宴席菜式，选料、烹饪和吃法，无不追求奢华极致，公款吃喝之风恣肆横行。

一席酒宴，常吃上三天三夜，“故河工宴客，往往酒阑人倦，各自引去，从未有终席者”。

漕运的职能，主要是负责调运粮食，沟通南北经济流通。明清时期，它的作用日益重要，堪称国家经济的命脉。

但是，河道的通畅，尤其是洪水灾害，严重阻碍着漕运正常运转。

由此，河务成为漕运的基础和前提。有“国之大事在漕，漕运之务在河”之说。

在明朝，漕运和河务是一体负责。到了清朝建国伊始，鉴于河务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就专门设置了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各司其职，相互配合。

由此，河道总督与漕运总督成为专业总督，与清朝其他行政总督并列，官阶为从一品或正二品。

例如清朝首任河道总督杨方兴，官衔为兵部尚书衔、加太子太保。

到了第二任的朱之锡，官衔升级为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资政大夫。

河道总督不仅掌管河务，而且拥有护卫河道及堤防的武装力量，还兼任都察院的副长官。因而是集行政、军事职能与行政监察于一体的特殊官职。

河道总督不受中央部院节制，而是直接向皇帝负责，可专折奏事。

由此可见，河道总督在清朝受重视之程度、地位之高。

当然，朝廷自然也会对河道总督进行监管、考核，但是不好管。

其一，河务的专业技术性较强，人才奇缺。

河务牵涉气象、水文、地理、工程技术等领域专业知识，而且需要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因而中国历史上的治水专家极少。

到了16世纪的明朝，潘季驯创造性地提出并运用了“束水攻沙”、“蓄清刷黄”、“避黄引淮”等技术措施，为治河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千古治黄第一人”，与大禹相提并论。

此后清朝的治水思路，都没跳出潘季驯的思想框架。

由此，清朝的河道总督是个时常缺人才的岗位，常有人“以病乞休，仍命供职”，甚至被特批戴罪留任。

如果皇帝实在无人可用时，就把之前担任过此职的大臣重新调用。例如清朝有十多人都曾两度出任河道总督，任道镕更是先后四次出任。

一般官员不懂河务，因而也就难以提出意见、反驳。

其二，河务是个系统性、基础性的工程，花钱环节多，但是不可能立竿见影、短期见效。

河务长期存在“糜费巨金，抑且大工难就”的现象，但只能忍耐地期待长远效应。

其三，河道总督位高权重，一般人惹不起。

河道总督贵为朝廷要员，兼任国家监察、弹劾机构都察院的副长官，而且建立了相对独立的河务内部管理体系。

因而，一般官员不便弹劾河道总督，弄不好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基于上述情况，河道总督可以理直气壮地大把花银子，别人只能羡慕嫉妒恨。

所谓树大招风，河道总督是一个高危官职。

其一，是朝廷监管、百官诟病的重要对象。

河务支出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很大比例，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河务往往见效慢，甚至“劳”而无功，这也就难免被百官诟病、御史弹劾。

例如《江苏省通志稿·大事志》第四十二卷清康熙（三）中记载：

“御史廖腾煃奏，原任河道总督董安国糜费岁修及各案大工帑金不下四五百万，于成龙任内又几及二三百万，河工无一案报竣。”

如果遇到皇帝猜疑、朝堂朋党之争，那么河道总督就容易遭受舆论压力，甚至成为众矢之的。电视连续剧《天下长河》里，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尤其是，如果河道总督自己不检点，奢侈、贪腐，就更容易被抓住把柄。

可以说，河道总督是清朝弹劾率最高的官职之一。其结果，轻则降级、解职、赔付，重则入狱。

清朝首任河道总督杨方兴，因“徇庇”而被降级留任，后来乞休致仕。

自他之后，这个官职就一直处于高危状态。

根据《清史稿·疆臣年表》记载的资料统计，从顺治元年至雍正七年85年间，共有河道总督21任、17人。

其中，杨方兴、杨茂勋、王光裕、靳辅、王新命、董纳、于成龙、张鹏翮等人，任职期间都不顺，因为各种原因，而受到降级、免职、赔付等处罚。

这个人数占了河道总督总人数的至少一半。

康熙朝晚期的河道总督张鹏翮，是个受牵连的典型例子。

张鹏翮离职时，推荐赵世显继任。可是赵世显在任期间治河不力，亏空欠账，被判罚赔付朝廷的河务支出。张鹏翮也受牵连，分赔银十万两。

雍正帝继位后，体恤张鹏翮是个清官而且年老，就免除了其中八万两。剩余二万两，到乾隆元年被免除。

张鹏翮的长孙张勤望在《通奉公行述》一文中记载了此事，也表述了张鹏翮给后代子孙带来的巨额债务压力和无尽的烦恼。

即使清朝治河功绩最大的河道总督靳辅，也难逃弹劾、获罪，仕途沉浮。电视连续剧《天下长河》里，就是以他为主角。

当然，皇帝往往会体恤河道总督的工作性质，处罚时会高举轻放。

例如王新命，因为监修误工、私吞河银，被判处斩监候。但后来被康熙帝赦免，逃过死罪，病卒于家。

雍正年间，将河道总督一分为三：江南河道总督、河东河道总督、直隶河道总督（又称北河河道总督），分别分段管理江南运河、山东河南黄运两河、直隶北河。

由此，担任河道总督的人更多，被弹劾、职务犯罪现象更多，这个职位的“高危”性也更加明显。

清朝河道总督的官职特点及仕途轨迹，反映了清朝的官制，也是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一个样板。

史料参考：《清圣祖实录》、《清史稿》、《江苏省通志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