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后，残留下的冤假错案如洪水般汹涌，等待被纠正。

中央果断决策，要为那些无辜者正名，还他们清白。

审查这些冤屈，恢复公道，这一决定无疑是合乎正义的。

然而，当时的中组部长郭玉峰却拒绝了这一决定。

掌控中央人事大权的他，明知冤屈仍不平反。

他曾担任中组部部长，拒绝平反冤假错案，64岁被开除党籍

拒绝平反冤假错案

郭玉峰，若按年岁论，已是个资深的革命老兵。

1938年，他投身八路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晋察冀三分区的二团指导员、营副政委，三分区政治部组织干事、定唐支队副政委，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身为晋察冀四纵队政治工作部门的骨干，历任二十八团政治处主任、二十九团政委、六十四军炮兵团政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玉峰继续在军队中担任师政委、军政委等重要职务，稳稳站稳了革命阵营中的一席之地。

他的政绩和能力，曾获得康生的高度评价，称他为解放军数十位军政委中“最优秀”的一位。

或许正因如此，他在后来被选派至中央组织部，并肩负起“支左”重任，随即掌管中组部大权。

中组部原本肩负着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责，却在郭玉峰的领导下，变得消极而抵触。

门难进、话难听、事难办，这里成了许多人心中的“官衙门”。

多少无辜的老干部，带着沉重的心情，带着对正义的渴望，奔波在这座高墙深院，屡屡被无情拒之门外。

1971年后，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的努力已经逐渐明确。

要解放老干部，给他们重新工作、发光的机会。

周总理倾尽心血，推动干部政策的落实，尤其是希望能够清除那些冤屈与错案。

1972年10月，康生宣布中央决策，调动军队干部，成立由郭玉峰负责的业务组，实际是一个“军代表”团，承担着中央交办的任务。

然而，郭玉峰并未按照指示办事，反而推诿、不办、不答复，致使上级的命令未能有效执行，基层的请求也始终没有回应。

直至1975年，小平同志接管了中央的日常工作，继续推进干部政策的落实，力图将一批被冤枉的干部重新解救出来。

然而，依旧没有摆脱郭玉峰的阻挠。

无论是意愿还是行动，这项工作的推进，始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干扰和制约。

1976年后的那个历史空档，曾经的革命干部却依旧未能摆脱困境。

舒同曾为中共山东省委的第一书记，经过十年动乱的洗礼，带着满腔冤屈，带着对自己名誉的渴望，决定到中组部上访，想要申诉那段被捏造的污名。

舒同希望得到公正，得到一份工作，重拾自尊。

谁知，等候他的却是郭玉峰那堵冷峻的墙。

当时掌握中组部大权的郭玉峰，毫不留情地让舒同被拒之门外。

曾经在战争岁月里生死与共的同志们，如今却成了彼此间不敢言语的陌路人。

舒同不敢贸然打扰那些曾是战友的老部下，便选择了在中组部的招持所暂住，静待消息。

郭玉峰听闻此事后，却下令将舒同的手提包丢出门外。

门外的工作人员冷冷地说道：“郭部长指示，您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

这仅仅是个开始。

与此同时，北京的中央机关中，仍有六千多名老干部被继续“挂着”。

夏衍、楚图南等国内外知名文化人，甚至像前驻捷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等老同志，都被统称为“社会糟粕”，没有人敢给予他们任何职务。

在外地的老干部们，不得不接受被“押解”到省市的安排，他们只得孤独地等待，寄希望于未来的平反和正义。

纷纷给中组部写信，急切要求“天大亮”。

但当他们中的某些人愤怒地问道：“人生能有几个十年？若再这样拖延下去，难道要我们带着冤屈，一直拖到坟墓里吗？”

对于这些，无人回应，郭玉峰充耳不闻，冷漠如旧。

与人民为敌

陈野苹、袁任远、张策、张志杰、杨士杰，这些曾在中组部、中监委任职的老同志，1976年后，境遇依旧未变。

政策落实？没有的事。工作安排？免谈。

他们中，有人还在扫院子，连办公楼的门槛都成了禁地。

扫帚挥了一年又一年，尊严却随日子一起，被踩进了泥土里。

人终究不是木偶。

为党的命运，为个人的尊严，这些老同志终于站了出来。

无法开会，他们便贴大字报。

大字报贴得密密麻麻，从西单商场一路铺到了大院。

纸上写得明白，中央组织部在郭玉峰的手中，成了“阎王殿”。

针插不进，水泼不进，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

党的优良传统，在此处似乎成了笑谈。

更有尖锐者，直斥郭玉峰：继续糟蹋党的干部，便是与人民为敌！

老同志们不再沉默，他们要求的，不过只是一个公道。

郭玉峰听说满院子的大字报，不免吃了一惊。

他急忙招呼那些还能听命的人：“快撕！赶紧撕！”撕得满院纸屑纷飞。

然而，撕了前面的，后面的又贴上来。

党支部书记杨士杰更是直接，把那些被撕的大字报一捆捆送到《人民日报》。

还有人，索性将这些声音送到了胡耀邦手中。

这场纸上的斗争，贴了撕，撕了贴，反复不止。

胡耀邦翻阅着那一篇篇厚重的大字报，眼光里似乎燃起了火焰。

他走来走去，步伐匆忙，连嘴里都在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这话未免有些愤懑，又有几分迫切。

他打了几个电话，急匆匆召来《人民日报》与中央党校的同志们。

他们挤进了他那不大的办公室，目光不定地相互交换，等待着下一步的指令。

胡耀邦皱了眉头，语气沉重：“看来，第一篇文章的炮火，打响了。但那只是第一炮。所有受冤屈的那些人，虽然在看到了希望，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困境，这路依旧崎岖。”

他顿了顿，下决心说道：“但丁曾在《神曲》里提到，‘如果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眼前这一关关的阻力，如山高水深，但他并不惧怕。

他继续沉思：“接下来的步伐，必须坚定。”

于是，胡耀邦与大家再次商议，确定了第二篇文章的主题，定名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

这一篇，必须明言：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领导和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显得犹豫不决，似乎在患得患失，能拖则拖，能推则推。

这样拖延下去，反而成了对工作的最大妨碍。

他语气愈加沉稳：“我们要挑明了，不能再让这种拖延继续蔓延下去。”

这篇文章，要敢于直指那些阻挠落实政策的“拦路虎”，同时，更要鼓励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声音，表达他们迫切的呼声。

发扬正义的舆论，逐步打破“极左”之风，让政策落实在每一个需要的人身上。

这注定不是一场轻松的斗争。

只是在心底，胡耀邦已然暗下决心，绝不退缩。

最终开除党籍

革命战争年代，干部踏进党的组织部门，便如同回到了自己的家。

那时的气氛，无疑是亲切而温暖的，每一位党员都能从组织里汲取力量，得到抚慰。

但是那些年，正是反党集团暗潮汹涌的时刻。

由于某些人的恶行，某些组织部门被彻底控制，千里之堤，一朝溃堤。

那些曾经纯净的作风与优良的传统，逐渐被庸俗的派系斗争与腐化所吞噬。

权力的游戏、利益的交换，将党的组织工作从一个温暖的“家”逐渐变为冷漠的机关，成了某些人政治算盘的“道场”。

那么，如何应对这种反常的局面？

如何让党内的优良传统重现光辉？答案或许只有一个：彻底批判，毫不妥协。

党，不能容忍这样的“毒瘤”，必须掀起一场自我净化的风暴，重新构建一个属于全体党员的“家”，一个清明的、温暖的“干部之家”。

这是每一位党员的责任，也是党组织的历史使命。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处，以通栏大标题发表了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

文章中明确指出，过去的种种迟疑与拖延，正是“权力的沼泽”，导致了党的组织工作与毛主席政策的背离。

这篇文章的发布背后，来自各地的众多来信，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洪流，指向了那些“挂名”的干部和被腐化的部门。

人民日报随之刊发的五封精选读者来信，犹如一道道警钟，鸣响了沉睡的良知。

接下来，《人民日报》连续报道了各地干部政策逐步落实的情况，这其中有不少地方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

那些通过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立场的干部，终于得到了组织的认可。

消息传开后，党员和群众的士气瞬间被激发，曾经的沉默变成了响亮的呼声。

但这一切并非轻松之事。

党内的改革，若没有从根本上剖析问题，难免重蹈覆辙。

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勇敢的人，才能揭示真相，推动改革。

党，必将用实际行动回应那一份份期望与呼唤，将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中组部的同志们，对郭玉峰的愤懑，愈发无法掩饰，斗争的声势愈加浩大。

老同志们的指责像暴风骤雨，迫得中组部再难伪装。

于是，《人民日报》主动整理起那些来自老同志的新大字报，汇成一篇题为《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的《情况汇编》。

这篇文章，不仅让郭玉峰的所作所为无所遁形，也将他那套阴暗的政治手段公之于众。

报社党委把这篇《汇编》亲自送给了叶剑英和负责中央宣传部的耿飚。

在叶剑英、邓小平和陈云等老一辈领导的果断干预下，1977年12月初，中央终于决定，调郭玉峰离开中组部。

老一辈同志们的提名和举荐下，胡耀邦接任了中组部的第一把手。

这一变动给中组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短短时间内焕发了往日的光彩。

1983年，郭玉峰已经64岁，被开除党籍，按转业处理。

可话说回来，他毕竟曾为革命事业作出过一定贡献。

因此，中央考虑到他曾经的表现，决定给他一些生活费，进行一定的照顾，算是给他一个体面的晚年。

参考资料：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_戴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