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雨48岁的时候升任副省长，成为“65后”副省长中的一颗新星，媒体纷纷报道。

短短7个月后，这位迅速崛起的官员却被查处。

作为安徽历史上第七位倒下的副省长，他的落马使得“副省长成高危职业”这一说法，在当地流传甚广。

不久后，关于他内幕交易、拉关系、搞攀附等丑闻相继曝光。

商海浮沉，官场权谋，3.5亿的非法所得，又一“股神”省长落马。

他48岁担任安徽副省长，故意隐瞒境外巨额存款，51岁被判刑20年

一切为了政绩

1989年，刚从安徽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周春雨，便走入了合肥市委办公厅，成为一名普通的秘书。

那时的他，年轻、谦和、内敛，低调且懂得如何保持分寸，凭借着斯文的气质和扎实的工作能力，很快赢得了上级的赏识。

周春雨从合肥市委办公厅起步，凭借六年的积累，迅速晋升为副处级秘书。

此后的十多年间，他积累了丰富的行政经验与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为他日后的飞跃铺平了道路。

2007年，周春雨调任马鞍山市副市长。仅仅一年，他便顺利转正，成为市长。

由副厅级晋升至正厅级，周春雨用7年时间完成了这一步伐。

2012年，周春雨被任命为蚌埠市委书记。

周春雨主政蚌埠后，他提出了要让蚌埠“重返全省第一方阵”的目标。

然而，在一次会议的间隙，当时的安徽省领导询问“第一方阵”的具体定义时，周春雨答道：“排进前五”，而那位领导则淡定地回应：“至少前三”。

这显然将周春雨的压力推向了顶点。

在当时，蚌埠的经济排名常年徘徊在全省第7至第9位之间，如何突破这一瓶颈，成为他亟需解决的问题。

面对产业经济的缓慢起色，周春雨转而关注短期内能够见效的城市建设。

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了他解决经济疲态的关键路径。

在许多地方官员眼中，拆迁、盖楼是快速展现政绩的最直接手段，而周春雨也不例外。

在蚌埠的街头，最能引人注目的便是那一栋栋高楼大厦的林立与吊车的轰鸣。

从2013到2017年，蚌埠市展开了大规模的棚户区改造，覆盖了整个市区。

棚户区的拆迁，集中安置区的建设，以及相关的幼儿园、学校和公共设施的完善，这座城市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系列的工程，虽在短期内改变了城市的面貌，但也让蚌埠的财政负担剧增。

城市建设的投资逐年攀升，从2011年的107亿元，到2013年突破200亿元大关，接下来几年的投资额一直维持在高位。

但令人担忧的是，在2013至2016年间，蚌埠的财政收入始终未能跟上城市建设的投资步伐。

至2016年底，蚌埠市的政府债务余额已接近安徽省规定的债务上限，261亿元的债务让这座城市的财政状况岌岌可危。

在这场“拆旧建新”的盛宴背后，蚌埠的未来是否能承受如此巨大的债务压力，当时许多人并不看好。

周春雨的政绩名片背后暴露出一连串深层次的问题。

大规模的棚改，表面上是城市现代化的步伐，实则让房价虚高、拆迁安置滞后，甚至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沃土。

随着蚌埠主城区的开发逐渐接近尾声，闲置土地几乎所剩无几，棚改安置房项目又因建设周期过长，导致城区楼盘常常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

这其中，征迁带来的巨大财富诱惑，不少人实现了“一夜暴富”的梦想。

而对于不少被拆迁居民而言，漫长的安置等待和补偿滞后，成了他们的苦难。

土地的腾挪，似乎只是为了给权力和资本留下一条便捷的通道。

当时，蚌埠市住建委质量检测中心等单位，长期存在违规操作，私设“小金库”，津贴补贴层出不穷。

拆迁与拆违的奖励项目更是多达十几种，每一项都藏匿着利益的链条。

蚌埠市住建系统问题频发，管理松散，官员班子腐败，构成了一种深层次的腐败结构。

工程项目的招标管理几乎处于失控状态——应招未招、明招暗定，甚至串标围标等现象屡见不鲜。

而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权力寻租、以权谋私的行为尤为严重。

所谓的“补偿款”成了某些人坐地生财的工具，编造虚假事由、虚报金额、违规操作等问题层出不穷，令人触目惊心。

这场急功近利的城市建设，背后藏着周春雨对政绩的渴望。

对于周春雨来说，成就快速的“蚌埠模式”似乎才是最重要的目标。

但他急功近利的政绩观，最终为这座城市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不正风气，祸害一方

当时周春雨的工作风格，几乎可以用“高效”与“决断”两个字来概括。

这种表面上的高效与决断，实际上却掩藏着更多的专断与权力过度集中。

在日常工作中，他习惯于用提高效率”借口，实行着“任性决策，大权独揽”的做法。

多数重大决策几乎由他一人拍板，议事协调机构充其量成了一个形式化的摆设，真正的决策权被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

这直接导致了“班子成员奉行明哲保身，党委集体领导被架空”的局面，集体决策的原则几乎被抛之脑后。

周春雨的干部任用，也充满了权力的游戏与私欲的操控。

在掌握了干部任用初始提名权之后，他开始精心编织自己的“小圈子”。

周春雨对待身边的亲信，总是“高看一眼”，极力拉拢，不仅为自己建立起了一张庞大的关系网，还通过提拔熟悉的干部，将他们安插在关键岗位。

某些部门“人才辈出”，甚至有个别干部三年内便连提两级。

对于那些能够为自己带来政绩的“厚爱一分”，阿谀奉承、言听计从者，则成为了他重要的“红人”，得以顺利晋升。

而在他提拔的干部中，赵明伟无疑是最典型的一个。

赵明伟，蚌埠市招标局、市公管局的“风头人物”，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能迅速崛起，全靠周春雨的“厚爱”。

赵明伟在担任招标局和公管局“一把手”期间，凡是周春雨关注的招标项目，他都会毫不犹豫地为其“开绿灯”。

项目的质量和价格问题，赵明伟从不过问，只求周春雨的“高看一眼”。

周春雨对他的态度，更是表现得尤为宠溺，“时常表扬，年年表彰”，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让赵明伟在蚌埠的政治版图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这种“厚爱”背后的代价，是整个城市行政体系的腐化和集体领导的瓦解。

在周春雨的领导下，权力高度集中，干部的提拔任用早已不是凭才干与业绩，而是靠关系、靠忠诚、靠是否能为其提供政绩。

这种不正之风，也最终影响到了大把官员。

标题3

2016年9月，周春雨被任命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这无疑是他仕途上的最高峰。

结果仅仅7个月后，周春雨便因腐败问题“落马”。

在他被查之前的最后一天，仍旧活跃在公众活动中，对即将到来的结局全然不知，依旧是那副自信从容的模样。

对比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他的最后时光显得如此轻描淡写、没有预兆。

周春雨的“落马”远不止是一次简单的权力倒塌，还牵涉到证券资本市场的内幕交易。

在他主政蚌埠时期，周春雨与当时的副省长陈树隆有着密切的合作，尤其在城市改造项目中，两人常常一同亮相于各类场合。

两人最终的落马，均与内幕交易有关，他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共同参与了资本市场的非法操作。

陈树隆在2009年至2015年期间，作为相关股票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敏感期内大量买入该股票，累计交易金额达12.12亿元人民币，非法获利达1.37亿元。

他还泄露了内幕信息，导致他人也趁机获利。

而周春雨在内幕信息尚未公开之前，便早早地买入了相关股票，且情节特别严重。

他们的的内幕交易，牵扯到芜湖一家公司，背后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资本游戏。

陈树隆在任芜湖市委书记时，利用与这家公司深厚的关系，通过获取内部信息获利，并毫不犹豫地将这些机密传递给周春雨。

此公司，原为提供油箱配套的安徽企业，却突然与一家网页游戏公司合并上市。

从2009年起，这家公司开始筹备上市，然而审批之路艰难曲折。

2010年秋，陈树隆趁公事之机带上公司高层，前往北京寻求突破。

于是2011年证监会批准了这家主营汽车塑料燃油箱的公司的上市。

仅三年后，这家公司便成为空壳企业。

5.5亿募集资金，到2013年末，效益却仅为352万，而高管薪酬总额已达562.56万。

2013年下半年，公司开始谋划收购上海某网络游戏公司，启动资产重组。

其收购方案，表面上看是一场“借壳”操作，上海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值达到芜湖公司2012年资产总额的两倍多，重组后的股东结构更是让人惊愕。

2014年3月，证监会否决了这项重组方案。

然而，靠着左右打点关系，经过几个月的博弈，最终重组方案在2014年11月获得批准。

2014年底至2015年初，芜湖公司完成了对上海公司的股权收购，金额接近50亿元。

芜湖公司规避了证监会的借壳审查，而公司股价也在这一波资本操作中大幅飙升。

至2015年5月，股价甚至连拉八个涨停板，突破126元大关。

对于资本方而言，这场操作可谓“双赢”。

上海公司迅速为上市公司注入营收，股价暴涨推动了公司市值的剧烈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公司的高管纷纷进入中国富豪榜。

随着股价走高，一家基金迅速在高位减持，成功套现，赚得盆满钵满。

巧妙操盘的陈树隆前秘书，也参与其中。

在安徽省资本市场中，他游刃有余，借助陈树隆的支持，推动了多项交易，而作为陈树隆的亲密盟友，周春雨也未能幸免，最终“落马”。

随着一系列资本操作的逐步曝光，芜湖公司高层的减持行为也浮出水面，最终触发了监管部门的调查。

孙平、陈树隆以及周春雨这些“幕后操盘手”，携带着各种股市交易的秘密，最终因涉嫌内幕交易纷纷落入法网。

2019年2月22日，周春雨终于面对了自己应得的法律制裁。

受贿、隐瞒境外存款、滥用职权、内幕交易四项罪名，合成了一张铁证如山的罪行大网，将他拉入了深渊。

最终，法院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罚款三亿六千一百万元。

所有通过受贿和内幕交易所获得的非法财物，将全部追回并上缴国库。

此时，周春雨已五十一岁，他的下半生，注定将在铁窗内度过。

在监狱的冷墙里，他将无力再去操控那些曾经为自己谋利的资本市场，也无法再用权力来笼络那些曾向他投鼠忌器的企业大佬。

参考资料：安徽落马副省长与安徽“高层炒股圈”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