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史近期查阅史料时有所感触，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从二品的布政使若升职，通常会升任何种岗位；二是清代官制里为何明确规定，本省布政使不得担任本省巡抚。
【先来说布政使晋升的问题】
布政使身为省级高官，其升迁调动的决定权紧握在皇帝手中，吏部在这方面几乎没什么发言权。依照惯例，各省布政使的调动名单先由军机处提出，只有在获得皇帝批准之后，他们才能进行岗位调整。
在清代官制里，针对各级文武官员的晋升有明确规定，晋升路径清晰可依。比如知县有机会升为知州，知州再往上升能任知府，知府接着可晋升道员，如此层层递进。
各省布政使若因政绩卓越而得到晋升机会，其可选择的岗位较为有限。主要有正三品的太常寺卿，从三品的光禄寺卿、太仆寺卿，还有各省巡抚这四个符合晋升条件的职务。
清代，身为从二品大员的布政使，却出现晋升为正三品、从三品京官的情况，这乍一看似乎不合常理。但其实在当时，这种现象极为普遍。
明清那会，从名义上讲，京官地位比地方官高。像太常寺卿、光禄寺卿、太仆寺卿这些，虽说只是三品官，可他们还有个超厉害的身份，叫京堂。
京堂在各衙门里可是头把交椅。干这差事，仕途前景颇为不错。若能更进一步，极有机会成为六部的副长官，当上左右侍郎；要是运气爆棚，弄个尚书当当，甚至进入内阁做宰相也不是没可能。
布政使起初并非一省的最高行政长官，在行政方面缺乏独立性，需受督抚管控。正因如此，人们通常仅把各省布政使称作一省的“首领官”。
当然，布政使能晋升为巡抚那是再好不过。不过在道光以前，汉布政使想升任巡抚基本没什么机会。大约从乾隆朝起就有个不成文规矩，全国大部分督抚职位都由旗人占据，目的就是限制汉官集团的势力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看，要是布政使是旗人，那他升任巡抚的可能性会大幅提升。这种重满族、轻汉族官员任用的基本状况，一直持续到咸丰朝之后才慢慢发生改变。
【再来说布政使例不升本省巡抚】
从当下视角审视，这项规定好像不太合理。实际上，那些从本省提拔起来的官员，因为对当地状况更为熟知，在开展各项工作时反而能更为得心应手。
清代皇帝哪能不明白这般浅显的道理。不过，封建专制时代和现代社会差异显著，若让本省布政使去担任本省巡抚，会产生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很可能会产生一种难以掌控的局面，就像尾巴过大难以摆动一样，在实际运作中容易陷入尾大不掉、难以有效管控的状况。
在一个省里，实际操办行政事务的是布政使。总督和巡抚把控大局，主要负责签字盖章，通常不过问具体的省内民政。各府、州、县的长官汇报工作，多数时候是去布政使衙门，只有遇到重大情况，才会向督抚禀报。
要是布政使升任本省巡抚，其原来的关系圈子还在，新上任的布政使开展工作会困难重重。各府、州、县的领导会习惯性越过新布政使，直接向巡抚汇报，新布政使极易被架空，最终导致巡抚大权独揽。
向上看，布政使若升任本省巡抚，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总督权力。巡抚根基深厚，极易形成官僚利益集团。若督抚关系和睦还好，一旦关系不融洽，局面就难以把控，这与以大制小的基本准则相悖。
其次，存在部分隐匿的问题，它们并不容易被察觉。这类问题往往潜藏在表象之下，难以通过常规的观察或检查发现，需要更为细致深入的排查工作才能将其找出。
布政使负责掌管一省的钱粮赋税事务，其在任职期间或许已存在亏空钱财、挪用公款、贪污腐败等状况。不过通常情况下，这些问题在其任职阶段往往不会被发现、暴露出来。
诸多事实显示，清代不少地方高级官员在卸任离开岗位后，其各种各样的问题才被逐一查出来。这种状况与当下的情形颇为相似，官员问题在离任后暴露的情况古今皆有。
布政使若升任本省巡抚，即便新布政使到岗，在开展工作交接、盘查藩库账目时，由于忌惮上级权威，很难做到客观公正。如此一来，原本存在的各类问题便会继续被捂着盖着。
要是本省布政使调到外省当巡抚，就不会有这种状况。好比原江苏布政使升任山东巡抚，新上任的江苏布政使在交接钱粮时，不会过度袒护。虽说官场里多少讲点同僚情义，但在原则问题上，想来不会轻易妥协。
《大清会典》及国家法律条例规定，本省布政使不能将本省巡抚列入名单，且此规基本得以严格落实。然而，清朝皇权高度集中，皇帝有时会亲自打破国家既有的各类体制。
实际上，本省布政使升任本省巡抚的例子并不少见。像雍正年间，田文镜从河南布政使升任为河南巡抚；同治时候，丁宝桢由山东布政使晋升为山东巡抚，此类情况还有很多。
在研究清代各类典章制度时，需以辩证视角看待问题。世上没有绝对固定的规定，只能说多数情形下是如此，没必要在一些细节上死磕、钻牛角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