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哀帝在位期间曾经自己改过国号，但后来又改了回来

汉哀帝刘欣统治时期，立国200余年的汉朝，遭遇严重的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此一重大危机的关键人物，正是以“雄才大略”著称的汉武帝刘彻。

汉武帝在位54年间，凭借着祖父汉文帝、父亲汉景帝两代人留下的丰厚“家底”大展宏图：对外，北击匈奴，南灭百越，东并卫满，西通西域、西南夷，使汉朝的版图得到极大地扩充；对内，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势力，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实行盐铁官营、币制改革，都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由于汉武帝取得的成就非凡，因而被后世称为“千古一帝”。

但是，在汉武帝一系列“丰功伟绩”的背后，则是累累白骨、赤地千里的惨重代价。按照正史的记载，历次对外战争、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汉武帝对民间敲骨吸髓式的压榨，到他统治的晚年，帝国人口数减半，许多地方更是十室九空。在唐代史学家司马贞看来，汉武帝的作为已跟秦始皇没有区别，“疲秏中土，事彼边兵。日不暇给，人无聊生。俯观嬴政，几欲齐衡。”而他之所以能免于沦为亡国之君，纯属幸运而已。

对于汉武帝的作为，一向以“替苍生立命”的儒生们颇有微词，但由于这位暴君残忍好杀、拒谏饰非，因而没有人敢于公开站出来批逆龙鳞。直到汉武帝驾崩后，紧张的政治空气有所缓解，儒生们才利用朝廷公开向天下征求意见的机会，开始大力抨击汉武帝穷兵黩武、戕害生民的政策，进而对汉朝统治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第一个公开质疑汉朝统治合法性的儒生，是大儒董仲舒的弟子睦孟。据史料记载，汉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帝国境内发生一系列灾异现象，时任符节令的睦孟乘机以谶纬之说劝告朝廷，声称刘家气数已尽，皇帝应该把帝位让与贤人。虽然睦孟的奏疏给自己召来杀身之祸，但儒生们对帝国合法性的质疑声却并未就此消失，而是大有蔓延开来的势头。

刘病已

汉昭帝驾崩后，执掌朝政的大将军霍光拥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但仅过了27天时间，便以“荒淫无行，失帝王礼宜，乱汉制度”的罪名将其废黜，改而拥立汉昭帝的侄孙刘病已为帝，是为汉宣帝。汉宣帝即位后效仿汉武帝的执政风格，因此激起更多的儒生加入到批评朝廷、质疑刘家合法性的行列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大儒夏侯胜、盖宽饶、谷永等人。

汉宣帝执政后重拾“武帝路线”，由此激起更多的儒生加入到批评朝廷、质疑刘家合法性的行列中，其中最著名的，有大儒夏侯胜、盖宽饶、谷永等人。这些人纷纷上书朝廷，警告皇帝不可“忤逆天意，倒行逆施”，否则天意会抛弃汉室，另择有德之君。虽然宣帝拼命地压制这些“悖逆”的言论，但质疑汉朝统治合法性的声音却变得愈发强烈，终于大到连皇帝都产生怀疑的程度。

夏侯胜等人属于御用儒生，他们的批评意见已经足够尖锐，至于体制外的质疑、反对声音，则更加激烈和露骨。比如，齐地方士甘忠可创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12卷，披着黄老之术的外衣，声称汉家气数已尽，天帝派真人赤精子传授给他法术，并让他取代汉朝以统治天下。“初，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容丘丁广世、东郡郭昌等，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下狱治服，未断病死。贺良等坐挟学忠可书以不敬论，后贺良等复私以相教。”虽然甘忠可终因“罔上惑众”罪被处死，但他的这套说辞却在民间广为传播，甚至在政界拥有大批信徒。

等到汉哀帝即位后，由于土地兼并、贫富悬殊现象愈演愈烈，加之朝廷对民间的苛剥日甚，使得百姓的生活难以为继，民心思变的现象越发明显。按照谏大夫鲍宣的说法，当时的情形是“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在这种情形下，质疑帝国合法性的声音再度席卷而来，而且其力度要远超从前。

当体制内外质疑汉朝统治合法性的声音汇集成一股强劲的潮流时，汉哀帝的身体也是每况日下，等到他统治的晚期，皇帝终于失去继续执政的自信心。此时，甘忠可的信徒黄门待诏夏贺良、司隶校尉解光、长安令郭昌及宠臣李寻等人向汉哀帝建议，既然汉朝的国运已经衰落，那么皇帝应当通过改变国号、年号的方式再度接受“天命”， 唯此才可以延年益寿、平息国家的灾祸。

刘欣

哀帝“病急乱投医”，竟然就真的听信夏贺良、解光等人的建议，“数召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并于建平二年（前5年）颁布诏书，宣布自己不再称汉朝皇帝，而是“陈圣刘太平皇帝”，并且更改年号为“太初”，以示改元更始，再续天命，史称“再受命”。简言之，汉哀帝为解决统治合法性危机，在避免将皇位让与外姓的前提下，通过“自我革命”的方式，将汉朝改名为“陈圣刘太平”帝国。

然而，“再受命”后一个多月，汉哀帝的病情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呈日益加重之势。在这种情况下，夏贺良提出撤换丞相和御史大夫，让解光、李寻辅政的建议，但遭到大臣们的反对。此时，汉哀帝已经有所醒悟，认为自行宣布刘家气数已尽，无异于“政治自杀”。在这种情况下，哀帝宣布废除先前的诏书，并以“反道惑众”、“倾覆国家，诬罔主上”的罪名，将夏贺良等人处死。“哀帝初立，司隶校尉解光亦以明经通灾异得幸，白贺良等所挟忠可书。事下奉车都尉刘歆，歆以为不合《五经》，不可施行。而李寻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狱，歆安肯通此道？’时，郭昌为长安令，劝寻宜助贺良等。寻遂白贺良等皆待诏黄门，数诏见，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成帝不应天命，故绝嗣。今陛下久疾，变异屡数，天所以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号，乃得延年益寿，皇子生，灾异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将出，灾火且起，涤荡民人。”哀帝久寝疾，几其有益，遂从贺良等议。于是诏制丞相御史：‘盖闻《尚书》“五曰考终命”，言大运一终，更纪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历定纪，数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继太祖，承皇天，总百僚，子元元，未有应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灾变数降，日月失度，星辰错谬，高下贸易，大异连仍，盗贼并起。朕甚俱焉，战战兢兢，唯恐陵夷。惟汉兴至今二百载，历纪开元，皇天降非材之右，汉国再获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与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年，号曰陈圣刘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后月余，上疾自若。贺良等复欲妄变政事，大臣争以为不可许。贺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寻辅政。上以其言亡验，遂下贺良等吏，而下诏曰：‘朕获保宗庙，为政不德，变异屡仍，恐惧战栗，未知所繇。待诏贺良等建言改元易号，增益漏刻，可以永安国家。朕信道不笃，过听其言，几为百姓获福。卒无嘉应，久旱为灾。以问贺良等，对当复改制度，皆背经谊，违圣制，不合时宜。夫过而不改，是为过矣。六月甲子诏书，非赦令，它皆蠲除之。贺良等反道惑众，奸态当穷竟。’皆下狱，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莫如与御史中丞、廷尉杂治，当贺良等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贺良等皆伏诛。寻及解光减死一等，徙敦煌郡。”

然而汉哀帝的补救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挽救帝国，刘家气数已尽的观点已成为读书人的共识，而这种共识被以儒生出身的权臣王莽所利用，成为他数年后篡汉建新的理论基础，及新的合法性来源。从这点来分析，汉哀帝的“再受命”举动，不啻于提前给汉朝挖好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