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生，都说命运无常，有些结缘于微末，有些落尽了繁华。可你永远无法预料，当年的那个遗憾，会在多年后以怎样的方式重逢。
我是陈建军，今年53岁，在县城开了家五金店。说起我的这家店，可是有段故事。每天早上6点，我都会准时打开店门，摆好各式各样的工具、螺丝钉、铁丝网。这些年来，县城的工地上用的建材，有一大半都是从我店里进的货。
1988年的时候，我还在县一中读初三。那时候正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进小县城的年代。县城虽然不大，可也有了第一家国营饭店，还开了家叫”时代”的录像厅。每到周末，我们这些半大小子都爱往那儿钻。
班上有个叫李国强的同学，个子不高，却生了双特别有神的眼睛。他家在城郊的菜园子里，家里就靠种菜卖菜过日子。可这小子争气，每次考试都能考第一。
说来也巧，县城首富周老板的女儿周玉莲，就坐在李国强前面。周玉莲长得标致，梳着两条油亮的大辫子，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像极了香港电影里的女明星。那时候班上的男生都偷偷喜欢她，可没人敢说。
李国强却不一样。他每天放学都主动给周玉莲补习功课。一来二去，两个人竟然好上了。周玉莲的书包里总会装着从她家小卖部带来的旺仔牛奶和大白兔奶糖，课间总偷偷塞给李国强。
那时候的恋爱，就是这么单纯。一颗糖，一个眼神，就够甜蜜很久。可谁知道，这份甜蜜的背后，却埋下了一个足足25年的故事。
1998年春天，李国强终于向周玉莲求婚了。那时候他在县城机械厂当技术员，每月工资280块。周玉莲在她爸开的百货商店当营业员，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可周老板知道这事后，直接把周玉莲叫回了家。“要结婚可以，但得拿出15万彩礼。”这个数字在当时简直像一座山，压得李国强喘不过气来。
那时候县城一套70平米的房子也就8万块，15万的彩礼，怎么想都不像是真的。李国强跑遍了所有认识的人，东拼西凑，只凑了3万。
我记得那天特别清楚。李国强拿着那3万块钱去了周家，不到半小时就回来了。他的衣服全湿透了，也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建军，周叔说我这辈子都配不上玉莲。”
接下来的日子，周玉莲被关在家里，连个电话都打不出来。一个月后，她就被父亲安排嫁给了邻县开运输公司的老板儿子。
李国强像变了个人似的，整天魂不守舍。终于在那年夏天，他辞了工作，说要南下打工。临走那天，他来找我，从口袋里掏出5000块钱。
“建军，这是我最后的积蓄。你帮我存着，等我东山再起了来取。”说完，他就提着个旧帆布包走了，连个联系方式都没留下。
这一走，就是十年。
我的五金店开得红红火火，大家都说陈建军是个实在人，讲信用。李国强那5000块钱，我一直放在保险柜最底层，连碰都没碰过。
2008年金融危机来得措手不及。工地停工，企业倒闭，我的五金店也差点撑不住。就在我准备动用李国强那笔钱的时候，周玉莲来了。
她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青春靓丽的姑娘，眼角多了些皱纹，但还是很漂亮。她说她一直在打听李国强的消息，问我知不知道他在哪。
我摇摇头，把那5000块钱的事告诉了她。她听完，眼泪就下来了。原来这些年她过得并不好，她嫁的那个老板儿子吃喝嫖赌，早就把家产败光了。
“当年我给国强写了信的，可是被我爸截获了。”周玉莲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封泛黄的信。“这是那封信的底稿，我一直留着。”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我的生意慢慢好转，也有了自己的库房。李国强那5000块钱，依然安静地躺在保险柜里，仿佛在等待什么。
2023年的夏天特别热。那天下午，一辆白色保时捷停在了我店门口。从车上下来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要不是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有神，我差点认不出这就是李国强。
“建军，我要跟你借5000块钱。”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愣了一下，随后明白过来，赶紧去保险柜拿出那叠老钱。“这是你的钱，一直在这放着。”
他摆摆手：“不，我是说，我要重新找你借5000。这些年，我在深圳创办了科技公司，现在身价上亿。但我今天来，就是要重新借这5000块。”
“玉莲离婚了。”他继续说，“我知道。这25年，我一直在关注她的消息。”
那天下午，我陪李国强去见了周玉莲。25年过去，周老板的百货商店早就不在了，周玉莲在县城开了家小小的美容院。
李国强掏出那5000块钱，放在周玉莲面前：“25年前，我存了5000块在建军那里。今天我要重新借5000块，就是想告诉你，这25年，我的心一直停在当初。”
周玉莲颤抖着手拿出那封泛黄的信：“这些年，我也一直没变。”
看着他们相视而笑的样子，我突然明白，有些等待，值得25年。有些感情，跨越时光，依然纯粹如初。
那辆保时捷停在街边，可李国强和周玉莲，却手牵着手去吃了当年常去的那家面馆。他们说，要把25年前没吃完的那碗面，重新吃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