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维振/文
大别山之行 “九·一八”事变和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代人受过成了众矢之的，被迫下野出洋。一九三三年底，蒋介石“剿共”失败，内部分裂，搞得蒋介石手忙脚乱，急召张学良回国率师助剿。张回国后很快被委任为豫、鄂、皖“剿总”副司令，驻节武昌。 东北军在鄂东同红二十五军很快就接上了火，但东北军连连失利，吃亏不小。张学良对此十分震惊，他开始意识到红军不是那么简单，可能有很难对付的一套。他便责成总部机要人员，搜集关于共产党的理论、政策、言论、人名和用语等。如马、恩、列、斯是些什么人?红军游击战的诀窍是什么?红军怎样开会，士兵怎样吃饭睡觉，怎样为民众干活，等等，他都很有兴趣了解。在他的指导下，把当时能搜集到的有关红军的资料，汇编成一本叫作《匪情辞通》的书，印发部队，而且要求我们副官带头学好这本书。虽说这本书是为“剿共”而编的，但张学良却通过它了解了一些共产党、红军的革命道理。他经常利用《匪情辞通》默默地钻研琢磨共产党的书刊。不仅仅如此，他还准备到大别山苏区实际考察一下。当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剿共”，但不能不说他还抱有另外一些打算。 一九三四年六月间，张学良同安徽省主席刘镇华结伴，从武昌出发去大别山考察。经过湖北麻城时，当地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和文化、事业单位的代表，前往郊区十多里恭迎，我们的车队鱼贯而过，他们却未发现张学良的车子。据我事后得知，那天欢迎的人们因未得到张副司令的握见，开始感到失望懊丧；当得知第一辆车子里穿戴士兵服装的司机就是张学良时，无不钦佩感慨，认为张学良将军的作风真是不一般。但他们哪里知道，这也是一种安全措施，怕人多杂乱，防备万一。 车子到了大山脚，路已经很不好走，我们弃车徒步走小路。此时正值盛夏，炎热异常，我们这些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走得汗流浃背。坐在滑杆上的刘镇华，也感到闷热难耐，烦躁不安。这时的张学良又是一副打扮，他头戴乳白色的太阳帽，帽沿下架着一副茶色眼镜，手柱文明棍，上身穿件淡灰色短袖衬衣，下身穿条军短裤，一双白色皮凉鞋罩在脚上。由于他坚持步行，陪同他的六十七军副官长宋学礼，也只好下滑杆一同步行，跋涉在山林之中。 刚走过几座小山，就见到这里的几处村庄已是一片灰烬，还飘散着丝丝青烟，有些被烧焦的屋架还跳动着火苗。见此情景，大家都默默无声，继续沿着崎岖的山路走过两座陡山后，在一条小溪边见到了一群老乡，男女老幼有五六十人。他们衣着破烂不堪，蓬头垢面，一见到我们就惊恐地想逃去，被卫队营的几个士兵赶了回来。经询问，他们就是刚才见列被火烧了的那个叫梨园寨村子的老百姓。据他们说，由于他们无力量按队伍规定的时间搬迁，今天早晨来了一队兵，见到房屋还未拆除，大骂他们图谋通“共匪”，为红军保留据点，一把火就烧了他们的村庄。张学良闻此，知是自己部队干的，便好言劝慰几句，让宋学礼派人收容他们下山去，由总部拿出点钱分给他们到别处去安家。 我们再往深山去，一个人影也未见到，但在沿途的有些崖壁上、大树上、巨石上，贴着一些书本般大小的用很粗糙的纸写的标语，内容诸如：“欢迎张学良登门拜访”，“欢迎运输大队长再来送枪”、“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团结起来，抗日救亡”，等等。张学良看了苦笑一下，让人小心揭下，说是带回去仔细研究研究。 到大别山的第二天，我们开始登飞机山，这里山高路陡，地势险要，林木遮天。张学良在一处泉水边的茅草中，发现了一种矿苗，他给我们在场的人介绍了这种矿的价值。但接着他沉思良久，感慨地说，你打来，我打去，这些矿藏白白的在这里睡觉，什么时候才能开发呢!殊不知，我们当时都在为蒋介石效力打内战，把一个日本侵略者打进来了，还以为自己在忧国忧民! 这天晚上，我们在金家寨下榻，在这里发生一件小小的趣事。吃过晚饭，张学良等人正在闲聊，秘书呈送捉住惯匪“张学良”批件一份，请张副司令批示。事出巧合，名姓皆同，我们几个看见批件的人感到太奇巧了，一时都木呆地望着张学良，只见他拿起笔，在惯匪“张学良”的“良”字旁加了一“犭”，变为“张学狼”，遂红笔勾示，即按惯例枪决。此事张学良果断迅速，毫不犹豫，办得干净利索，使我们无不钦佩。 我们随张来到安徽六安，这里早已预备了汽车等候张副司令和刘镇华主席等，从这里乘车直往河南潢川。潢川是王以哲将军驻防地域，王将军大设酒宴为张、刘洗尘。张见席上摆满美味佳肴，很不高兴，坚决令其撤下。王以哲尴尬地只好从命，随后按规定伙食标准换上便饭就餐。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因为在我过去见到过的场面中，虽有人也提出太铺张了，但只是说说而已，绝没有把好酒菜撤下换上便饭的。可见，张学良此行思想已在变化，他在模仿共产党和红军的生活作风，试图从中悟出些真谛来。见张如此，从此以后我们副官们也特别谨慎起来了。 饭后稍事休息，我们便随张乘车返回武昌了。张学良对此行感触颇多，从他以后的言谈中，我看出他开始对蒋介石把他的堂堂正正的东北军安排来“剿共”心怀怨气。他认为大别山是一个非常穷僻的地方，红军在那里不会对党国安全产生直接危害；而日本侵略者早已侵占了我东北，现在又频繁在华北活动，图谋更多的权益。他想不通，山河破碎蒋介石不管，对小小的苏区反倒连连围攻。他时常为此而苦闷怨恨。从那天以后他开始自觉地留心救亡之道了。果然，两年半后，他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临 潼 兵 谏 十二日凌晨五点多钟，孙铭九率队冲到华清池月洞门与哨兵接上了火，班长王德胜开枪击倒了一名哨兵。枪声惊醒了内院，内院蒋介石的卫兵们立即开枪抵抗，一时枪声大作，并掺杂着手榴弹爆炸声。西安杨公馆内，大家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我们终于把天捅破了，以后将是一个新的局面；紧张的是不知能否顺利地捉住蒋介石！ 是啊！这是最让人紧张担心的事情。按说捉住蒋介石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不成什么问题，但什么事情都有万一呀。向蒋介石这个最高统治者动手，无异于摸老虎屁股。因此在行动之前，参与的人几乎都作了最坏的打算。张学良将军在向孙铭九最后下达命令时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我死，说不定。”孙铭九在行动之前回到家与妻子话别，并留下了简单的遗嘱；王协一也抱一死的念头回家看望了妻子孩子，临走时不忍让妻子担心，只说道：“我今晚有事，不回来了。” 此时，杨公馆内出现了短时间的沉默，张杨二人守在电话机旁，大家的目光又盯在他们二人身上。当时在场的其他人有邓宝珊、马占山、李兴中、何柱国等，还有我、王庆山、刘灵侠、田铁梅、赵桂忱、刘云清、邢宝金、马春兴、陈玉和夏宝珠等侍卫副官。约模四十分钟之后，临潼方面的枪声渐渐稀疏直至停了下来。 这时，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张学良将军一把抓过电话，电话是刘多荃、白凤翔打来的，他们报告了一个使人大吃一惊的消息：“华清池卫队武装已解除，四处寻遍，不见了蒋介石！”我看到张学良脸色唰地变了，他急切地追问：“车辆是否短少？”对方没有了回声。刘多荃马上查问了车辆情况，不一会儿，临潼方面回答道：“汽车短少了两辆！”这一消息使在场的人如雷轰顶，张学良惊得瞪大了眼睛。我们真感到天塌地陷了，心情立刻紧张了起来。只见张学良命令刘、白两人：“组织人员加紧搜山，捉住老蒋有重赏。”接着他一边急速踱步，一边自言自语地连声说：“走了？走了不得了！走了可说不清……。”他对身边的杨虎城说：“虎城兄，委员长果真走掉，这事情我全部承担。你可以提着我的头去南京请罪。本来是为了停止内战，发动抗日，千万不能因此而引起更大的内战。”声语至诚，使杨虎城和在场的人无不感动。 我想，果真蒋介石走掉了，那就是有人事先泄露秘密，蒋肯定是坐汽车自临潼经渭南向洛阳去了。渭南是西安到洛阳的必经之路，而洛阳又被蒋系武装祝绍周、刘海波等部所控制，蒋一旦到了洛阳，如同放虎归山，我们大家倒霉丧命不说，张、杨将军逼蒋抗日的目的会化为泡影。 张学良将军毕竟是几十万大军之统帅，这时他镇定了许多，略加思索后走到我面前，抓着我的衣服说：“赵登山，你过来。”接着又转头对杨虎城将军说：“虎城兄，你派十五个卫士，一个人带队，坐我的车，听我们赵副官指挥。”瞬间，十四个卫士到齐，带队的是杨虎城的卫队长白志俊。随后张学良将军对我正式下命令道：“赵副官，你带这些人坐咱们的车去追蒋委员长，不管有多少人保护他，一旦发现不准后退一步，能抓活的就抓活的，但决不能让他跑掉，务必拿来见我。”张顿了一下又补充说：“抓回来后，我给你们组建一个师，你当师长，奖给你们两万块钱。”对我来说，在当时这当然只是一句鼓励的话，成败难保，生死未卜，岂敢想这些，只求拼掉脑袋也要把蒋捉住。随之，我和白志俊及十四名卫士，共十六人分乘四辆小车急驶临潼。我们先奔华清池，华清池和骊山一片寂静，漫山遍野都是我们的人在搜山。我们在临潼未见捉到蒋介石，没有片刻耽误，立即又向渭南方向追去。 后来还是在骊山山腰捉到了蒋介石，我们才如释重负，从渭南返回。
南 京 之 别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将军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以示抗日诚意。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张学良、蒋介石等及我们随从人员乘座“波音”、“茶克”两架飞机到达南京机场。在南京下了飞机后，张学良、宋子文与我们这些副官随从等人乘车径直开往鸡鸣寺北极阁山宋子文公馆，并在那里住了下来。 十二月三十一日，宋子文、戴笠等国民党要人突然来北极阁拜会张学良将军，他们在楼上谈了不大一会，电铃长长地响了一下。我们与张学良将军有联系信号，即短铃两下是副司令要出动，长铃一下与我们无关，当时长铃很异常，正在我们犹豫之际，张学良将军已被他们带上汽车，我们无车相追，只得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三辆汽车远去，副官中只有刘灵侠跟去了。 我们随行人员和司机两人，就在宋子文公馆等待。七名随行人员是我、王庆山、刘灵侠、夏宝珠、刘云清、张庭艳和陈玉，两名司机是潭颜斌和董拜瑞。 不多时，宋子文打来电话，告诉我们张学良将军刚才突然坐车出动的原因，他说：“现在我们在军事法庭，为了伸张正义、扩大国际影响，今天给了张副司令刑法处分，不过我敢担保，这只是形式问题，五天后张副司令和你们就可以回西安。望你们安心住在我的公馆哪儿也别去。” 我们听到这一消息后，心里感到很烦乱，哪里还能安下心来，因为我们的命运和张学良将军的命是连在一起的啊！ 就在这时，门外进来一个宪兵少校，他对我们说：“张副司令虽然受了处分，预料短期内即可恢复自由。你们住在这里带着武器不合适，也没有必要，请把枪支弹药交给我，我暂替你们保管，等张副司令回来便原物归还。”我向门外一看，见那里围着十几个便衣特务。事情明摆着，抵抗已无济于事了，就这样我们被解除了武装。 一会儿，宋子文回来了。他找我们谈话，内容和刚才电话里说的基本相同，还说：“你们不要怕，委员长已申请特赦副司令，张副司令七号返回西安，那里准备开欢迎大会。”说着还扬了扬手中的一张纸条，“这是委员长的手谕，你们信不信？”我们都说：“副司令都相信宋部长，我们不看啦。”他又说：“这几天，你们无事不要外出。” 我们正要出房间去，站在宋子文身旁的戴笠同宋子文递了个眼色，附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宋子文马上喊住我们说：“戴雨农科长和你们说几句话。” 戴笠走上前皮笑肉不笑地说：“你们几个住在部长公馆不方便，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舒适的地方，请跟我走吧。”我们只得上了汽车，由便衣特务押送，来到珠江路宪兵十六团团部。 住到宪兵团以后，生活倒还可以，每顿饭四菜一汤。但是由于心情沉重，总感到度日如年，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我跟随张学良将军十年了，还没有象现在这样冷清、憨闷过。我们尽量忍受着，满心盼望张学良将军早获自由，带我们一起回西安，西安那里有我们的部队、朋友、事业，还有我们的妻子儿女。 元月五日下午，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派马副官给我们送来了九床棉被，还有苹果和桔子各一篓。起先我们坚决不收，心想再忍耐一、两天就回西安了，只要能早一天回西安，胜似棉被、苹果和桔子，但他硬要留下，不收不行。 从这一迹象看，不知他们又有什么花招，看来七日返回西安将成为泡影了。 从此，我们和张学良将军分别了。我们一直被关押在宪兵十六团，在那里呆了近八个月，我三原县家中新婚的妻子却茫然一无所知。“七·七”事变以后，全国抗日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共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陈调元的保释下，于学忠才把我们几个人要出来，跟着他去抗日。陈调元在西安被扣时，刘灵侠对他招待很好，时常送个烟泡、炖鸡等，陈调元很是感激，因此，后来总是记着我们这些被扣在南京的副官们，出面保释了我们。 张学良将军则一直过着被软禁的生活，他几经辗转，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我心中一直惦念着他，总是热切地翻阅各种报刊，杂志，以寻求他和我所熟悉的其他朋友的消息。 令我感叹的是，十年刑期、二十年……早已过去，时光流逝，张学良将军竟然成了古今中外少有的终身囚徒。转眼之间，我们都已成了八十多岁的白发老翁，我多么希望今生今世能再见一眼心中思念的张学良将军，以及其他熟识的老朋友。为此，我努力锻炼身体，等待着能有相见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