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说是此人刁民也不正确，告御状的人叫叶墉，时年二十九岁，是江苏省松江府住南汇县人，是个监生，在明清两代已经取得入国子监读书资格的人称国子监生，在乾隆朝以后，取得科举而欲入仕做官者，都必须先行纳捐取得监生出身，但不一定就在监读书，实际上监生就是一个虚名，还必须一律缴纳赋税。

叶墉告御状的原因并不复杂，在道光五年，他前往漕仓交付米粮，结果遭到书吏朱超宗羁押，理由是他拖欠赋税，于是他被迫垫付其余十二户的钱粮。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嘉庆二十五年，他就被冤枉拖欠钱粮，白白被看押，其母去松江府控诉，一直无果。

叶墉也不是第一个受害者。几年前地方由于水灾，造成大面积粮食歉收，可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衙门不仅不体恤民情减免赋税，反而要缴纳钱粮反而越来越多，如此一来不仅普通家庭受不了，不少富户都受不了，因此这些士绅也通过各种门口向巡抚衙门乃至京师刑部告状都无疾而终。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叶墉就想去北京试一试，碰碰运气，官民去北京告状，现在叫上访，史称“京控”，嘉庆四年，也是乾隆驾崩的时候，嘉庆利用乾隆去世，将和珅一举拿下。随即以整饬贪腐的名义开始大力整顿朝纲。就是在这个时候，嘉庆帝放宽京控限制。皇帝认为自己被贪官污吏给蒙蔽了，便想要通过对信息的监视，扭紧帝国的螺丝，由他亲自解决问题。

这个大门一旦开，百姓蜂拥着上北京诉说自己的委屈，人数之多完全出乎了嘉庆皇帝的预料之外，在专制封建帝王控制之下，皇帝是不可能直接处理民讼的，那百姓告状谁去解决，皇帝也只能专门派人处理，如此一来大大增加司法成本，如果将案件交给督抚，相当于回到了各省内的司法体系，督抚必然倾向于调停包庇，多半选择发回原审官重审，一切又回到原点，“京控”就失去他的意义。

在此情况下，嘉庆对于大多数案件要么维持原判，以一方受屈告终；要么无人再受理，成为积案。最后，衙门的状纸堆成了山，民间的冤屈也没有得到一丝伸张。

但叶墉是幸运的，毕竟他不是平民，有一个读书人的身份，经熟人介绍结识刑部书吏李清照。叶墉在李清照家居住，从他那里知道了京控的潜规则，不要去都察院，应该直接去提督衙门，一路有车接送，但要多带谢礼；另外状纸要符合公务书写格式。在这种情况下，叶墉花银子找专门给人写呈词的俞锦生，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叶墉将诉状顺利呈报给了都察院，人也平安归来。

一番折腾下来，叶墉上下打点一共花费三十一两银子，在他眼里但这银子花得值，假如不知道门路，真不知何时能告上御状。很快，叶墉御状呈送不到一个月就有了回馈，提督衙门很快将案件交给两江总督并江苏巡抚衙门，巡抚衙门又发回苏州府审理，最后审案人员认为叶墉所控不实。

不过叶墉在省内有两个会打官司的讼师——赵征和王雪堂。经过数次审理，胜利的天平逐渐向叶墉倾斜，南汇县衙门书吏朱超宗慌了，立马找到赵征调解，最后花费五百七十两白银，才算了结。

对叶墉来说，他似乎发现了一个发财的途径，也就是说最初的伸张正义倒是其次，现在看不菲的收入才是重点。天下冤屈数不胜数，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自己有人脉、有经验，完全可以包揽诉讼，以此赚钱，也就是说，从这一刻开始，叶墉要当职业讼师。

说干就干，于是在道光七年二月，叶墉在苏州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这个机构是专门为京控的人提供全程服务：“写状纸，呈递，保释”等等，一律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概不赊账。为此他还叫来自己的堂兄管账，又邀请了浙江石门县著名的讼师张金照坐镇。参与此事的人都属于知识群体的下层——熟悉国家法律，地位不高。正是如此，他们离民间疾苦很近，也有放手一搏的能力。

叶墉预感到了生意的火爆，但的火爆到这个份上是完全出乎叶墉预料之外，从这一天起，他帮助过许多上诉无门的人希望通过他而上达天子，当然其中也曾收取贿赂、冤告他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官府必然不希望看到民间有这么一个组织干预司法的公司。于是对这个“公司”进行了查封，为了躲避官府的追查，叶墉的生意转入地下，等人不能轻易出门，书信往来也要用暗语，没有熟人介绍的案子不接。

来自江苏的京控越来越多，引起了道光皇帝的注意。而道光一注意，就关系到江苏省上上下下各级官吏的官帽与前程。当时，一代名臣陶澍正在江苏巡抚任上，但他没有彻查本省的贪官污吏，而是派人暗访，找出究竟是何人在包揽词讼，还是那句话，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很快叶墉就被抓了，半年之后，江苏都察院将叶墉发配边疆充军。最讽刺的是，本案最大的恶人——南汇县书吏朱超宗被判处徒三年，然而在道光九年他又官复原职，因为当年有人上京控告，朱超宗“死性不改”，又强令百姓垫付漕粮，害死两人。这个案件依然无疾而终，朱超宗继续把持着漕书这一职位。

在一个腐败的体制下，胥吏把持地方漕务几十年，不足为奇。正所谓“官转吏不转”。然而，一个劣迹斑斑，多次惊动皇帝的书吏为何能一次次逢凶化吉？

陶澍是保朱超宗的人。经他查办，南汇县控告朱超宗的许多案件是诬告，而且垫付漕粮本就是当地征漕之法。许多大员都对陶澍的做法有意见，对于这样的指控，陶澍隐忍不发，直到抓到叶墉之后，他立刻上折反驳，并对南汇县接连不断的京控案做出了个人解读，叶墉的行为危害漕务。

这番言论无疑会让皇帝动心，如果能保证帝国的收入才是关键，陶澍保的不是朱超宗，而是帝国的秩序，是千百负责征缴赋税的县令与书吏。在这种情况下，告状者以及讼师，就是做尽恶事的刁民。而给陶澍出主意的就是他的幕僚包世臣。

包世臣嘉庆二十年的举人，先后为裕谦、杨芳，陶澍等封疆大吏的幕僚人。他毕生留心于经世之学，并勤于实际考察，对于漕运、水利、盐务、农业、民俗、刑法、军事等，都能提出有价值的见解。在封建时代中，吏的地位很低，他的社会地位非常低微，而在当时社会和官场中地位却很高，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异类。

在道光十九年，65岁的包世臣在陶澍举荐下，有了人生第一次当官的机会。出任江西新喻县知县，他奉命上任，星驰前往，结果在距离县城十五里的地方，被当地士绅拦住。人们告诉他：“新喻城必不能入”。原因是他的前任史致是捐纳监生出身，时年36岁。一个没有功名的年轻监生能当上县令，必然是上面有人。史致祥到此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征漕时大捞一笔。

然而，新喻县的负担已经很重了，其数目达到了正额的两倍有余，民间暗流涌动，与官府多有摩擦。史致祥想捞钱，必然要把地方士绅的代表震慑住，这样百姓才不敢闹事，才能照章纳税，于是，他上报临江府，将万帼彩、胡尚友、严帮誉三位监生污蔑为“闹漕”的“漕棍”。胡尚友等三人无奈，只能上京告状。

此事传开之后，新喻县的百姓怒了，史致祥的县衙无一人、一纸进入，人们全都跑去管漕的衙门告状。县里无人理事，省里无奈，便让包世臣收拾这个烂摊子。

得知情况之后，包世臣将纳税人与税吏召集起来，一同商议，开出新喻县一年之支出，按照这个数目去征收漕粮。结果，漕费足足少了近万两，全县民户踊跃纳粮。后来包世臣给江西巡抚钱宝琛写了一封密折，将新喻县历年加征及胡尚友等三人如何被构害之事娓娓道来，要求省里减少陋规，严惩奸人。

可不到一年之后 ，包世臣就因缉拿“重犯”不利，被摘去顶戴，罢官解职。同时，新喻县所有不认同有闹漕事的官员一并革职。包世臣撤任后，钱宝琛立刻参了他一道，其中一个罪名是“擅改旧章”。讽刺的是，包世臣所作所为全都遵循大清颁发的《漕运则例》，在现实中法律形同废纸，违法加征的行为却成了规矩。

包世臣罢官后，他在日记写道，清朝之衰亡不在自然资源的枯竭，不在人口的暴增，不在于皇帝制度，不在于外族统治，而在于有一个自私自利的中间阶层，吸了国家与民众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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