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林口述，老刘撰文，为方便阅读采用第一人称叙述。
我和妻子的结缘，源于一场误会。
这一晃，我和妻子结婚已经快40年。可说起当初的结缘，就让人有些啼笑皆非了。正因为她的误会，我“骗”了一个老婆回来。
具体咋回事，且听我慢慢道来。
01 参的是空军，却成了农场兵我叫赵文林，出生在四川广元的农村。
1978年冬天，成都空军某部队来老家征兵。奇怪的是，这次竞争却不像之前那么激烈。
像我这种没有家庭背景的人，也顺利被验上了兵。1978年12月份，我和全县80多名战友，告别家乡父老，满怀期待地前往部队。
我们从广元火车站上车，到了成都。还来不及见识大城市的热闹，立马又上了运兵大卡车，一直开到半夜，才把我们放下来。
连营地长啥样子都没瞅清楚，我们带着几分兴奋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班长喊我们起来出操。迎着晨雾往周围看去，期待中的枪炮、飞机没见着。
等我们出完早操，回营时才发现了摆放整齐的锄头、铁锹等农具。
征兵时，我们都只知道是空军招兵，结果看这形势，是让我们来种田啊！大部分人真的是欲哭无泪，心里十分失落。
在家干农活，没想到，到了部队还是干农活。难怪今年报名的人没以往那么多呢？看来有关系的人早就知道了内幕。
02 主动申请调入炊事班养猪新兵连连长告诉我们，只要干满一年，大家就能调到其他部队去。
这话一出，战友们的心思都活了起来。只是一年的话，还能接受。训练的积极性也起来了，每天口号声喊得震天响，士气很是高昂。
训练间隙，我们还要和老兵们一起去砍甘蔗。农场有500余亩甘蔗地，不但得砍倒，还得装车。
不料，甘蔗挺压分量。看着不粗的一捆，足足超过60公斤。
第一次背甘蔗，我就出了洋相。使出了吃奶力气，好不容易将一捆甘蔗背起来。结果装车上梯子时，连人带甘蔗摔了下来。
我自己都感到脸红，毕竟是从农村出来的，但我气力确实不太行。出乎我意料的是，竟然没人笑话我，反而有战友跑过来扶我，卫生员也背着药箱飞奔过来。
第一次，我对农场产生了归属感。再比了比自己的五短身材（身高只有1米61），我的内心就不是滋味。“双抢”结束后，我主动申请去了炊事班。
在炊事班，我主要负责厨房打杂和养猪。
因为在农场，相比较一般连队，物资较为丰盈，我们连队的猪养得很多，足足有三十头。
这么多头猪，其中还有母猪，光正式的饲养员都配备了两名，加上我这个半吊子，饲养人员的阵容可谓庞大。
每天光几大锅猪食，都是一个大工程，另外最怕的就是疫病。
这么多头猪在一起，一旦出现病情，那可真的是“毁灭级”灾难。
不过好在，我们的饲养员张处一同志，当兵前在生产队干过兽医。在农场里，他会这一手也是“稀缺人才”，经常被其他连队请过去给猪看病。
在他跟前，我也学到了不少兽医知识，猪的常见病也见识了不少，自己也敢动手治了。
03 第一次回家探亲1980年春节后，我们当批入伍的新兵都干满一年了。大部分人都离开了，但我还是选择了待在原地。
干我的老本行，依然在炊事班养猪。不过两位正式的饲养员一个退伍，一个去了其他部队，我上位了。
我知道自己的斤两。真要去作战部队，凭我161的身高，50公斤的体重，和那些猛人比起来，真不够看。
不过我虽然在养猪，也算养出了名堂。那年冬天，连队里的几头母猪生崽，每头都至少生了8个。在我的精心照料下，全部成活。
也是因为有此功绩，加上猪养得好，连队伙食搞得也不错，当年连里还给我报了一个三等功。
1981年，我又申请超期服役一年。春节前，我探亲回家。先从简阳坐车到成都，然后又换乘火车回广元。
而就在这趟火车上，我遇到了后来的妻子。
时间已经进入腊月，火车上人挺多。我挤到自己的位置坐下后，便闭目养神起来。
但我心里很警醒，当时小偷小摸多，我不敢真睡。
当时我身上还带着68元钱，这是我积攒下来好几个月的津贴，准备这次直接带回家。
一路无事，可能因为我穿得军装，车上的贼估计也不敢朝军人下手，我也就放松了警惕。
04 火车上被偷钱但世事无绝对，还真是有胆大的。
在绵阳站停车时，已经是晚上了，肚子也饿了。我便下车，到站台上买了一碗面条。
其实我是将钱分开装的，一个内衣兜里装了60元钱，外衣兜里装了8元钱零钱，此时正当用。
可我掏钱的时候，却搞忘了。先是掏了内衣口袋，摸出钱后发现没对，又塞回去，又换个口袋，摸出3毛钱给老板。
狼吞虎咽吃完面后，我就急忙上了车，殊不知刚才的一幕已被人看在了眼里。
绵阳站上来许多人，等我回到座位上时，旁边坐了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戴着一副眼镜，手里面还拿着一份报纸，看起来像是个有文化的人。
因为我文化知识浅，初中都没念完，对有知识的人还有些敬畏。我对他笑了一下，想跟他聊聊天，结果人家理都不理我，只顾看着报纸。
我自讨没趣，悻悻然靠在那闭目养神。
迷迷糊糊之间，我感觉有人在摸我的口袋。我咯噔一下惊醒，大喊了一声“有小偷！”
车上顿时人声鼎沸，有人喊着“小偷在哪？小偷在哪？”
我一只手抓着戴眼镜的男人，另一只手赶忙摸我的内衣口袋，里面放的60元钱竟然不翼而飞。但我外衣口袋里的零钱却还在。
我不禁忧心忡忡，这钱我拿回家还有大用，真要丢了那就太可惜了。
我死死拽着男人的胳膊不松开，一边大声喊着乘警。
05 与“四妹儿”的误会男人一面反抗，一面大声说道：“谁偷你钱了，快放开我！”
这时候，车厢里许多人也都围了过来，议论纷纷。
议论的人分了两派，一派说解放军不会骗人，另一派则说这男人看起来不像是小偷，被冤枉了。
这时候，车厢里一个清脆的女声传来。“你说这位叔叔是贼，你有证据吗？”
我反驳道：“他摸钱的时候我感觉到了，不信搜他的身。”
姑娘继续说道：“你有什么权力搜身，再说你钱上有记号吗？”
我哑口无言，除非真有那么巧，这男人身上整好60元钱，而且面额数量一分不差，不然这事不容易说清楚啊！
我有些恼怒，这女的是不是跟贼是一伙的。
姑娘看我不说话，便得意地说道：“没话说了吧？这位叔叔一看就是文化人，怎么可能干偷鸡摸狗的事。”
我正在气头上，呛道：“谁说戴眼镜的就有文化了，谁又说有文化的人就不能是贼了？”
这话说完，对面的姑娘脸色不善，我道了一句“不好”，因为她也戴着一副眼镜。
姑娘挑衅地说道：“不要以为穿着军装就是军人了，这年头也有假军人的。”
被我抓住的男人，此时看到有人帮腔，也连声大喊冤枉。
他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更是凸显了文化人的属性。
姑娘还用得意的眼神看着我，安慰那男人道：“叔叔，你别怕，等下公安来了，会还你清白的。”
06 终获清白实际上这些争执也就一两分钟时间。乘警终于赶到，将我和男人带到了值班室，那姑娘也跟了过来。
我向乘警说明了情况，还给他看了证件，证明我是货真价实的军人。
那名男人也拿出了介绍信，上面写的是某大学的老师。姑娘一看，立马来神儿了，瞪着我，似乎再说：看吧，我说得没错吧！人家大学老师能偷你那点钱。
我也有些怀疑，但不甘心钱丢了，还是坚持要搜身。
结果从这个老师身上，确实摸出了100多元钱，但都是放在一起的，似乎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乘警也感觉有些难办，事情就这样僵住了。我没有理会姑娘眼里的怒火，态度坚决要求在江油中坝站下车，到铁路派出所，让他们来审。
在派出所里，情况依然如此。我突然想起一个战友跟我讲过，好像有什么指纹识别技术。
我也不管了，死马当活马医，就跟公安说：“同志，听说人碰了什么东西，上面会有指纹。如果这些钱不是我的，那上面肯定不可能出现我的指纹。”
这话一出，那个男人脸色有些变了。那公安估计是个新手，刚说了一句“是有这么个技术，但……”
旁边一人也看出来了什么，杵了他一下，说道：“这技术应用已经普及了，明天白天咱就能拿过去比对。哎呀，你这金额可不小啊！上面说要严厉打击犯罪呢，搞不好得要枪毙。”
很明显，这名老公安是在诈。果然那个男人一下子瘫软在地，一五一十交代了情况。那个姑娘则在一旁，目瞪口呆。
这人压根就不是什么大学教师，介绍信也是假的。他拿报纸、戴眼镜只是掩人耳目罢了。
做完笔录，已经到了半夜。派出所的同志，帮忙联系了早上6点的票。我们也没处去，只能待在候车室。
07 喜结连理姑娘向我郑重道了歉，钱找到了，我的气也消了大半。不过仔细算下来，这姑娘年龄不大，倒是牙尖嘴利，很有正义感。
这次要不是我侥幸，让这个贼伏法，搞不好这姑娘真认为我冤枉人，恐怕还得写信到部队去检举我，那我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我决心小小“报复”她一下，吓唬她道：“你是哪个单位的？你知道在火车上，要不是我态度坚决，很可能放走了一个惯偷吗？这后果谁能承担？”
姑娘有些慌乱，说她是青川的一名小学民办教师，放寒假她来成都办了点事。
我一听原来还是同县老乡，也就不好再作弄她。告诫她以后维护正义，不要着急跳出来发声，等确认了事实之后，再说话也来得及。
姑娘反过来问我，在哪里当兵？
我自豪地说道，在空军部队。姑娘一脸羡慕地问我，那你肯定开过飞机喽？
我一下子泄了气，嚅嗫着说道：我连实物见都没见过，在部队后勤上负责养猪。
姑娘扑哧一下乐了，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
那晚，我们在候车室聊了大半夜，越聊越投机。第二天我们一起上了火车，从广元下车后，又一起搭班车回了青川。
这是我第一次和同年龄的异性，说这么多话，分别后，我心里也有了一份异样的情愫。
回部队后，我想了又想，下定决心给她写了一封信，寄到了她所在的小学。没想到，她竟然给我回了信。
就这样，我们联系了起来，关系也越来越熟。她并没有嫌弃我是个养猪的兵，反而对我当时用指纹去诈那个惯偷的急智，钦佩不已。
1982年冬天我退伍回了乡。1983年，我进了县农技站，当了一名临时的畜牧师，虽然没有编制，但也算是专业对口，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忘了说了，姑娘名叫王四凤，我们于1984年在老家结了婚。我一直喊她“四妹儿”，喊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