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材：杨志学；文：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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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杨志学，1948年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市老垛寺村，是南充高中66级学生。我们这一届，可谓史上最悲催的高中毕业生。

1965年的高考升学率几乎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66届的高三毕业生并没有太大的压力。大家努力复习，目的不在于能否上大学，而是争取一个好学校。

但随着运动的到来，高考取消了。此后，我们一直在学校浪费了一年多时间。直到1968年1月，我回乡务农，成了一名回乡知青。

我父亲是公社供销社门市里的一名普通员工，曾经也是高中生。从小他就希望我好好学习，将来能够上大学。如今回乡当知青，他也很失落，但却也无可奈何。

虽然我在农村长大，但从初中起就开始住校，对于农村的劳动也很陌生。而且当时身高只有1米62，胳膊腿还没劲，干起活来，连生产队里的妇女同志都赶不上。

刚开始挖地，手握锄头把很紧，两天下来，手掌就被打起了血泡，第二天一摸锄头把就疼得不行。挑水时，肩膀上的细皮嫩肉被扁担磨来磨去，很快就肿了，一挨扁担就痛。

最让我感到吃力的是，到纺织厂去挑粪，距离虽只有四公里，但我觉得路途特别遥远。别的人挑着粪，一路上左右肩互换，掌握好节奏，很快就能跑一趟，甚至于边挑还能边聊天，一点都不感到吃力。

而我呢，一开始不会左右换肩膀，只能放下来再换，不时耽搁一下，中途还得经常休息，进度严重滞后。

但我并没有放弃，咬着牙坚持。就这样干了三个月，我手上的茧子磨出来了，肩膀上也能受力了，挑粪桶也不感觉那么吃力了。

不过虽然在生理上适应了农村的劳动，但心理上的孤寂与惆怅却难以排解。在山上干活休息的时候，我喜欢爬到山顶，看着远方，那里有我的梦想和追求。但转过身来，繁重的劳动又让心灵逐渐变得麻木。

1969年，我们生产队来了一批城里插队的初中生。以前我还幻想着在村里待几年，一旦城里工厂有工作，我也有进城的机会。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城里学生下乡，我才意识到：即使将来有机会，也肯定是优先安排城里的知青，哪有回乡知青的份啊！

我安下了心，不再做进城里工作的美梦，老老实实扎根农村。

在学校时，我也出过板报，排过节目，还会拉二胡、唱歌。既然将心放在了农村，我也就全情投入，将学校里学的都移植过来，帮大队党支部办了政治学习专栏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我的表现，也引起了异性的青睐。很快，我就与另一个生产队队长家的姑娘走到了一起。

1969年10月份，我们俩举办了简单的“革命婚礼”。次年夏末，我们的儿子降生了，我升格成为父亲。

妻子是一个勤劳朴实的女人，如今儿子也有了，我原本以为，就这样老婆孩子热炕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农村待一辈子了。

当时公社里的一部分退伍军人，被招进了石油系统工作，一下子跳出了农门。这个消息传来，让我死了的心又激荡了起来。

是啊！当兵也是一条出路。先从军，如果能提干，就能转业回地方安排工作，这样就能“曲线救国”了。

可是，1970年3月份，我就已经满了22岁。等到冬季征兵时，超龄成了大问题。同在宣传队的陈兵给我出主意，说是报名时把年龄改小一岁。

当年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改小的改大的都有。于是在1970年11月征兵报名填表时，我将出生年月从1948年，改成了1949年，比户口小了一岁。

体检虽然顺利通过了，但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几天后，接兵干部岳排长以及公社武装部的干事，到家里来家访。

岳排长让我现场拉了一段二胡，写了几个字，最后跟家里人聊了十来分钟，就告辞了。五天后，大队的民兵连长（也是宣传队长）给我送来了《入伍通知书》，当兵这事终于定了。

1970年12月27日，在南充火车站，全体新兵排好队，登上了一列闷罐车。新兵们都穿着崭新的绿军装，背着绿色军挎包，还有大头毛皮鞋，个个神采飞扬。

我挤在车门口，望着月台上抱着几个月大的儿子的妻子，心里喜忧参半，五味杂陈。

虽然我在当兵报名前，就跟家里人沟通好了，妻子对我的决定也很支持。但这一走就是几年，我心里不免还是有些担忧。

火车发动了，我还站在车门口不停地朝着妻子招手，嘴里喊着：“快回去了！快回去了！我到了给你写信。”

火车离开了站台，我坐在车厢里的草席上发呆。这时候，岳排长过来，拍拍我的肩膀说：“放心，没事。你这次能够当兵，真的是万幸，要不是上面决心要你，你还当不上呢！”

我心里一惊，不知道岳排长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看我很紧张，悄悄说道：“你年龄是不是改小了一岁，不要紧张，这事儿我们知道。”

岳排长说：“我提前一天到的你们公社，负责第二天的体检工作。当晚我住在公社武装部，一个宣称是你们生产队的会计，嚷嚷着要见我。见到我后，他掏出户口簿，指着你的名字，说杨志学年龄改过了，已经超龄，不能再参军了。我跟他说我们下来会调查，将他打发走了。”

岳排长当晚跟接兵的副营长和副连长打了电话，汇报了此事。他们俩人指示，让我先体检，如果合格的话，再让岳排长去调查了解情况，到时候再说。

体检结束后，岳排长到了大队的民兵连长那里了解情况。

民兵连长张无为在他面前极力推荐我，说我高中毕业，文化程度高，多才多艺，而且还帮大队党支部举办了政治学习专栏和宣传队，表现非常优秀。

我这才恍然大悟，难怪后来岳排长家访时，要我写字、拉二胡。岳排长将了解到的情况向两位带队领导进行报告。两位领导当即拍板：这个兵要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们公社征了40名新兵，报名表中，高中生只有三个人，我是其中一个。接兵干部看到报名表后，就决定只要身体和政审没问题，三个高中生都必须接走。到时候，去了部队，一个连正好分一个。

我庆幸不已，要不是部队首长的决心，我想参军入伍的梦想就只能化作一场泡影。

但我想不通，为什么生产队的会计会举报我。这个会计，比我大了10岁，因为小时候得过病，脸上全是麻点，所以三十多岁了也未能娶妻。

平时我和他交集也不多，也没有感受到明显的恶意。难道，是这个小学毕业的会计，政治觉悟高，眼里不揉沙子，非要打破情面，坚持征兵的政策规定？

想了半天，我也没琢磨出所以然，既然我已经当上兵了，也就懒得再去计较此事了。不过，我还是记着，给妻子写信，一定要小心此人。害人之心不可有，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火车一路向北，过了广元，翻过了秦岭，天黑了下来。岳排长下令：所有人打开铺盖，开始睡觉。

等到第二天醒来后，看到车外一片土黄色，连点绿色都看不到，我估摸着应该是到了西北的黄土高坡。

我心里想，征兵时说的是北京军区的部队，咋往西北跑？我悄悄问岳排长，终点站到哪？

他说道：“我们是北京军区的部队，在外边执行任务，等到了地方，你就知道了。”

我没敢多问，继续闷头坐车，一直到了1971年元旦的晚上，岳排长大喊一声：“所有人，立马打好背包，准备下车！”

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我们陆续下车排好队列。从车站直接出发，步行前往一所学校模样的地方。抵达后，副营长宣布，这儿是内蒙古的磴口县，后面大家就在这参加新兵集训。

当晚，我们终于吃上了热腾腾的饭食，度过了军营里的第一个元旦节。

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被分到了各连队，我恰好就被分到了接兵副连长贺学周麾下。

从换上军装开始，我就成了63军187师560团的一员，开启了军营岁月。刚下连队一年，我被提升为连队文书。

此后我一直担任文书职责，随部队转战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执行军事管制以及战备施工等任务。

在军队这座大熔炉的锤炼下，我不但锻炼出了强健的体魄，坚韧的意志品质，而且养成了认真负责、不怕吃苦、求真务实的办事风格。

这种从外到内的塑造，让我终身受益无穷。我摒弃了之前想通过参军谋个出路的想法，而是勤勤恳恳做事，不为将来只为当下。

原本我以为自己能在军队多待几年，但过了1974年，我们部队开始压缩编制，缩减人员。我原本很有希望能够提干，但大形势下，提干已成奢望。

1975年3月，我服从国家需要，离开待了4年的部队，退伍回了老家。重新返回农村后，我在大队小学当了民办教师。

我再一次见到了当年告密的会计，他因为挪用了生产队的资金已经被免职。只不过大队看他家条件确实太差，没有经公追究而已。

看来，他并非政治觉悟高，刚正不阿，更多的还是一种嫉妒心理在作祟吧！毕竟始终有那么一种人，存着笑人穷、恨人富的阴暗心理。

我自然不会落井下石，再去踩他几脚。在部队的这些年，我身上残存的那点浮躁和不成熟，都已经消失殆尽了。不过这人最后也没得好，1980年因为生病，就去向马克思告密了。

就这样，在老家陪着妻儿过了两年的平静生活。1977年，取消十年的高考恢复了，我参加了当年的高考，最后考入了川师大政治教育专业。

再次跳出农门，我实现了十年前的大学梦。此后，一辈子就在教育系统打转，走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

从我脱下军装，一晃五十年快过去了。如今已经快到耄耋之年的我，回首往事，依然感慨万千。我能够改变命运，一路上离不开许多人的支持。

接兵领导当时下定决心，不受举报干扰，坚决让我参军，给我后半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儿子还不到一岁，我便离家，将其丢给了妻子。中途过了两年安生日子，我又离家到成都上大学。结婚前十年，我们聚少离多，有这样的妻子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

人呐，不能向命运低头，总得想办法去改变现状，只要努力去做了，就离实现梦想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