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结束后，邓公作为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自然而然要复出，但邓公重回领导岗位的过程还是比较艰辛的，有一些同志不同意解放他，比如陈永贵，他就曾向华国锋同志进言，希望再“考察”一下邓公，不要急着安排他官复原职。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75年底，周总理病重，身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公自然而然挑起重担，全权主理国家大政。但由于他在动荡问题上迟迟不做明确的表态，不愿谈及到“左”的问题，因而遭到江青等人的猜忌，江联合姚等人猛烈抨击邓公，想要将他逼退，自己则可趁虚而入，窃夺人民政权。邓公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被迫主动向毛主席请辞，主席予以同意批复。

张春桥与王洪文见状立即凑上来，将手伸向国务院，妄图攫取更大的行政权力。毛主席明白张春桥和王洪文是不可靠的，绝对不能将国务院交给他们打理，于是便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将华国锋同志提上来，代替邓公主理国务院政务。张春桥和王洪文等人却还不依不饶，扯旗子搞扩大化，再次把“反右”的名号搬出来，向着邓公开火，同时又暗自将矛头对准了其他恢复工作的老同志，希望能将他们再“打”下去，而后安排自己的亲信到关键岗位上去，从而把控人民政权。

这一系列不义之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大家自发组织起来，公开祭奠周总理，要求严惩居心叵测者。王洪文见状，再次歪曲事实、胡搅蛮缠，称这一切都是邓公“主使”的。邓公离开国务院之后，一直深居简出，也不过问政事，以求自保。但没想到最终还是无故“躺枪”，被王洪文扣了一顶大帽子。1976年4月，邓公被免除一切职衔，彻底成为一个素人。

但毛主席自然不会让王洪文或者张春桥上来补邓公的缺，主席还是安排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央副主席。主席去世后，华国锋联合叶帅将王洪文等4人逮捕，动荡随即宣告结束。1976年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帅与华国锋提议让邓公出山，协管军政要务，但陈永贵同志却坚决表示反对。

当然，之所以会这样，并非因为陈永贵与邓公有什么个人恩怨，而是因为两人在意识形态上有分歧，例如邓公在农业上是比较支持包产到户的，人民公社在70年代已经不适合国情，需要及时予以矫正。但陈永贵是搞农业集体化出身的，他本人对于公社有着很深的感情，他始终觉得集体的力量大于个人的力量。除此之外，陈永贵的思想还没有“解放”，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存在偏差，与邓公意见相左。

但是，邓公复出是大势所趋，是民心所向，谁也不能阻挡。1977年，邓公恢复所有职务，开始参与国家大政决策。重回政治局之后，陈永贵礼貌的跟邓公握手，并希望邓公能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继续建设国家。邓公没有说话，而是将他带到一旁的休息室面谈。

邓公问他毛主席的思想、精神中，有哪两条是最重要的，陈永贵答不上来，邓公补充道：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邓公的言下之意就是不要机械的执行某一条政策，而应当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一切从全局出发，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这才是毛选最核心的要义。但陈永贵根本不明白，只能口头上说两句客套话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70年代后期，经济体制改革开始逐步展开，陈永贵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感到很不理解。1980年某次工作会议散会后，陈永贵主动找到邓公，询问他毛主席思想还要不要坚持，老一辈的革命道路还走不走？邓公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希望他能以一个共产党人的标准自省一下，改正身上的固有缺点。陈永贵思虑良久，发现自己确实是有些“落伍”了，于是便主动申请离休，平稳渡过了余生。

陈永贵对于国家发展是有突出贡献的，他所倡导、推行的农业集约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的粮食产量，解决了无数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但随着时代变迁，集约化已经不适应国情了，农业生产方式急需变革。可陈永贵没能转过弯来，思想还停留在过去，因此，功成身退对于他和国家来说都是一桩幸事。1986年，他平静去世，时年7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