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源：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 耐人寻味：“关税大战” 的三副面孔2025年4月2日，美国政府正式启动“对等关税”（reciprocal tariffs）机制，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50%的关税，其中中国被加征34%、欧盟20%、越南46%、中国台湾省32%。这一政策以“公平贸易”为旗号，实则通过单边主义手段重构全球产业链。这是自1930年美国颁布《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关税上调。一战后，美国凭借其经济规模和军事实力成为全球强国，但在孤立主义占据主流的背景之下，美国仅专注于自身利益，出台了一系列高额关税政策，世界贸易战就此爆发，并加剧了大萧条。
对所有进口商品普遍征收10%的关税于4月5日生效，随后从4月9日开始，将对数十个指定国家进一步加征关税。此前已宣布的对钢铁、铝和汽车等行业的关税，以及预期中对半导体、药品、铜和木材的关税，将单独评估，不会叠加到新的关税之上。根据白宫公布的豁免清单，钢铝制品、汽车零部件、药品、半导体等六大类商品暂免加税，但半导体等关键技术产品的间接进口（如嵌入电子产品的芯片）仍面临最高49%的关税。
（一）简单粗暴的一面：“对等”关税怎么算？
所谓对等关税的吸引力在于其修辞上的对称性——美国的关税要与他国的关税对等。但这并非特朗普政府实际推行的政策。
起初，分析人士认为政府会追求关税对等。这意味着要将根据《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简称“HS编码”，这是用于追踪和对贸易商品征税的全球标准，六位编码下有超过5000个类别，在国家层面的八位和十位编码下有更详细的分类）划分的单项关税进行比较。全面的考量还需涵盖非关税壁垒，如监管障碍、不透明的许可证制度以及其他境内限制措施。
然而相反，美国政府选择了一个粗略的公式，根据双边贸易失衡情况来确定关税。基本公式如下：
顺差÷（进口额×ε×φ）
其中：
ε = –4，为假定的美国进口需求弹性
φ = 0.25，为假定的关税向价格的转嫁率
从数学角度简化后为：
“对等”关税（百分比）= 美国对某国的贸易逆差÷美国从该国的进口额
为了减轻影响，计算结果会减半——得出美国官员们所称的“打折后的对等关税”。举例：
欧盟：2356亿美元逆差÷6058亿美元进口额 = 39%，减半后为20%
印度尼西亚：179亿美元÷281亿美元 = 64%，减半后为32%
这个公式本质上与双边贸易失衡相关。如果不存在双边贸易失衡，关税将为零。这种方法惩罚的是那些美国大量进口但很少向其出口的高逆差贸易伙伴，而不一定是那些贸易限制最严格的国家。例如，对于许多南亚和东南亚经济体，如越南、泰国、柬埔寨、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这个公式得出的关税值很高，这些国家向美国大量出口服装，但美国向它们的出口却很少。简而言之，这个公式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手段，忽略了在贸易中的很多其他关键因素，如东南亚低成本的加工制造业让美国始终处于产业链的顶端，通过品牌效益和知识产权获得高额利润差，但显然特朗普政府并未考虑此类情况。
（二）处心积虑的一面：“关税豁免”怎么免？
然而，在“解放日”的第二天——4月3日，白宫发布了一份长达22页的关税豁免清单，其中详细列出了近1000种商品。这些商品包括能源类产品、多种矿产、化工品（广泛应用于能源和制造业），以及钢铁、铝和铜等金属材料。税基基金会税务政策副总裁埃丽卡·约克（Erica York）表示，豁免的价值相当可观，几乎涵盖了2024年全球644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其中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豁免份额为1850亿美元（加拿大和墨西哥在这一轮关税中基本被全部豁免），世界其他地区的豁免份额为4590亿美元。政府此前已表明，石油和天然气不会被征税，且对等关税行动不会影响已被所谓232条款国家安全关税覆盖的产品，如钢铁、铝和汽车。白宫表示，一些商品和经济体将从对等关税政策中豁免，具体如下：
1. 基于232条款的豁免
基于232条款，已被纳入或预计将被纳入以国家安全为由征收关税范围内的产品（如钢铁、铝和汽车相关产品）可获得豁免。这意味着，那些因232条款被认定对美国国家安全存在影响而被征税或即将被征税的产品，在此次关税调整中无需再受新关税制约。例如，美国国内的汽车制造业部分原材料依赖进口，若不进行豁免，可能会因多重关税导致成本大幅上升，影响企业的生产和投资决策。
2. 战略性产业豁免
铜、药品、半导体、木材、关键矿产和能源行业明确获得豁免。这些行业对于美国的经济稳定、科技发展和民生保障至关重要。以半导体行业为例，美国在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但部分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依赖进口。若对相关进口产品征税，不仅会增加美国半导体企业的生产成本，还可能影响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进而波及整个电子信息产业。能源行业方面，豁免沙特石油等能源产品关税，避免因关税导致能源价格大幅波动，进而影响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成本。
3. 《美墨加协定》相关豁免
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且符合《美墨加协定》（USMCA）原产地规则标准的进口商品可获豁免。《美墨加协定》是北美地区重要的贸易协定，保障了区域内贸易的相对稳定性。然而，与芬太尼危机相关的商品仍需缴纳25%的关税，如果紧急状态到期，不符合规定的产品将适用12%的关税。
4. 美国成分规则下的豁免
只要一件商品至少有20%的价值来自美国，关税就只适用于该商品非美国部分的价值。例如，一件含有40%美国零部件的产品，关税只对其余60%的部分征收。这一规则旨在鼓励产品的本土化生产和加工，提升美国国内产业附加值。通过这种方式，既可以一定程度上保护美国本土产业，又不会对含有美国成分的进口商品过度征税，维持贸易的相对平衡。
5. 特殊法律地位相关豁免
根据美国法典第50编第1702（b）条（该条款指的是现有的总统因国防和国家紧急情况限制贸易的权力）规定的商品可获豁免。来自处于非最惠国待遇地位的第2栏国家（古巴、朝鲜、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进口商品也不受这一轮关税的影响。
此外，还有多种商品也享受关税豁免。例如食品、药品及人道主义物资、在途商品，即在关税生效前已装载运输且在生效后进入消费的商品，以及贵金属（如金条）也在豁免之列。
这些豁免情况反映了美国制定关税政策时的多重考量：既要保护本土产业、解决特定问题（如芬太尼危机），又要权衡自身对某些商品的依赖（如能源、特定矿产），同时兼顾现有贸易协议和法律框架。然而，公布这种复杂的豁免体系有着直接的后果——向全世界暴露了美国的薄弱环节。其次，该体系不仅可能带来执行上的难题，也会给全球贸易秩序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图2：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量以及中国从美国的进口量，同时还显示了贸易差额情况（
（一）大阳谋的尴尬：重塑制造业难上加难
特朗普政府反复强调要推动美国本土制造业复兴，这被外界视为其发动关税战的一大阳谋。
事实上，过去数十年美国经济结构历经深刻变迁，从制造业为主导逐步转型为服务业占据主导地位，这一转变使得制造业的吸引力大不如前。
回溯往昔，二战后的美国，制造业曾是经济的中流砥柱。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制造业岗位堪称优质工作的代表，为全国各地数百万民众提供了稳定且待遇良好的就业机会，支撑起美国经济的繁荣大厦。彼时，美国制造的产品畅销全球，汽车、钢铁、机械等产业引领世界潮流，铸就了美国强大工业国的地位。
然而，时移世易，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涌起与技术革新的迅猛推进，美国制造业面临诸多挑战，逐渐走向衰落。企业为寻求更低的生产成本，纷纷将生产环节向海外转移。从劳动力成本角度看，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这对美国制造业企业构成巨大诱惑，大量工厂迁至海外，众多制造业岗位随之流失。例如，曾经辉煌一时的底特律汽车产业，随着部分车企将生产线外移，城市失业率大幅攀升，经济陷入困境。
与此同时，美国国内经济结构持续调整，服务业异军突起，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服务业涵盖金融、科技服务、文化娱乐、医疗保健等广泛领域，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不断攀升，如今已占据美国经济总量的大部分份额。大多数美国人也转而投身于各类服务行业，如金融从业者为经济运转调配资金，科技服务人员推动信息技术发展，文化娱乐产业丰富民众精神生活的同时创造大量价值，医疗保健行业保障民众健康。相比之下，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占比日益萎缩，其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与质量均大不如前。
美国知名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分析称，当下，多数制造业工作岗位薪资待遇已无法与昔日相提并论。由于行业竞争加剧、成本压缩等因素，制造业工作的薪资增长缓慢，甚至在一些地区出现下滑趋势，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入。并且，科技的飞速发展使得制造业生产模式发生巨变，机器人和自动化设备大量应用于生产流程。许多重复性、规律性的工作被机器取代，进一步减少了对人工的需求。例如，在汽车制造领域，自动化生产线能够高效完成零部件组装等工作，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降低了人力成本，但也导致大量一线工人失业。
即便美国试图推动制造业回流，诸多现实难题也使得这一举措成效不佳。一方面，美国本土劳动力成本高昂，远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使得制造业企业回迁后的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削弱了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经过长期产业转移，美国制造业相关的产业链配套不再完善，许多零部件需要从海外进口，这不仅增加了运输成本，还面临供应链不稳定的风险。此外，美国年轻一代对制造业岗位的兴趣愈发淡薄，他们更倾向于从事环境舒适、发展前景广阔的服务业工作，这也导致制造业人才短缺问题愈发严重。
以iPhone为例，其生产涉及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供应链协作。若将iPhone生产完全回迁美国，不仅面临劳动力成本大幅提升的问题，还需重建庞大且复杂的零部件供应体系，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便实现，其零售价也将从大约600或700美元跃升至2000多美元，消费者难以承受。再如福特汽车，其从世界各地采购零部件，构建了全球化的生产网络。若将生产和零部件制造全部转移回美国，汽车成本即便不会增加数万美元，也会增加数千美元，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其市场销量与企业利润。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制造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和吸引力已今非昔比。尽管美国在一些高端制造业领域仍具备一定技术优势，但从整体经济格局和就业市场来看，制造业已难以重现昔日辉煌，无法像过去那样成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大量优质就业岗位的主要力量，其在贸易领域以及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也逐渐被服务业所取代。
（二）小聪明的反噬：抡起大棒砸自己的锅
特朗普政府发动关税战的另一个计算，是用关税来增收，以压减债务规模、重振美国经济。
然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研究发现，4月2日实施的关税，连同特朗普政府此前推出的其他关税（对从中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的钢铁、铝和汽车征收的关税），将使美国GDP总值下降1%，按2024年的GDP水平计算，这相当于每年约3000亿美元的产出损失。物价将上涨9.5%，而名义工资将增长8.6%。换句话说，实际工资将会下降。实际上，这项政策在宣称要重振经济的同时，却使整体经济萎缩，带来了通货膨胀，并减少了家庭收入。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关税是消费税的一部分，和所有这类税收一样，它具有累退性。低收入家庭在进口商品和生活必需品上的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更大，这意味着他们将承担不成比例的成本份额。与此同时，预计通过关税增加的收入将用于为减税政策提供资金，而减税政策将按比例使高收入者受益。结果是，这项政策将财政负担向下转移到低收入阶层，把成本负担转嫁给工薪家庭，却让高收入阶层获利。
在国内层面，美国农业州与制造业的反制冲击显著，大豆、猪肉等出口遭遇欧盟、中国的关税壁垒，损失超200亿美元。国会共和党人罕见发声，要求政府豁免国内无法替代的原材料进口（如药品活性成分、稀土加工品），但特朗普政府以“保护本土产业”为由拒绝，加剧“关税政策捍卫者”与“产业利益代表”的党内分歧。
（三）关税战将摧毁美国最后的出路？
任何真正想要增进全球公众福祉的架构，都必须建立在长期贸易平衡的基础上。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一直都认为平衡是贸易的基础。事实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了类似的架构，该会议确立了二战后的贸易秩序。当下，美国的出口不仅能减少贸易逆差，还能带来高薪工作和更多创新成果。而一场由关税引发的贸易战将会阻碍出口的增长。
特朗普即将发动的关税攻势旨在通过削减进口来减少贸易逆差。然而，在政府的种种威胁和辩解声中，贸易等式的另一边却被遗忘了。更多的出口不仅能减少贸易逆差，还能通过提供高薪工作和推动更多创新，带来更广泛的经济效益。然而，在全球供应链的大背景下，增加出口也意味着要增加进口。全面的关税上调同样会抑制美国本土出口商的发展。
美国并非贸易大国。其经济总量中仅有四分之一来自国际贸易，这一比例远远落后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这些国家贸易额平均占经济总产出的近三分之二。与大多数其他国家不同，近年来贸易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一直在下降。
尽管如此，美国每年仍向全球出售价值约3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支撑着美国国内约1000万个工作岗位。美国是主要的大宗商品出口国，每年销售近7000亿美元的石油、天然气、煤炭，以及谷物、大豆、肉类等产品。此外，美国每年还向海外出售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高端服务，包括软件、广告、电影，以及搭载数千万全球旅客的航空运输服务。
国际销售为美国企业和劳动者带来了巨大的增长机遇。虽然美国近期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高收入国家，甚至许多新兴经济体，但美国的消费群体仅占全球人口的4%。未来新增的10亿中产阶级将主要生活在其他地区，其中大部分在亚洲。无论是种植粮食、制造飞机还是开发网络游戏，仅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未来的增长空间都十分有限。
此外，出口导向型工作，尤其是制造业中的此类岗位，往往薪资更高。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数据，出口行业的工人比面向国内市场的同行收入高出16%。而且，出口导向型企业通常比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尽管出口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美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却不断下降：2023年其国际销售额占比不到9%，而2000年这一比例为12%。国内成本和贸易壁垒是部分原因。例如，虽然美国能源资源丰富，但与中国、越南和墨西哥等工业竞争对手相比，其能源价格仍然较高。即便考虑到美国工人较高的生产效率，美国的工资水平仍高于许多竞争对手，美国的企业税率也是如此。对于包括采矿、炼油和化工制造在内的许多行业而言，监管和其他障碍增加了企业设立和运营的难度。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分析报告称，美国拥有强大的商业优势。其可靠的法律体系、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人才资源、充足的资金以及繁荣的消费市场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和投资者。事实上，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受益者。但关税对这些资金流入构成了威胁。的确，一些公司为了获取当下的市场准入机会会在美国投资。但它们将无法把美国的业务作为面向全球消费者盈利的基础，也难以进入增长最快的商业市场。美国企业向其他国家制造商提供原材料、资本货物和中间投入的可能性将降低。美国制造商将被排除在全球供应链之外。而美国国内的消费者和劳动者只能依靠规模小得多的经济“蛋糕”维持生计。
*本文基于以下内容重新创作编写而成，
[2] Roger W. Ferguson Jr.,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rump’s Economic Policies, February 24, 20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