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7日，苏联红军已经攻入了柏林的市中心地带，距离帝国总理府只有一条街的距离。当天晚上，希特勒在15公尺深的地下室口述了两份遗嘱，除了决定与相伴17年的爱娃结婚以外，还宣布海军上将邓尼茨为自己的继任者。
1945年4月30日，苏联红军终于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的圆顶，标志着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当天下午3点半，希特勒在地下室对准太阳穴开枪自杀，妻子爱娃也选择服毒自杀。
邓尼茨接任国家元首后，立即下令西线德军停止抵抗，下令东线德军有序后撤。1945年5月7日，他代表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即安排陆军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前往盟军司令部，同美国、英国和苏联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
在投降仪式的当天，现场出现了滑稽的一幕，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代表德军，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上将代表盟军，斯瓦兹上将代表法军，伊万·苏斯洛帕罗夫少将代表苏军。很显然，除了苏联代表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将外，其余各国代表都是军功卓著的上将。
这次投降仪式被西方媒体大肆宣传，话里话外都是质疑苏军贡献的声音，宣扬盟军才是解放欧洲的救世主。紧接着，斯大林公开表示，根据1942年的《联合国家宣言》规定，所有反法西斯盟国共同作战，不得对轴心国单独媾和，邓尼茨单方面向英美盟军投降的行为是无效的。
经过斯大林与杜鲁门、丘吉尔的紧急磋商，三国政府终于达成协议，将5月7日的投降仪式当成是一场排练。因此，德国必须重新参加一次正式的投降仪式，地点选在了位于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尔特。
1945年5月8日，刚刚承受过一次战败之辱的德国人不得不强打精神再次赴约，由陆军元帅凯特尔、空军大将施通普夫和海军上将弗里德堡组成了“投降团”。在苏联的要求下，英国、美国和法国也派出了高级别人员，在陆军元帅朱可夫的领衔下，英国的空军上将泰德、美国的空军司令斯巴兹和法国的总司令德塔西尼组成了“受降团”。
仪式开始后，朱可夫元帅代表苏联在投降书上第一个签字，总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之后各国轮流签字。值得一提的是，与昨天的“兰斯投降”相比，今天的“柏林投降”场面明显严肃了不少，当德国代表凯特尔元帅举起权杖向盟国代表行礼时，全场都无人还礼。
随着德国政府无条件投降，曾经的“轴心国三巨头”仅剩下日本还在负隅顽抗和垂死挣扎。为了敦促日本尽快投降，杜鲁门、斯大林和丘吉尔（后为新当选首相艾德礼）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举行首脑会议，联合发表了《波茨坦宣言》。
接到同盟国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后，刚刚接替小矶国昭出任首相的铃木贯太郎立即就懵圈了。当时，这个老鬼子已经77岁，曾经是海军大将的他早已经头晕眼花和反应迟钝，要不是天皇裕仁和皇太后节子连番劝说，绝对不会出山接手这个烂摊子。
尽管铃木贯太郎深知日本已经必败无疑，但面对《波茨坦宣言》时却迟迟没有表态，或者说不敢表态。因为，当时的日本海军已经在太平洋战争中消耗殆尽，而身为海军派的他自然没有了靠山，只得仰视陆军派的鼻息才能定夺。
插入一些背景知识和前情提要，以方便读者深入了解日本陆军和海军的那种奇葩关系。虽然同属膏药旗，但这二者的关系却从来不睦，除了相互看不顺眼外，几乎还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在日本，“天皇”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具有极高的象征意义，在民众心中已经根深蒂固。自称神道教的教主和天照大神的后裔，它以神族的身份进行“万世一系”的统治，被称为“菊花王朝”。
“天皇”来源于古代的传说，作为历史爱好者的文史不假可以很负责地指出，它的可信度还不如我国的“三皇五帝”来得靠谱一些。
到了1867年1月，随着15岁的睦仁登基成为日本的第122代天皇，逐渐开始了“明治维新”的步伐。在他的领导下，日本开启了近代化的进程，同时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开启了“倒幕运动”。
日本陆军完全继承了明治维新以前的封建思想，异常的顽固和守旧，是军国主义的最铁杆支持者；日本海军形成较晚，在英美军事理论的影响下相对开明一些，是军国主义的最坚决跟随者。
明治维新时期，天皇终于干掉了幕府的统治，使自己从虚设君主变成了实权皇帝。在他的倒幕进程中，获得了四大强藩的鼎力支持才得以实现。
功勋卓著的“四大强藩”，分别是指长州藩、萨摩藩、土佐藩和肥前藩。伴随着土佐藩和肥前藩的率先衰落，剩下的长州藩和萨摩藩就成为了日本军队中的主导力量。其中，实力最强的长州藩控制了陆军，实力稍弱的萨摩藩控制了海军，从而形成“长之陆军和萨之海军”的军事格局。
虽然长州藩和萨摩藩都支持明治天皇，但二者之间却是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双方的历史积怨甚深。受此影响，日本陆军和日本海军始终都是泾渭分明，你反对的我就支持，你支持的我就反对。
除了尖锐的历史矛盾，日本近代军事中的“二元制”更进一步加剧了两个军种的对立。明治天皇为了实现相互制约和平衡，虽然设立了参谋本部统管陆军和海军，但从来都没有消除过双方矛盾。
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接连失败，中国“天朝上国”的地位再也难以维系，延续上千年的东北亚和东南亚朝贡体系开始瓦解。受此影响，满清上层的开明之士越来越意识到坚船利炮的威力，开始在奕訢和李鸿章等人的推动下筹建新式海军，北洋舰队也逐渐成军。
1886年，北洋舰队受邀造访日本的长崎。期间，中国水兵与日本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事件，清廷难得表现出了强硬姿态，是在英国和德国的联合调停下才达成和解，史称“长崎事件”。
这次“长崎事件”，被日本国内视为一次奇耻大辱。海军更是借题发挥，坚持提高自身地位并以实现“陆海对等”为目标。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卫皇国的领海和领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对外扩张。
在此背景下，明治天皇只得调整军事政策，大力提升了海军的地位。1893年5月19日，他以“敕令52号”的形式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直接导致了影响深远的“二元制”形成:
天皇之大纛下设置最高统帅部，陆军参谋总长及海军军令部长分别作为其幕僚长，并且参与帷幄之机密。同时，分别设立陆军部和海军部指挥陆、海军作战。
这个《战时大本营条例》非常令人费解，表面上最高统帅部指挥所有军队。实际上，陆军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才是各自的最高领导，拥有充分的独立性，也为二战中的各种奇葩行为埋下了伏笔。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轻易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从而拉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由于在华北地区和华东地区的推进都很顺利，裕仁天皇自然是“龙颜大悦”，还公开下诏慰问了前方的士兵:
中支那方面陆海军在上海附近作战勇猛果断，乘胜追击，朕很满意，特赐褒奖！
虽然日本海军也参加了淞沪会战，但主要的功劳显然属于日本陆军，天皇的嘉奖也明显是在针对陆军。因此，海军派们变得坐卧不宁，开始鼓吹海上生命线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在此背景下，以永野修身、山本五十六和南云忠一为代表的一批海军将领们开始摩拳擦掌，甚至不惜偷袭美军的珍珠港以挑起太平洋战争。由于太过大胆，这份作战计划在提报统帅部讨论时，立即就遭到了否决。
山本五十六延续了日军中一贯“下克上”的风气，竟然通过好友高松宫亲王越级呈送给天皇裕仁进行圣裁。1941年10月19日，在内阁和统帅部联合召开的御前会议上，面对陆军派的激烈反对，仍然通过了偷袭珍珠港的决议。
偷袭珍珠港取得成功后，日本海军终于取得了梦寐以求的海上优势，趁着英国和美国收缩之际迅速占领了东南亚的大片领土。不过，在1942年中途岛海战后，美军终于夺回了战略优势并且开始进行反攻。
面对强大的美国海军，日本海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不断从太平洋退宿。到了1945年7月时，曾经耀武扬威和不可一世的日本海军已经所剩无几，只能通过所谓的“神风特攻”进行自杀式攻击。
收到盟国的《波茨坦宣言》后，日本陆军依然乐观地估计，目前剩余的300多万部队一战之力尚有，最起码守护本土没有问题。凭借着这最后的一些家底，阿南惟畿和梅津美治郎等陆军派对于海军出身的铃木首相不屑一顾，丝毫都不放在眼里。
在紧急会议上，首相铃木贯太郎和外交大臣东乡茂德等人都认为，只要盟军能够保留裕仁天皇和天皇制，日本应该接受《波茨坦宣言》。不过，陆军派们不仅拒绝投降，而且还煞有介事地提出了“一亿玉碎”计划:
一亿国民总玉碎，弹草如泥，匍匐山野，确信神州不灭，皇国永存。
铃木贯太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