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军队后勤，不是一般的费钱，而是烧钱烧到让人心疼的地步。
光养一支10万人的军队，每天就要耗掉27吨粮食，这还不算战马的粮秣、将领的赏赐。
可就是在这样一个资源吃紧的情况下，两支大唐边军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
西北军忠心护主，哪怕朝廷遭遇安史之乱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们也死死守住大唐的旗帜。
反观东北军，他们成了叛军的先锋，直接把唐王朝推向了深渊。
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隐情？为什么同样是唐军，忠诚度却像天壤之别？
这其实要从唐代的边疆局势说起。
唐朝的边境线，北接草原，西通沙漠，东北直面契丹、奚和渤海等民族，压力一个比一个大。
为了守住这些边疆，唐朝在西北和东北都布置了重兵。
简单西北靠的是安西、北庭等节度使，东北则有幽州名将坐镇。
乍一看，东北军和西北军的任务差不多，规模也不相上下，但仔细分析就能发现，西北军的日子，要比东北军苦得多。
先说西北军。
这支队伍得从关中地区调粮食过去。
关中虽然是唐朝的核心区域，但也架不住高强度的战争消耗。
漕运从江南一路北上，经过黄河、洛阳，再运到关中，最后再送到西北边疆。
整个过程复杂到什么程度？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有诗感叹：“无家问死活，转蓬行天涯。”说的就是运输线上的苦役。
马驮、骡拉、人扛，一颗粮食能送到西北军的碗里，那真是经过千山万水的“历险记”。
所以，西北军对朝廷的依赖极高，没有中央的粮草支持，他们连活都活不下去，更别提打仗了。
西北军的困难还不止于后勤。
那里的自然条件极为恶劣。
安西、北庭这些地方，夏天热得能把人烤熟，冬天又冷得刺骨。
加上唐朝的对手吐蕃是个硬骨头，双方打起仗来经常陷入拉锯战。
唐军的士兵不仅要忍受恶劣的气候，还要面对吐蕃人的骚扰。
几万人的部队，一旦粮草出现问题，崩溃就在眼前。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北军依然死守边疆，哪怕安史之乱爆发，中央政府几乎瘫痪，他们依然在战斗。
这种忠心，很多人都说是“饿出来的”，因为他们离不开朝廷的输血。
再看东北军，他们守着华北大平原，后勤压力比西北军小得多。
河北的粮草供应线相对短，华北本身就是个产粮区，军队的生存根本不用发愁。
而且，东北军还能从战利品中分一杯羹。
安禄山就是东北军的领头人，他带着幽州的边军在契丹、奚等部族之间横冲直撞，抢来的财富堆积如山。
这些士兵既有粮吃，又能分到战利品，自然对朝廷没什么依赖感。
久而久之，东北军形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他们的忠诚对象从朝廷，慢慢转向了手握实权的节度使。
安禄山的叛乱，直接把东北军的独立性暴露得淋漓尽致。
这位节度使控制了幽州，手下有十几万精锐部队，后勤充足，经济独立。
更要命的是，他还占据了漕运的关键节点。
叛军拿下洛阳后，唐朝的运河粮道基本被切断，西北军的补给线也被掐死了。
为了活下去，西北军不得不拼命反击，哪怕全军覆没，也要夺回运河粮仓。
相比之下，东北军则成了叛军的主力，反正他们的粮草不用朝廷操心，跟谁打仗对他们来说都无所谓。
说到底，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忠诚差距，归根结底是后勤问题。
西北军位置偏远，资源匮乏，完全依赖朝廷的供养。
他们忠诚，不是因为他们更有节操，而是因为他们没得选。
而东北军则不同，他们的后勤自给能力极强，再加上长期打胜仗带来的战利品，让他们对朝廷的依赖性逐渐降低。
一旦有了更大的利益，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倒戈。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安史之乱中，西北军成了唐朝的救命稻草，而东北军却成了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
西北军的忠诚，虽然在安史之乱中救了唐朝，但并没有长期解决问题。
叛乱平息后，西北军逐渐演变成新的地方割据势力。
郭子仪、李光弼这些名将虽然忠于朝廷，但他们手下的士兵却开始学东北军那一套，逐渐形成地方化的倾向。
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说到底，就是西北和东北两种军队模式的“合体”。
有人说，这是唐代军事制度的宿命，也是封建王朝中央集权的一个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