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的一场飞机坠毁事件导致成都军区两位高级将领的命运出现截然不同的走向。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中将因此事件被隔离审查，而与他并肩作战多年的政委张国华中将却未受牵连，安然无恙。这两位都是老红军，曾在解放战争中各自担任重要角色，两人同为开国中将，一同在成都军区共事多年。为何在林总坠机事件后，梁兴初遭受隔离，而张国华却能幸免于难？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1913年梁兴初诞生于江西省吉安地区的一个贫苦农家，早年由于连续的姓名误读，他将原名“梁兴祚”改为“梁兴初”。他的家庭环境贫困，导致他在少年时期几乎未曾接受正规教育。15岁时梁兴初被父亲送往当地的铁匠铺学徒，从此开始了他苦难却造就坚韧性格的打铁生涯。

在铁砧上锤炼多年，不仅锻造了他的体魄，也磨练了他坚不可摧的意志。梁兴初自述他的革命精神得益于那段艰苦的铁匠经历：“在革命的征途上，我所遭受的任何困难与磨难都未曾让我退缩，这种耐力源于我铁匠的岁月。

1930年，红军的浪潮席卷至梁兴初的家乡。听闻红军的理念与呼唤，17岁的梁兴初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红军，迅速显示出他在战斗中的非凡勇气与指挥才能。几个月内，他从一名普通战士晋升为班长，并在接下来的反“围剿”战役中多次表现出色，最终在长征中被提拔为骑兵侦察连连长，后晋升为二团团长。

梁兴初在长征途中九次受伤，每一次都以坚强的意志和战术智慧为红军的胜利贡献力量。进入抗日战争他的英勇表现更为突出，随115师参与了平型关大捷等关键战役，后被派往华东地区指挥抗日行动，期间升任滨海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又被提拔为山东军区第一师师长，其领导下的部队多次打击敌军，赢得了陈毅的赞誉。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初年，梁兴初与张国华的职业轨迹展开了迥异的路径。梁兴初率领的38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表现英勇，尤其是在第二次战役中打出了令人瞩目的“万岁军”称号。战后，他先后在海南军区及广州军区服役，并在此期间他还加入了高等军事学院深造。

与梁兴初的战斗充满外向的职业生涯不同，张国华则被任命为负责进藏部队的军事主官，领导原115师的18军勇闯西藏高原，途经重重困难，成功扎根于此。由于他在西藏的平和而坚定的领导风格，他被人们敬称为“佛光将军”。

尽管张国华的名气没有梁兴初那样响亮，他却早在1955年就担任了升格后的西藏大军区的司令员，而梁兴初当时还是广州军区的副司令员。在后来调任成都军区政委之前，张国华已经是西南局书记处的书记，积累了16年的西南战斗与生活经验，对西藏与成都的情况了如指掌。

1965年经过多年在西南地区的工作与战斗，张国华深谙当地事务，被任命为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与他相比梁兴初虽然有着四野将领的光环和猛将之名，但对西南地区却是一位外来的空降干部，对当地情况了解有限。

毛主席将梁兴初调至成都军区，是看中了他过去的军事成就与领导能力。当时成都军区局势复杂，需要一位强有力的将领来稳定军心和整顿局面。历史证实毛主席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在这种背景下梁兴初的到来虽带来了新的领导风貌，但他的不熟悉也成为其工作的一个难题。此时配备一位熟悉内情、能与梁兴初默契配合的政委显得尤为关键，而张国华无疑是最佳人选。两人不仅是江西老乡，还有着共同的红军背景和战争经历，这为他们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很快中央作出决定，梁兴初担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则作为第一政委，并且兼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到了1968年随着四川省革委会的成立，张国华被任命为主任，梁兴初则作为副主任，这一安排进一步强化了两人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合作，为成都军区带来了更为稳定和高效的管理。

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对陈伯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对四野的一些干部也发表了严厉的意见。在这种压力极大的政治背景下，梁兴初中将深受吴法宪主导的政治风波的影响，误将一些政治上被认为不当的观点引入成都军区，引发了一系列负面反应。这些行动后被组织彻查，并最终证实。

十年后，尽管梁兴初被认为没有重大过错并最终洗清了冤屈，但在九一三事件发生时，这些先前的行为被视为政治不谨慎，因此遭受了处理。在那个政治动荡的时代，任何偏离主流政治方向的行为都有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梁兴初因此陷入了长期的审查和隔离。

在梁兴初的回忆录中，他提到了两次与林彪的重要互动。第一次，他与张国华一起去见林彪，林彪对四川局势表达了关切，并对两位将军的到来感到安慰。第二次，是在一次看似非正式的社交场合，梁兴初被邀请到林彪家中与其他多名官员一起观影、饮茶。尽管这看似普通的社交活动，却在政治风暴中显得格外敏感。

当梁兴初的言行被曝光后，他面临不可避免的政治审查。在这一风波中，成都军区的宣传负责人陈仁麒和谢家祥也因未能有效遏制错误思想的传播而受到牵连。这一管理失职导致了错误观点在军区内的扩散，对军区的政治氛围产生了不良影响。

1972年3月，中央政府发布了〔1972〕14号文件，对这些官员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评判，形象地指责他们“误入歧途”，这份文件的发布标志着他们正式被纳入审查范围，开启了一段漫长且艰苦的政治清查过程。1981年梁兴初终于得到了政治上的平反，这得益于黄克诚大将和叶剑英元帅的支持和关照，他被安排回京并得到了适当的生活待遇改善。尽管被提议到济南或沈阳军区担任顾问，但年迈的梁兴初选择婉拒，决定安度晚年。

那么在这场政治风波中，张国华作为梁兴初的老搭档和政治同盟，却奇迹般地未受影响。这背后的原因何在？

1927年10月，随着毛主席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的到来，江西省永新县迅速被革命热情所点燃。张国华的革命之路从这里开始，深受其父参与红军的影响，他在年幼时期即遭受了地主家的囚禁和虐待。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张国华并未屈服，而是选择勇敢地加入了1929年成立的永新县西北特委游击队。很快，他被编入红四军第32团，正式踏上了作为一名红军战士的战斗之路。

1930年，张国华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凭借其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张国华逐步担任了团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以及连长等关键职务。在中央苏区抵抗“围剿”的激烈战斗中，张国华表现出色，勇敢无畏地战斗，因此荣获红星奖章。

长征到达陕北后，张国华参与了多次重要军事东征，并在地下党中进行了积极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他被送往抗日军政大学进一步学习，正逢毛主席讲解唯物论和辩证法，这段学习经历极大地提升了张国华的政治理论水平。

在解放战争期间，张国华在豫皖苏军区的军事成就格外显赫。1946年，他被委任为该军区的司令员，在短短两年内，他领导下的部队由最初的1.4万人壮大到7.7万人，成功在豫皖苏三省交界处构筑了广阔的解放区。

这一地区的稳固，为中原战场的整体战略布局提供了关键支持。在刘邓大军激战中原之际，张国华的豫皖苏军区发挥了极为重要的配合和支援作用。他的智谋和策略帮助第二、第三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而确保了解放战争的大局。

因其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毛主席于新中国成立后便委以重任，指派他负责解决西藏的战略问题。1950年，毛主席明确指出西藏的重要性，决定派兵解放西藏。张国华作为18军军长，被赋予了这一历史任务。

任务刚被下达时，张国华面临了个人生活的沉重打击——他的年幼女儿因病去世。这一私人悲痛对于一向以坚强著称的张国华来说是极大的打击。尽管心中带着巨大的悲痛，他还是坚定地回到了指挥部，迅速投入到解放西藏的军事行动中。

1950年3月18日，张国华率领的18军从滇西北出发，开始了艰难的进藏之旅。在行军过程中，张国华不仅指挥部队与敌军展开激烈的战斗，还特别注意保护藏区民众的生命与财产，深得当地民心。此举让解放军在西藏的形象大为提升，赢得了“仁义之师”的美誉。

张国华认为，要彻底解放西藏，必须取得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于是，他亲自指挥了昌都战役，这场战役的胜利为解放军打开了进入西藏的大门。昌都战役的成功被刘少奇赞誉为“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

经过不懈努力和谈判，1951年10月，张国华完成了毛主席的指示，成功将五星红旗插上了世界屋脊。1952年，西藏军区正式成立，张国华被任命为首任军区司令员。

195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仪式上，张国华因其在军事上的杰出贡献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此后他一直留在西藏，全心投入到藏区的建设与发展中，直至1962年，他又一次显露军事才能，成功指挥中印边境的反击自卫战，取得了显著的胜利。这场战争确保了边境的安全，还加强了中国在高原地区的防御力量，使张国华在军事史上赢得了“喜马拉雅战神”的美誉。

1965年，随着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张国华被委以重任，任命为自治区第一书记兼政协自治区委员会主席，开始了他在西藏长达17年的政治与社会建设工作。他在这一期间展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赢得了毛主席的高度赞赏，毛主席甚至亲切地称他为“井冈山”。

1967年，张国华被调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1971年又进一步担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他在这个职位上仅仅工作了一年时间，但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的努力在恢复生产和保障粮油供应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对他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周总理曾表示，中央正在准备进一步重用他时，他却不幸去世，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