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洪流中，张学良的名字始终与“西安事变”紧密相连，但鲜为人知的是，这位曾手握重兵的东北军统帅，在晚年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中心的采访中，对红军长征发出过一段发人深省的感慨：“换了任何其他人领导长征，恐怕连一千里都走不出去！”这一评价不仅展现了张学良对伟人领导力的深刻折服，也折射出长征背后复杂的历史逻辑与个人命运的纠葛。
1935年，张学良奉命率东北军“围剿”长征中的红军。在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遭遇惨败，红军以疲惫之师击溃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俘获五千余人。此战令张学良深受震动，他私下对部下坦言：“红军行军两万五千里仍能击败我们，若换作我带兵，队伍早散了！”这一反思成为他思想转变的起点。
彼时的红军正深陷绝境：湘江战役后兵力锐减至三万人，缺粮少弹，而蒋介石调集二十万大军层层围堵。然而，伟人凭借“通道转兵”等决策，硬是在绝境中撕开一条生路。张学良晚年回忆，正是这种“绝处逢生”的能力，让他意识到伟人的军事天才远超常人：“他能让一支濒临崩溃的军队凝聚不散，甚至越战越强，这是统帅的魔力。”
张学良的评价绝非虚言。红军通过破译国民党电报，掌握敌军动向。例如四渡赤水期间，蒋介石的部署被悉数破解，红军得以在数十万敌军缝隙中穿插迂回，被西点军校称为“无法复制的战术奇迹”。
伟人摒弃早期“关门主义”，与少数民族首领结盟，如刘伯承与小叶丹的“彝海结盟”，并利用国民党军阀间的矛盾分化敌人，极大减少了行军阻力。
红军纪律严明，即便饿毙也不劫掠百姓，与国民党军的暴行形成鲜明对比。蒋介石曾无奈承认红军“对人民毫无骚扰”，而这一民心基础成为长征成功的无形保障。
反观张学良的东北军，虽装备精良却因“无中心思想”而士气涣散，官兵不知为何而战，最终在红军的政治攻势与军事打击下节节败退。
长征不仅重塑了红军的命运，也改变了张学良的人生轨迹。1936年，面对日军侵华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二次合作。这一抉择的背后，既有东北军“打回老家”的悲愿，也暗含他对红军的认可，他曾秘密申请入党，并多次与周恩来深入长谈。
晚年的张学良坦言：“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只有利益，没有信仰；而共产党有思想、有纪律，这才是他们胜利的根本。”这种认知，与他在长征中目睹的红军韧性一脉相承。
张学良的一生充满矛盾：他是军阀之子，却推动国家统一（东北易帜）；他手握重兵，却因“不抵抗政策”背负骂名；他发动兵谏救国，却遭软禁长达54年。然而，正是这种复杂性，让他的评价更具客观性——作为曾经的对手，他对伟人与长征的推崇，恰是历史公正性的缩影。
1991年，重获自由的张学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念念不忘长征的启示，这段话不仅是对伟人的致敬，更是对一种信仰与组织力量的深刻诠释。
长征的意义远超一场战略转移。它证明了：一支有理想、有纪律、深谙民心的军队，即便身处绝境也能创造奇迹。张学良的评价，既是对伟人个人的赞誉，更是对新中国的历史认证。而张学良本人，从“剿共”将领到民族功臣的转变，亦成为这段历史最生动的注脚——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个人的选择与历史的潮流相互交织，最终铸就了不可逆转的走向。
